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談紀錄片的本質,導演本身的生活,以及對影展的看法,也格外令人好奇。這些回答,雖然都是個人意見,但聚合起來,多少能描繪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不斷尋求突破口的各種嘗試。
 
BIOS:您參加 TIDF 的原因是什麼?
 
*蘇弘恩(入圍作品:靈山)
參加影展是因為想要提升作品的能見度,並且有機會跟其他導演交流。TIDF 是台灣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它們在選片的時候很支持獨立製片及非商業性的紀錄片作品,對我們這些資源較少的導演來說,是宣傳作品很好的機會。在導演交流部分,它們歷年來都會挑選出優秀的台灣作品,並邀請國外影人來做分享,對我來說,這些交流都是很棒的養分。
 
*吳耀東(入圍作品:戲台滾人生)
主要是能增加影片曝光度。在台灣一部紀錄片完成,你沒有資金、奧援做宣傳、推廣,甚至上院線,那這部影片就準備躺在自己家裡的書櫃上,或是 D 槽。因此參加影展至少還有些機會,運氣好遇到喜歡的評審,影片起碼可以在戲院放個兩場,面對觀眾交流 Q&A,這對創作者是一種莫大的光榮和回饋。演員需要舞台,紀錄片創作者需要放映管道。TIDF 走了十屆,有其定位與高度,獨立公正,不那麼商業,甚至帶點學術,是給紀錄片的專業影展,能夠入選,對自己是一種非常大的鼓勵。
 
*廖建華(入圍作品:末代戰亂犯)
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是會很希望讓很多人看見的,可能是對內容議題取向有興趣的人,或想看相關方向電影的人。而來影展的觀眾,我想和我之前播映《末代》管道的觀眾,多少會有落差,會想增加另一個觀看此片的族群。另外,影展是對紀錄片本身的肯定,也許包含對題材的挑選與處理的方式,這對我來講也同等重要,雖說拍完之後作者(製作團隊)已死,但我只能為我的紀錄片背書,而不是為紀錄片以外的意識形態背書。
 
TIDF 的前身是紀錄片雙年展,如果有別的考慮,那就是想參加看看紀錄片的盛會,能和不同的紀錄片工作者交流。另外一個淵源就是前年參加了「DOCDOC工作坊」,所以就報名了 TIDF。
 
(靈山)
 
(戲台滾人生)
 
(末代叛亂犯)
 
BIOS:就您的觀察,影展如何促進紀錄片創作的發展,又對觀眾帶來哪些影響?
 
*黃亞歷(入圍作品:日曜日式散步者
影展作為匯集專業影人和關心藝文的觀眾之重要橋樑,在影展期間內,觀眾透過策展人規劃的主題與策展理念,觀看到平日不易接觸到的影片,不僅為觀眾提供了更多思考的切入點,也為影片拍攝者提供了可相互對照、討論的平台。
 
然而,影展的專業性不應該建立在片商市場交易的基礎點上,而是如何開放更寬闊的影展論述,行走在觀眾之前,不盲從於既有潮流,而能勇於拓展更多元的觀影分眾階層,讓文化累積與藝文水平培養,不因為無法速成地達至普遍化,失去了根基性的意義。
 
另外,具足內省態度的影展,應做為提出不同觀影態度的指標,為大眾與電影之間提出了獨有的洞見,但當然也可能在目前開放性有限的藝文條件下,形成與大眾更劇烈落差的隔閡。
 
這是影展面對的課題,也是台灣整體所面臨的挑戰,在電影藝術教育未能充分貼合的體制與環境下,無論是影展本身或是拍攝者,都還一段遙遠的路途要走,然而也相信,只要有人堅持前行,這緩步的轉變及其過程,仍是值得期待並留下更深刻的足跡的。
  
*柯金源(入圍作品:海)
影展提供創作資源、交流的機會,更是紀錄片的重要播映平台之一,但因同時具評選機制,可能朝主辦方的價值觀傾斜,間接引領社會觀影的品味,對於形塑多元、自主、溝通的社會,是否造成影響?需要再觀察。
 
(日曜日式散步者)
 
(海) 
 
BIOS:您有哪些管道取得拍片資源,幫助您完成紀錄片?不同管道的資金和資源,會如何影響創作?
 
*黃信堯(入圍作品:雲之国)
我有兩部紀錄片是跟公共電視合作,之前也有申請紀錄片輔導金和國藝會的案子,也曾和超越基金會及雲林縣政府合作。我很幸運,合作的對象都願意給導演很大的空間來發揮。
 
真的要慎選合作單位啦,像這次《雲之國》是拿公視《紀錄觀點》的製作費,之前寫的企劃書跟最後拍出來的部分,除了島沒變其他都變了。我在剪的時候有點慌,想說這種片子公視怎麼可能會播、收視率一定很低,但那時候製作人王派彰很能理解,擔起製作人的角色去和公視內部溝通,最後才通過了。假如我遇到的人不願意幫我,只回覆說會再給上面的人審查,那可能就沒完沒了。
 
拍《帶水雲》也是遇到很有 sense 的文化處長和評審。那時候,他希望有人可以透過紀錄片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雲林的不同面貌,即使拍到不好的事情,可能就是政府要檢討的部分,而不是導演要避開或是修改,只有真實的記錄,大家才會在影片流傳的過程裡,真正看見雲林的樣子。
 
有一個好的製作人,至關重要。導演就是負責創作和創意,全心思考把創意和創作發揮到最大,前提是製作人一定要挺你,否則你自己去面對出資者,可能就會搞到翻臉賠錢,或是被迫改成對方想要的樣子,導演就會很痛苦。
 
盧彥中(入圍作品:就是這個聲音)
我拿公共電視的錢拍了兩支,另一支片是國藝會+新北市補助。內容方面,運氣不錯!公視給我很大自由空間,也沒被另外兩補助刁難過!但話說回來,影響方面,可能我沒「大尾」到有私人要投或拿錢找我,所以影響方面,我也沒有經驗。
 
(雲之国)
 
(就是這個聲音)
 
BIOS:拍攝紀錄片,可以維持個人生計嗎?
 
