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
 in 微創 ╳ BIOS |大師講堂影片:http://goo.gl/AlmpnF(製片徐國倫 / 下)
「第九單位」有電影即將開拍,剛才一進門,即見鋪滿整座空間的前製期劇組人員;尾隨徐國倫和黃志明監製打過招呼,我們遂就喧賓奪主似地佔領辦公室用以採訪拍攝,這裡的牆面和層架上有獎牌獎座,有代表台灣影史里程碑意義的電影海報,這麼一待著,不免滋生莊嚴與恢宏之心,話題也導向整體產業,「之前常跟志明哥聊,就電影而言,台灣跟大陸的關係有點微妙,會不會變成像美國跟英國、澳洲的關係?結論是會像美國跟加拿大。一個極龐大的工業在產生,人才往那裡匯聚,產業膨脹後所有東西上漲,製作就又外流到成本相對低廉的鄰近地區。」在徐國倫看來,既然難以忽略大陸電影蓬勃發展的事實,則應該去理解電影市場為何如此轉變,而他尚未參與過合拍片這點倒令人有些不解,他苦笑說每次接了就會停工,大陸號稱一年要拍 800 部電影,但一年只有 52 週,有多少部片可以上映?每部片又都需要主角,卻沒有那麼多人稱得上是卡司,演員量沒有跟拍片量等比上升,很多片就是因為沒有演員所以停工。
回看這幾年的台灣電影一度產量急增,徐國倫體察到一個迫切的問題,「工作人員沒有太多次機會去磨練同一件事,因為同時在成形的案子太多,以往要拍 3、5 年才能向上一階,如今職能上所需磨練的時間空間都被壓縮,一旦大家覺得你很不錯,你可能這次只是製片助理,下一次就要當執行製片了。以今年來講雖然台灣本身的片子變少,但外來的片子變多,又都擠在同個時間點,就發現人怎麼永遠都沒空,不能都是這些人在做,尤其助理們更要認真學,因為下次可能就要承擔責任。」他直言現在一輩的機會比起前人好太多了,過去要努力 5 年才能晉升,如今兩年就有,但能不能頂住,端看個人付出多少努力;《KANO》和《等一個人咖啡》都只雇一名製片組實習生,他原先的想法是找一個最有機會繼續拍片的人,但近來有感於從業人員實在供不應求,所以這次他做出調整,能帶盡量帶,希望把多一點人留在電影界,從基底擴大,才能夠從根本改變現狀。

大學前都在運動、打籃球,幾乎不看電影的他,成長過程中對於進戲院的記憶只有《大恐龍》(後譯為哥吉拉決戰皮歐朗迪)和《少林足球》,直到大一上學期修了藍祖蔚老師的課,才曉得怎麼看電影並產生興趣,他很快就決定畢業製作要自己拍片,然而拍完後亦確定了再也不當導演,「我擅長的是發想跟規劃,我可以預先設想很多可能性,但導演必須有更多現場即興發揮跟解決問題的能力,我不是這一路,如果我做副導,現場也會掛掉。」
製片是拍攝現場的大總管,看遍世間百態甚或光怪陸離,若要徐國倫舉出幾次永誌難忘的特殊經驗,他首選《KANO》拍攝烏山頭水庫時,站在裡頭打開閥門,以最近距離觀看洩洪過程;再者是《等一個人咖啡》,學生時期讀了許多九把刀小說,合作中得以親炙他的思考邏輯,「他的速度太快了,大概是常人的兩到三倍,跟他討論故事會覺得自己還差很遠;我們都是周星馳迷,這部片完成小時候的夢想,有機會跟周星馳的班底合作是滿另類的收穫。」提醒他別忘了因此認識老婆、結婚生子,他立刻聲明「這是最重要的」,他說拍片本身就很不可思議,每件事都值得回味一輩子。
入行初期總期待將來能做到某種類型或預算規模,如今他漸漸體會遇到志同道合、彼此激盪的夥伴,才是工作中最開心踏實的滿足時刻,「不管預算規劃、勘景或找演員,每個環節都是創作的一部分,拍片的人沒有對劇本或事物的角度,就很難把事情做好,如果要從工作中昇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看法,才會變成好的電影人。」他一邊歸納,一邊走在民生社區的夜色中,下午的大雨稍稍緩解了盛夏那股包覆上心的濕黏感,我們帶著攝影機與他繞行一周再回到起點,「第九單位」通明依舊,一部部電影,將繼續在這些拍片人的腦中與手裡成形。
 

【in 微創 ╳ BIOS| 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
近年介紹過不少新生代導演,顯現的是台灣電影青春朝氣的一面,然而新生的芽尖之下,都是仰賴無數從業人員築成枝幹,擔任強韌厚實的中堅,撐托起整座產業,該是時候令他們獲得多一些目光與關注。本系列專訪了十位術業有專攻的電影工作者,有的自片廠起步,有的是學院背景出身,資歷橫跨八〇年代至今,即使在攝製領域的職涯中他們慣於退居幕後,卻有許多經驗、故事值得以文字和影像記述,關於拍電影的種種,以及他們深愛電影的人生。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採訪:孫志熙

撰稿:孫志熙

圖片提供:in 微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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