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有一種鳥,一生都在尋覓帶刺的樹,
只有當牠往最尖的刺撞去時,
才會在極度苦痛的臨終前唱出一生最美的歌聲。

島嶼百年三部曲甫結束,餘韻於讀者未了,鍾文音便開始面對作家的雙重現實。書中的現實由作家建構,生活的現實則在作家抽離情節後,硬生生地於面前揮手。暌違三十六年的經典作品《刺鳥》再譯本,就是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下由鍾文音翻譯完成。「作家在靈感的大海裡會翻船,現實的困頓如此巨大,而寫作之耗神耗力讓人身心俱疲。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我會想做些事和文學有關、但與內在世界較無關的,不需要讓自己一起深挖下去,一方面也讓自己平靜下來。」

《刺鳥》是鍾文音少女時期就讀過的作品,而今以更直接、深入的翻譯形式再接觸,與過去的閱讀經驗自然出現對照。鍾文音笑說,以前一直有種浪漫,覺得那樣的愛情是絕對、是一種終極的事情;但那是因為少女時期還沒有經過淬煉,以為愛情招之即來。但往後會知道,人生裡的愛情通常是失敗的,重讀後其實更能理解故事表達的那種幻滅。
鍾文音為了翻譯作業,做了一些男主角洛夫的職業—神職人員的相關研究。故事裡洛夫於選擇愛人與忠於上帝之間掙扎,而現實中,神父的不婚有其歷史淵源。歐洲莊園時代,財產最終是歸神父所有。為了避免後繼有人產生紛爭,神父於是不婚。「而在閱讀、翻譯時,才又觸發我去瞭解這塊史實。」馬嘉露揭示的愛情,沒有絕對的對錯,因小說裡的人物通過了誠實的叩問。馬嘉露寫人性,通常不只一個面向,這也是《刺鳥》的複雜度所在。但故事的愛情太過鮮明,所以常常被讀為通俗小說。鍾文音說,這是一種高明的通俗,所以能抵達大眾的內在世界。有些書應該一讀再讀,因書雖如一,人的狀態卻會變化。《刺鳥》亦甚如是。「這次翻譯的語法比較乾淨,是比較全面性、好讀且愉悅的。」

人活了一生,勇氣通常只用一點點

故事裡瑪姬為了追求愛情,勇敢與上帝爭奪其所愛。「重新接觸《刺鳥》,讓我覺得我們活著其實勇氣很少,通常只用一點點,就把人生過完。不太敢嘗試因為害怕失敗、不完美。」「我剛完成島嶼三部曲,很多寫法會被拿出來討論。對我而言,如果不用實驗的狀態寫作,下一個完美就不知道何時會出現、也不會知道瑕疵是什麼。」就如真正的完美也還是有缺憾,因為不見反面的世界。
美好的東西都是由最深的苦痛換來的,是鍾文音所謂書中最美的隱喻。就作家來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苦痛:「寫小說的人要經過歷練。以自己的本體不要墜毀為底線,都可以勇於嘗試。當然苦痛不要大過於可承受的邊界,不然就變成折磨。」鍾文音說,她不羨慕那種一本小說就紅遍天下的際遇,某種程度上這是上帝的禮物但對她而言並不真實。「我比較喜歡實際去體驗、每天耕耘、因小收穫而真實感受文學或生命的糧倉漸漸擴大。」
如尼采所說,一棵大樹要長得挺拔,是因為根扎得深。而根在地下需承受的苦痛如黑暗、孤獨種種,才能焠鍊、支撐地面上的璀璨及明亮。「黑暗是大部份人所恐懼的,因為怕這些苦痛沒有變成養分。而沒有經過這些體驗,你不會知道苦的實像、苦的本身或苦最終將帶你去哪裡。」「書中稱之為苦痛是因為刺鳥的意象環繞其中,然而其實太過單一。說穿了就是經歷,有好有壞、存在各種變化。」

翻譯與創作於作者的對照

鍾文音本著作家身份踏入翻譯領域,我們於是好奇針對創作與翻譯兩種不同的文字處理形式,有什麼有趣的對照或是經驗?「翻譯很像是織女照著圖案織布按圖索驥,哪條線抽錯就不行,而創作就是那張圖在心裡,織錯也可能會繼續發展成美麗的錯誤」。翻譯對鍾文音來說,當作休息可偶一為之,但到底是在使用另一個作家的語言,會花去創作者本身太多時間。創作跟翻譯的本質不同,但彼此也存在些許關聯。以小說家自身的觀點轉換到另一部作品的轉譯作業上,要如何接近作者本身的觀點或是如何重新詮釋給讀者?「翻譯的唯一觀點只是抓住語感,因為介面無法更改。像《刺鳥》的原文就很平實,翻譯時我就不會用寫小說的華麗語法去詮釋。」
而在翻譯過程中,鍾文音笑說常常會有干擾的聲音,「像書中解釋戴恩的死是上帝的旨意,因為是瑪姬向上帝偷的愛。我自己在翻譯的時候就會想,如果是我應該不會這樣寫,戴恩就是為了救人,所做的一切也不要歸於旨意。上帝奪回的觀點就現實生活而言我就不能認同。有些時候很像自己變成導演,但畢竟我不是作者,無法更動劇情。」