*李念修(入圍作品:河北臺北)
我不是以導演維生。我的主要工作是編劇與剪輯。以剪輯紀錄片而言,確實無法支撐生活開銷。與其他類型影片比較,剪紀錄片的工作量、剪輯的難度、所需的時間都是最多的,但費用可能是最低的。所以我的接案範圍涵蓋紀錄片、劇情片、廣告。
 
就導演職來說,以我所知,他們大多有教職身份,至少有一份固定薪水,才能持續拍攝紀錄片。總之,東牆補西墻,使命加熱血,先衝了再說吧。
 
*李惠仁(入圍作品:蘋果的滋味)
2008 年我辭了電視台的記者工作,開始拍攝紀錄片,我個人有一個堅持就是:政府部會、公家機關的案子我一概不會碰,因為我不想為了結案而「被妥協」。
 
所以這些年來,我大概就是把公視《紀錄觀點》提案委製的經費挪一半去拍「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系列。除此之外,我也同時擔任 freelancer,幫雜誌採訪寫文章、在電台擔任兼任節目主持人,這樣就可以持續拍片囉。
 
(河北臺北)
 
(蘋果的滋味)
 
BIOS:請談談新科技對紀錄片創作的影響。例如您怎麼看待群眾集資作為紀錄片新的籌資管道?網路影片如何影響紀錄片的創作?
 
*廖建華(入圍作品:末代叛亂犯)
當初群眾募資的確占了《末代》不少比例的經費收入,對我來說,群眾募資其實不僅是一個資金的來源,同時也是一種宣傳。
 
《末代》的募資專案距今已經快要兩年前,在這之前因為發生 318 運動,周邊相關的計畫都獲得不少的回響,《太陽不遠》也比《末代》早開專案募資,所以當時會有點怕因內容性質相似,而募資失敗。至於募資成功的原因,我想還是需要去問當初的資助者會最準確,當初能做的,其實只是搭著 318 運動過後,社會的氛圍和社運與紀錄片內容參與者的網路轉貼。
 
這兩年之間募資成功的電影越來越多,我不確定未來電影募資是否會更困難,畢竟這件事情不再新鮮,或者資助者也有了一些「經驗」。但我想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還是會期許自己,如果以群眾募資作為紀錄片的籌資管道,不能僅是以議題作為唯一的訴求,迎合大眾對題材本身的想像,甚至是迎合社會的集體氛圍,失去了紀錄片帶給觀眾的批判思考與政治性,或其他理解與觀點的可能。我覺得這也同時是在消磨大眾對「台灣」紀錄片的期待與信心。
 
關於大量的網路影片,會讓我想到,就像新聞專題報導和紀錄片的差別到底在哪,大量的網路影片可能是動畫短片、劇情短片、脫口秀、新聞,甚至是一篇影像/文字的專題報導,以《末代》來講,就可以跟民視的「台灣演義」比較。
 
當然我可以將紀錄片列舉出跟以上種種的網路影片與節目,許多相似與相異的地方,《末代》的內容也可以像是「台灣演義」的敘事方式給觀眾看,我覺得也很好,其實很多時候沒有拍紀錄片的必要。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對觀眾來說,紀錄片和相似的網路影片與節目會差在哪裡,還是大多數時候沒什麼差。
 
也許過去紀錄片承載了一些「使命」與「目的」,但現今這些「使命」與「目的」很可能是被大量的網路影片取代的,這更讓我思考拍紀錄片的本質是甚麼,或者剩下甚麼,畢竟要投入的精神、時間與金錢,客觀報酬率來看,拍紀錄片真的是「做興趣」的,而大家為何還拍紀錄片,也許就各自有不同的原因了吧。
 
*郭亮吟(入圍作品: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技術、資金和器材,都曾是影片製作難跨過的門檻。因為器材、技術改良更新,操作簡便,成本降低,讓更多人可以跨過這個門檻,如過往只有國家政府機關或是商業電視台才能製作歷史題材的影片,現在卻可以看到歷史詮釋不同於「國家級」的觀點的影片,有的從個人/家庭出發,影片的人物、階級、性別等更為多元。
 
群眾集資成為紀錄片的新籌資管道,讓創作者在政府單位、電視台、影展市場、基金會等對補助外,因為少有「申請標準」、「結案規定」、「評審意見」等的重重設限,較為自由,且讓在「標準制度化」下較難出線的導演/題材有了其他可能性。
 
網路影片以及各種形式訊息,大量、無時無刻、不斷累積、增加、傳送。網路對紀錄片的創作,影響是全面的,不同面向也互相交替影響。
 
(末代叛亂犯)
 
(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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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韋惟珊
劇照提供:TIDF
 
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時間:05/06(五)—05/15(日)
場地與放映資訊:詳見 TIDF 官網
 
延伸閱讀:
2016 TIDF 台灣競賽入圍導演問與答(一):紀錄片,不該有種既定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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