印尼，1999，讓絕望的觀眾回到電影院的男人：嘎林．努戈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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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1.06.2019

［文｜艾基．伊曼賈亞］

嘎林．努戈羅和（Garin NUGROHO）不只是創作多產、亮眼的印尼導演，也是國際影展盛事中最知名的印尼電影製作人。當國際學者、影展策展人和影評人討論印尼電影時，嘎林時常是他們談話的焦點。嘎林．努戈羅和 1961 年出生於印尼日惹，是印尼電影界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創新、具突破性的行動與成就，在電影美學、技術與敘事上有著長足的實驗與探索。更重要的是，嘎林是第一批勇於打破「新秩序時期」（New Order era，1966-1998）專制規範的人。

據筆者所知，嘎林也是第一位有專書討論的印尼導演。《And the Moon Dances: The Films of Garin》（2004）是前新加坡影展策展人暨資深影評人謝福龍（Philip Cheah）編纂的文集，書名取自嘎林的第三部劇情長片《And the Moon Dances》（1995），該片榮獲1996年柏林影展新電影論壇（Forum of New Cinema）單元的費比西影評人獎。同年，釜山影展策劃了一個特別企劃「嘎林與下一個世代：印尼電影的新可能性」（Garin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Possibility of Indonesian Cinema）。

嘎林．努戈羅和不只劇情片備受國際影壇肯定，他也曾拍攝數部紀錄片，以《Indonesia at the Margins: Political Documentaries and Essay Films, 1991-2002》系列發行，其中一些由在澳洲蒙納許大學任教的印尼電影學者大衛．哈南（David Hanan）剪接。

曾經於金馬影展放映之印尼導演莫莉．蘇亞（Mouly Surya）入圍坎城導演雙週單元的作品《瑪莉娜之殺人四幕》（Marlina the Murderer in Four Acts，2017），故事靈感即來自嘎林的第二部劇情片《A Letters for an Angel》（1994），此為印尼新世代創作者向嘎林致敬之作，而嘎林亦擔任該片的編劇。

只要談及印尼電影，免不了提起嘎林．努戈羅和的名字。2008 年，他擔任柏林影展論壇單元的評審團主席（他有數部作品曾在此單元放映），當時筆者在柏林影展親眼見到世界各地許多電影製作人（尤其來自東南亞區域的影人）向嘎林致意；影展期間，嘎林也接受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專訪。在其他場合，筆者也目睹過類似的敬意，包括 2008 年的鹿特丹影展；2018 年，嘎林在倫敦的劇場演出《Setan Jawa》（2017）時，筆者曾陪同嘎林在黃金新聞時段接受 BBC 採訪。

挑戰性的嘗試與突破

1990 年代，大多導演由於金融危機而停止拍片，當時電影界幾乎成了 B 級電影的天下，少數導演與影片例外，例如描寫印尼工人運動史的《Marsinah》（1995）；而嘎林亦持續拍攝電影。1990 年，嘎林推出了他的首部劇情長片《Love on a Slice of Bread》。本片是印尼的第一部公路電影，於 1991 年榮獲堪稱是印尼奧斯卡獎的芝特拉電影獎（Citra Awards），包括最佳影片等六項獎項；1993 年，嘎林以本片獲得由韓國舉辦的亞太電影節最佳新銳導演獎，當時他 33 歲。

嘎林拍攝第一部電影時，拒絕遵守獨裁者蘇哈托在「新秩序時期」設立的「實習政策」（Internship Policy），依據實習政策，電影工作者必須在副導演的職位待上一段時間，才能成為專業導演。嘎林是最早一批不遵守此規定的電影製作人。起初，該法規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到印尼，後來這套峻法卻套用到所有的日常活動。然而，嘎林無視迂腐陳規，他跳過實習程序，違抗此規則，之後許多年輕的電影製作人也隨之違抗此規範自行拍攝電影。因而當時許多電影是以數位格式拍攝。

蘇哈托的新秩序垮臺之後，嘎林的電影《Leaf on a Pillow》（1998）是改革階段初期的幾部票房鉅片之一，他與當時年輕一代的印尼電影創作者製作的一些電影，一同開啟了印尼電影工業的新時代。例如 Mira Lesmana 導演的《Kuldesak》（1998）、利利．里沙（Riri Riza）的《Sherina’s Adventure》（1999）──兩人分別為印尼電影《天虹戰隊小學》（The Rainbow Troops，2012）的監製與導演；多位導演合拍的《Jelangkung》（2001）和Rudy Soedjarwo的《愛情怎麼了》（What’s Up with Love，2002）。在那經濟動盪的年間，觀眾對劇院播放的劣質剝削、廉價電影興致缺缺，幸而嘎林的電影《Leaf on a Pillow》讓國內觀眾回到電影院，讓印尼電影最後重新贏回觀眾的信心。《Leaf on a Pillow》以新寫實主義的手法拍攝，於1999 年坎城影展入圍一種注目單元，並獲得東京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其另一部電影《Serambi》（2006）是和年輕導演共同執導的短片集，同樣入圍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藝術探索

