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

紀錄片主要仰賴小螢幕傳播,小螢幕的收視習慣又緊扣各國民情,故創投市場上買家真正在乎的,往往是片子題材符不符合國內觀眾的興趣與理解力,想當然爾,歐洲 buyer 一致對《不即不離》中的馬共歷史霧煞煞,亞洲共產黨他們只認識中共和越共,廖克發向 BBC 提案時,還發現就連殖民了馬來西亞一百多年的英國也都對此不甚清楚,「他們會建議怎麼包裝讓歐洲比較想買,比如有人說可以包裝成『亞洲神祕、失敗的共產黨』,我很抗拒,雖然我知道可以找到更多資金,但我不是商人,我是創作者,我喜歡跟被攝者在一起,片子裡每個老黨員都是我一個個拜訪找到的,我很尊敬這些人,他們甚至不願意把這些過去跟子女說,但是卻願意在我的鏡頭前說,所以我非常介意他們看片子的感受,否則我就不配當導演。」愈是往外找資源,相伴而來的就是各種聲音與意見,廖克發強調要很清楚片子為誰而拍、自己又為什麼愛這部片;此外,現今國際上受到更多關注的是南美洲與非洲國家,當台灣創作者自我介紹時,那份足以讓人留下印象的自信及驕傲,也是需要慢慢尋找累積的。

籌備階段的製片角色

台灣電影環境對於製片一角,長久以來都存在偏頗認知,導演會覺得製片是個限制,或只是管錢的人,哪裡有錢往哪去,陳璽文為此抱不平,「我們其實是給建議,跟誰談會對片子比較有幫助、怎麼找適合的資金。製片通常被認為只考慮錢,但如果我只考慮錢,我根本不會做這行,我們都是在找方式把片子完成。」他舉例,帶著《不即不離》去到「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時,雖然他與 Discovery 關係良好,但一經面談,雙方都明白片子並不適合這個頻道,也就不需強求;參加創投會的目的,是找到對的方式賣給對的人,提案不一定只在會議桌,常常也會突然發生在吃飯喝咖啡的時候,製片必須練就隨時隨地都能完整講述故事的功力,而既然無法改變歐洲人不熟馬來西亞的事實,陳璽文便逆向思考設計了一段開場白:「這是你不知道的歷史,而且很多人不想讓你知道。」吸引注意力的效果確實很好。

同樣的馬共與家族史題材,廖克發早在 2013 年就以《波羅蜜漫長的飄香等待》獲得優良劇本獎,但是隨後的籌拍過程碰了很多釘子,人也陷入低潮,一些前輩建議他何不先拍紀錄片,於是才有了長短兩版的《不即不離》,「接下來我跟 Stefano 會發展這部劇情長片,現在滿有信心世界上只有我最清楚、最能拍這個故事,因為沒人像我一樣跑了那麼多地方去見那個年代的人,聽他們怎麼談戀愛,怎麼拿著槍衝進森林過了 41 年的生活,這些人會給我力量,讓我能跑這麼多創投,耗那麼多年。」去年台北電影節與南特影展合辦「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耳聞內部對廖克發的進步給予高度評價,對此他回應:在台上 pitching 大概 7、8 分鐘,其實我覺得沒有多少人在聽的,這些人一年要飛幾十個國家專門聽故事,即使故事很獨特他也記不住,但是他可以記住人,我的感覺是不需要讓他記住你的故事,但要讓他記住你,你的感染力比內容更重要,當我說我怎麼見到那些馬共,怎麼愛那些角色,真心地說他們就感受得到,這就考驗到你是不是真誠。」陳璽文當時搭檔的導演則因為說故事說到落淚,一年後當他又碰到那位講師,對方果真還記得這件事,這讓他確信,性格特質比起故事內容更能烙下深刻印象。

「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與「Talents Tokyo」工作坊

上文提過的「Asian Side Of The Doc」、「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皆是屬於買賣市場,而釜山影展亞洲電影基金下的「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簡稱AND)則是視計劃潛力直接補助部分製作金額,並為獲選者開設研習課程,廖克發是去年的學員之一,「他們給我剪接和拍攝上的建議,而不是將來怎麼賣或放映,有一些緬甸和柬埔寨導演本身是難民的身分,他們想把這些經歷拍下來,AND 因為認為你非得是講這個故事的人,所以就全力幫助,真的站在創作的角度,那是非常溫暖的。」受益於工作坊的諮詢與建言,《不即不離》片長從兩個半小時剪到 80 分鐘,廖陳兩人都有信心能讓各國觀眾看懂並感同身受。

