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接近結束的地方,有個段落的情境是: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在周遊列國完畢,蒐集完各種好點子準備「帶回家」的同時,以旁白點出:這些理想其實有很多源自美國,所以應該換我們(美國人)自問:「別人辦得到,我們怎麼可能不行?」

上面這段話,讓電影的收尾顯得樂觀充滿希望。但在此同時,背景搭配的音樂卻來自2000年由碧玉(Björk)主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執導的電影《在黑暗中漫舞(Dancer In The Dark)》⋯⋯

那是一個難民母親為了治好兒子的眼疾,在60年代的美國受盡階級剝削,更捲入殺人案,但她熱愛音樂而總是逃遁到幻想的世界裡,即使最後被判謀殺絞死,依然唱著歌的故事。電影看到這,我無比好奇這段配樂的挑選,到底是不是故意的?究竟有沒有「弦外之音」?麥可摩爾是想藉著該片的主題(寬容地)提醒:所有犯錯的人背後都有不得已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嗎?還是想(殘忍地)戳破:樂觀唱歌的背後,其實只有穩死的命運?

(依我看,更大的可能性是他根本沒想這麼多。因為這部片左看右看,都沒有要那麼「認真」的樣子⋯⋯)

《插旗攻城市》是一部記述摩爾到許多國家——幾乎都在歐洲——去「取經」的過程的紀錄片。他搞笑自稱侵略者(Invader),四處去搜刮別國在特定領域的美好表現,將背後的思維、心態、作法「佔為己有」,帶回美國參考。然而藉由流暢的敘事,層層說明讓人(至少在看的當下)抓不到破綻的推導,精準的喜劇時機(comic timing)掌握,加上摩爾本人大智若愚、很容易與受訪者打成一片的特質,讓這裏的「invade」其實更像「invite」,邀請這些受訪者無私地敞心分享,也邀請觀眾和他一起參觀、驚嘆這些「世界奇觀」。最後更邀請這些思維回美國。

這些國家及議題包括:義大利的「八週起跳基本年休、強大的工會組織與快樂的企業氣氛」,法國的「全套營養又豐富的學生午餐」,芬蘭的「又短又無回家作業的學校教育,及全球第一的教育品質」,斯洛維尼亞的「免費大學教育」,德國的「短工時高效率」還有「對大屠殺歷史教育的用力扎根」,葡萄牙的「毒品除罪化」,挪威的「教化型監獄及人民對死刑的看法」,突尼西亞的「後革命女性平權」,最後是冰島的「女性參政風潮」。

做為全世界票房最好的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一旦出手,一定不會乖乖的,一定要違反(某一派的)紀錄片倫理而表彰強烈的立場,而且毫不掩飾以偏概全,近乎譁眾取寵。這造成他過去的作品有時會過度引導,觀點和資訊的揭/掩偏狹,變成單向的教述狀態,缺乏思考和討論的雙向性。不過多年下來,這幾乎也成為觀眾和他的默契了,無怪乎媒體會形容,他的電影是「喜劇式紀錄片」。

有趣的是,在小布希政權於 2008 年結束之後,他的創作量也大幅下降——但明明包括史諾登事件,無人機殺人行動的激增,及美國用數位病毒攻擊伊朗核子設施等等大事,都發生在歐巴馬政權。來到《插旗攻城市》,他的態度比起過去,巧妙地從「我們哪裡做錯了/誰誰誰根本是壞人!」變成「別人哪裡做得比我們好/我們要加油!」這種種,多少也體現了他的政治選擇吧。

當然,沒有人說談論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就一定要針砭缺失,「取人之長」仍是有意義的。尤其電影開始沒多久,摩爾就自己打預防針,表明他知道這些國家也各有各的問題,但他是來「摘取花朵,不是收割雜草的」。不論背後有什麼複雜的結構性成因,也不管這些國家在其他方向有什麼更嚴重的困難,在這幾件事情上,他們的確做得好。那些美好的雲朵總和,真的讓我們看到當代人類可以擁有的理想國,一個值得用「美國夢」的浪漫熱血再次冀求的烏托邦。

而在其中,對當下的台灣來說,有幾個議題也值得我們思考。首先是在義大利和德國,受薪階級過著工時不長、休假很多、薪水不低的生活,故能有每日每日的「work-life balance」,以及每年每年的旅行充電機會。這跟亞洲的我們相去甚遠,而背後關於人口密度、歷史資產、政府形態等等的理由繁複,確實不好三言兩語下定論。但這其中有個關鍵,是受訪的企業老闆們說:開心的員工效率特別高,而慷慨的給薪會讓他們樂於為公司的獲利付出。這麼簡單的概念,卻是台灣許多工作環境缺乏的,而背後的深層差異也許還在人對人的信任,換言之是心胸狹窄與否的問題。

另一個議題是教育,芬蘭的基礎教育不只時數短,還幾乎沒有標準化考試——亦即,盡量減少「有正確答案」的測驗方式。這是個有趣的概念,我們也都看到這樣僵化的(只需找到單一標準答案的)考試讓我們(當然不只我們,全世界許多國家都仍如此)的教育變成所謂填鴨式、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學習,老師沒有時間學生也沒有機會學習多角度思考。甚至這還反過來,造成我們許多人過度相信凡問題都有正確答案(或至少是最好的答案),少了接受世事的隨機性、不確定性,以及承認自己無知的謙卑。

再者,德國對於大屠殺歷史的(近乎神經質的)戒慎、恐懼,讓他們在教育上毫不逃避地直視這議題,告訴孩子們自己的罪人身份,用力撲滅任何重蹈覆轍的星火。這令人敬佩,也展現出在這時代,實踐普世價值的唯一正確方法。同樣地,若把這段落和台灣本身的轉型正義相提,則德國幾乎全體都是加害者後代的情境,跟台灣複雜的組成確實不同。但相對地,他們歷史的恐怖(或至少,全球知名的程度與細節)是最高等級,而就連這樣的他們都能面對了,我們真的應該想想怎麼更具體地往前踏。

最後是挪威。死刑不存在,監獄設計得寬敞不壓迫,不給予受刑人太多禁制,最長的刑期只有二十三年。而這樣的他們甚至擁有全球前幾低的謀殺犯罪率。然而 2011 年,畢竟還是發生了殺人魔的大屠殺,整部《插旗攻城市》最讓我驚訝/驚喜的一點也就在這裡:摩爾訪問一位當初被害的小男孩的父親,問他是否希望殺人魔被判死?他說他不希望。他說,因為他知道感化式的監禁以及非報仇的社會氣氛,是讓這個國家減少這樣的瘋狂份子、降低未來再發生慘案機率的正確方法。所以他不贊成死刑。

這真的讓我瞪大眼睛。即使知道,這可能不是全貌,其他受害者的家屬不一定這麼想,但麥可摩爾在此傳遞的反死刑概念,直接跳過原諒不原諒,而是對正向力量「治癒社會」的相信。在這位父親身上,體現了整個社會教育的成功,讓一個人對理想價值的信仰超越了仇恨和痛。不管這部片有多少嬉笑怒罵,或修理美國社會的故意偏狹,光憑這個細節,我就想推薦所有每一個台灣觀眾都應該進戲院去看。

推薦《插旗攻城市》,去看看紀錄片要怎麼拍成喜劇,又同時不失思考價值吧!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聯影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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