有趣的是，嘎林的電影作品樣貌和帶給觀眾的感受似乎從不重複。他總是嘗試拍攝不同類型的電影。他持續嘗試不同手法與風格，強調印尼多樣文化中豐富的文化和傳統，同時設法闡釋印尼的特質。他電影裡的故事獨特，敘事風格與創作手法獨樹一格，擅長結合印尼豐厚的傳統以及現代的議題與觀點，使他的作品總令人感到別出心裁。

2006 年完成的作品《爪哇安魂曲》（Opera Jawa）是其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此為嘎林應美國劇場導演彼得．謝勒（Peter Sellers）之邀，為紀念莫札特 250 歲冥誕的藝術節（New Crowned Hope Festival）拍攝的影片。該企劃的其他電影包括蔡明亮的《黑眼圈》（2006）和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的《戀愛症候群》（Syndromes and a Century，2006）。在《爪哇安魂曲》片中，嘎林融合了印尼甘美朗民俗音樂與爪哇的歌劇與舞蹈，利用這些元素重新詮釋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故事。為了拍攝本片，嘎林邀集甘美朗大師拉哈育．蘇邦加（Rahayu Supanggah），以及曾任百老匯音樂劇《獅子王》舞蹈顧問與瑪丹娜御用編舞者的世界頂尖編舞家艾可．蘇布利陽托（Eko Suprianto）。

嘎林的另一大藝術成就是其 2017 年的劇場作品《Setan Jawa》，這是一齣由默片投影搭配現場演奏的甘美朗音樂的劇場表演，融合瓜哇藝術與德國表現主義的傳統，尤其是經典的穆瑙吸血鬼電影《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Nosferatu，1922）。嘎林在《Setan Jawa》作品中再度與甘美朗大師拉哈育．蘇邦加合作，於歐洲與澳洲的幾間大型表演廳演出。

嘎林亦採取新寫實主義的敘事手法，例如 1998 年的劇情長片《Leaf on a Pillow》、2000年的《無畏，詩人之歌》（A Poet: Unconcealed Poetry）和《Of Love and Eggs》（2004）。他也樂於嘗試新科技，《無畏，詩人之歌》以數位影片格式拍攝，在當時是率先應用數位電影製作的幾位導演之一。這種新的技術規格，讓嘎林得以拍攝超過十分鐘的長鏡頭。他近年的作品《來自爪哇的女人》（A Woman from Java，2016）則使用一鏡到底的鏡頭拍攝。

此外，嘎林也拍攝紀錄片。2008 年的《Teak Leaves at the Temples》融合在寺廟演奏的自由爵士音樂、當地傳說故事與地方社群的表演，包括五山（Lima Gunung）農人藝術家社群。從某種質變的角度來看，自由爵士樂的和爪哇文化的精神有些意想不到的相似之處。

政治發聲

嘎林也是社會、文化、政治行動家，曾撰寫諸多文章與書籍，其電影作品傳遞了他強烈的政治訊息。例如 2002 年的作品《親吻你的淚痕》（Bird Man Tale）描述了巴布亞衝突，並在《無畏，詩人之歌》描述了亞齊衝突和1965年印尼政府針對共產黨人、華裔人士、左派份子大規模屠殺與逮捕的九三〇事件（在紀錄片《殺人一舉》和《沉默一瞬》中亦曾處理過此題材）。嘎林針對文化上的不寬容與宗教恐怖主義的社會現象，拍攝了《被蒙蔽的青春》（The Blindfold，2014），講述強硬派可能對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帶來思想上的影響。

而 2015 年這部在 Netflix 平台上播映的《一國之師：佐格羅阿米諾多》（Guru Bangsa Tjokroaminoto）傳記電影，則以印尼的民族英雄佐格羅．阿米諾多（Oemar Said Tjokroaminoto）為主角，他是伊斯蘭聯盟的領導人之一，影片勾勒出仍為荷屬殖民地的印尼在其1920年代國族主義興起之時，其社會的氛圍。嘎林並在電影中試圖探問當代印尼的意義。在最新的作品《我身記憶》（Memories of My Bodies，2018）中，嘎林以印尼著名編舞家里安多（Rianto）的生命故事為譜，講述「凌雅」舞者朱納的故事。而這部電影因為觸及 LGBT 相關性別議題，而引發某些印尼宗教社群的抗議。

小軼事

有意思的是，嘎林雖然享譽國際，但他在印尼從未獲頒最佳導演獎。直到 2018 年印尼《時代》雜誌（Tempo）舉辦的時代影展，才讓嘎林獲得此榮耀，《我身記憶》獲選為最佳影片。筆者當時是評審團的一員，我想我們做出了恰當的決定。

此外，嘎林在 2005 年共同創辦了日惹奈派克亞洲電影節（Jogja-NETPAC Asian Film Festival，JAFF），這是和觀眾一同歡慶電影文化的電影活動，來自印尼和東南亞各地的觀眾都熱情活躍，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