因為愛才會讓我們擱淺

鍾文音不僅翻譯《刺鳥》,更延伸創作《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與其對話。以短結構的文字形式搭配攝影及繪畫作品、近似《刺鳥》的鋪排。小女孩的成長過程、主角貓貓的敘述到家族肖像的延展,鍾文音以其與馬嘉露對談。「《我虧欠》當中有與《刺鳥》的人物對照,瑪姬之於貓貓;雲林相對於澳洲的旱土,我想談的是貓貓這小女孩的成長到出走,當然當中也包括我自身的投射。」而書名《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改自於鍾文音喜愛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詩句。而這句話鍾文音意指的其實是洛夫,他為了權勢而對愛人有所虧欠。「我對於我所愛的人負有責任,因為愛才會讓我們擱淺。」
《我虧欠》所使用的語言有別於鍾文音的小說創作,以短句構成。「我不用詩的形式,因為包含太多轉借和再譯、像是抽象畫。我回到比較平實的語句,不用太多轉譯過程,比較像印象畫,沒那麼寫實、而細節需要讀者自己去拼湊」

作家,生活的幾百種樣態

鍾文音的創作能量涵蓋多種形式,除了小說、旅遊創作、近兩年更有以攝影與畫作搭配文字的圖文集,「台灣的作家比較窄化,創作的形式比較單一、會恐懼被認為不務正業。西方的作者把自己經營得較像藝術家。對我而言人生本來就很多區塊,要走得長會有曲線,有些小品能幫助我跨越到下個階段。動員我最多能量的當然是小說,但小說的完成需要先豐富自己的生命,可以多點碰撞。不要為了別人的眼光裁剪自己的可能。」
鍾文音說,她不會非常在意作家姿態,做什麼事最重要的是保持開心,而開心裡有哀愁、有生活的悲苦、有現實。現代的作家無法像古時候的詩人一樣真正做個隱士,只能在內心與世隔絕,但仍然得面對紅塵。鍾文音不用單一的價值觀看作家,生活有幾百種樣態,找到適才適性的方式最重要。而游於藝、大量閱讀、擴大自己生活經驗,比較符合她的寫作態度。
而面對各樣的藝術表達形式,創作本質難免存在差異。「基本上我不是攝影師,所以是用小說家、而不是透過鏡頭去看世界。到新的地方我會用小說界面來勾映、鋪陳構圖。」鍾文音從高中就開始拍照,第一台使用相機是哥哥給的 FM2。「攝影對我而言比像是情人關係,懂得什麼時候該抽離、提起及放下。而我的攝影也不是走專業路線、比較偏向人文攝影的調性。我唯一能捕捉的是文學透過鏡頭的影像再造。通常在意識裡已經有結構存在、所以以氛圍為取向。」
攝影與文字創作畢竟是兩回事,一張照片有時候涵蓋千言萬語,而寫作則是把看不見的千言萬語描繪出來。另外聊到繪畫,鍾文音認為對她而言油畫比較像是療癒的過程。「攝影無法療癒我,還是存在一個機械的中介。寫作太勞身,文學帶來的療癒畢竟太慢,通常都是文字抵達、人尚未抵達;或是在結尾角色已抵達但作者尚未。但我發現繪畫可以,透過油彩、顏色,人會變得想對單純。」這些媒材對鍾文音來說都是文學版圖的加油站,「我需要偶爾抽離寫作再回來,不然折損太快,自己也知道會走不長。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要去旅行,這場馬拉松賽跑的休息站要設多一點,不然會跑不到終點。」

最後與鍾文音聊到未來創作計劃,「我想寫有關精神病院、旅館那種封閉場域的故事。想寫我喜歡的女作家、會先處理之前旅行的、比較熟悉的文本,另外我也想寫馬偕的另一半,有關女性與海洋的故事。」她笑說計劃很多,但作家最大的阻礙其實是能否好好坐在書桌前。「我寫作了二十幾年才慢慢發現難處在哪裡。閱讀很容易,書裡的世界千山萬水,當我攀爬、眺望,發現有這麼多的前輩在裡頭刻畫,常常被現實生活吞沒、因為要生活而被吞噬時間。作家與筆碰觸的時候,文學與想像的奇航開始,但不知道會不會遭遇暴風雨。最難的是,現在連能不能好好坐在書桌前都不知道。」   
用經驗想像回憶拼湊亦真亦幻的世界是小說家的恣意,而在書外,創作者同樣必須面對生活的現實及一切開心悲苦。鍾文音細膩的處理外在與內我的碰撞,持續帶給讀者遼闊而幽微的創作版圖。

撰稿:張偉萱

攝影:兄弟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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