10 月 AND 之後,11 月廖克發馬不停蹄到東京參加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的亞洲分支「Talents Tokyo」,此工作坊有如新銳導演與製片的在職進修,有大師講堂,也有拿拍片計劃和各國選片人、發行商交流的機會。經過一輪磨練,廖克發進一步省思:「容易抹煞導演的地方也是影展,一個人要摸透自己跟電影的關係需要時間,不是拍了一部短片就會知道,這 10 年來世界影展數量增長 10 倍,台灣也是非常多影展的國家,我們對導演有一種光環,我常覺得這個光環有點太多了,對我來說想拍片跟想當導演是兩回事,中國很多紀錄片導演完全沒有受過電影訓練,但是看到不公平的事就想記錄下來,蹲在那邊拍了一兩年,要剪了才去學剪接,那些片就讓很多影展覺得很驚艷,但他徹頭徹尾只是想拍下來,這個衝動就是你跟電影的關係;台灣相對是安逸的社會,我們有很多電影學校,很多影展,請來很多大師,年輕人的電影教育是從看大師作品開始,可是那是他們花了一輩子累積出來的,不可能模仿跟重複,裡面潛藏很多細膩的東西你未必知道。」他發覺很多年輕導演拍了一部短片,因為影展多,需要片量也需要得獎者,只要切對口味、做評審喜歡吃的菜,得獎就不是太難,因循苟且下去,很容易變成只是為影展拍片,他引述李屏賓的話:2、30 年來影展變得很多,真正留下來的電影卻很少。

順著影展話題,陳璽文亦觀察到很多台灣導演仍有柏林和坎城迷思,「這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如果片子九月拍完,坎城跟威尼斯都結束了,只能等到二月的柏林,6 個月內片子都不能曝光;第二是你的片子適不適合去大影展跟那麼多大片競爭,被放在哪個單元其實會決定片子的命,所以這件事要考慮很久,也要很早就開始考慮。如果你的片子很好看,基本上除了坎城之外,不會有影展因為你不是世界首映就拒絕你,有時候一部片不需要去太大的影展,如果在中型影展得很多獎,反而比較容易被注意到。」他笑說他也可以理解「只要去了坎城人生就圓滿」的想法,但制定一套參展策略是體現製片工作價值的重點,除了風格調性的適合度,也要注意評審對片子有無幫助,一味地報名參加也可能會被認為案子老是沒進展、是不是哪裡有問題。(更深入的國際影展討論請見《孰破孰立,哪條是獨立電影真活路?》

參加創投與工作坊的具體收穫

「不一定是上課時學到東西,而是下課後跟大家聊天,會抓到不同人的想法,很幸運有這些機會吸收別人的經驗。今年南特工作坊徵件時,很多人問我可不可以當製片,因為他們找不到人,我不是台灣人但大家卻只能找我。」陳璽文略感難過,希望台灣業界能更重視製片職能、培養本地人才;坦言跑創投是拍片最痛苦階段的廖克發,雖然覺得過程充滿掙扎,但也體會到一切的目的並非讓手上的 idea 變成電影,而是途中會遇到一些人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孕育之後更成熟的創作心靈。

 

【吾世代電影活路】
生長在台灣新電影落幕之後、如今邁向而立階段的創作者,在育成階段雖汲取大量國外作品精華,卻因歷經台灣電影產業谷底,而缺乏來自本地的影像文化養分,走過蒼涼的 30 多年,必須重新發掘講述自身故事的觀點與手法。

繼 2015 年「新導演的幾道難題」後,2016 年「吾世代電影活路」系列於每月第四週的週四晚間在閱樂書店舉行,放映會將關注青年影人對各種議題與類型的嘗試,亦引進國外優異短片以供觀摩;講座部分則探討當下關於從影的種種難題,以自力救濟的態度解套精進。台灣電影的前路尚未明朗,而我們都能做犯難先行的人。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撰稿:孫志熙

圖片提供: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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