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底層人物與謊言,在不同電影裡被分別扣合起來。康德的道德律令(註 1)對這些人而言,太過理想與高張。例如張贊波的紀錄片《大路朝天》(2015),作品分析高速公路建設過程,國家現代化溫床如何餵養層層的利益與鄉愿;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2017)則將小人物在階級差異中所承擔的苦悶,從幽默的步調裡娓娓揭露具體的壓迫。將類似議題深入,其中牽涉的是自由與個體能動性的問題。個體對行為的選擇具有完全的掌握嗎?抑或在多數階層,彼此擁有的,僅是名為自由的幻影?在此脈絡下,耿軍的《輕鬆+愉快》以更荒涼的視野,將社會問題放入劇情片中。它沒有《大路朝天》那種尖銳、也沒有《大佛普拉斯》戲謔與詼諧,在更平靜、日常的敘事節奏裡,現象得到近乎俯瞰的視角,廣茅感從影像延伸出去的,是一股束手無策的絕望。

欺騙無疑是《輕鬆+愉快》的作品核心。全片從不同層次、不同情境與手腕呈現能被其所概括的各種行為。電影開場裡,一名香皂推銷員遇見了武術課程的推銷員。武術推銷員首當其衝,為對方介紹了各種學習武術的好處,說著便在雪地裡逕自翻滾、跳躍起來。那顆出現在預告裡的鏡頭為電影定下基調。這是敘事技巧的法則之一,故事第一塊完整段落,在觀眾好奇心與吸收力最強的階段,將無條件影射往後的走向與風格。那一刻起,營生的強烈目的配上滑稽、誇張的動作,使得往後推銷香皂、佛牌、甚至張貼通緝偷樹犯的人都染上相同色彩。不管換了什麼行動,武術推銷員的愚鈍總沾黏在每個人身上。束手無策生拙劣,手段拙劣生滑稽。

然而電影令人玩味之處並不僅止於此。在角色結構上,耿軍透過唱頌聖歌、尋找母親的傻子,將主旨往更深一層挖去。他是第一位並不推銷東西的人,因為偶然鼻塞,讓他拒絕了嗅聞帶有毒性的香皂。假他之口,電影在地方官員詢問究竟是誰犯罪時,向觀眾拋出了問題的死結:「我們每個人都有罪。」推銷員們、傻子、地方警察、樹木管理員,在這句台詞的籠罩下無一倖免。不過,身為電影觀眾,在抽離劇情的角度上,這句審判般的話語並不能成為最終拍板定論。畢竟如果能在其中嗅到一絲喜劇氣味,那往往代表自己身處高於角色們的視角。因此,有些問題是可以、且應該繼續問下去的是:角色們被什麼所困住了?有沒有可能試圖從現實當中,刻劃出那使「所有人都有罪」的藩籬?

在層層纏繞的欺騙主題下,電影核心在此,再度繞回了自由。從作品之社會背景來看,中國極權式資本主義發展,庇蔭的仍是中上階層。因此,若出生不在國家建設發展的大傘之下,走進《輕鬆+愉快》場景那樣的荒蕪,個體將面臨的,是更加沒有能動性的掙扎。舉頭三尺無神明,處處皆是天花板。這也是為何中國電影總容易將社會矛盾呈現得特別具體。該環境條件下,有沒有機會,往往能得一翻兩瞪眼的結論。走出《輕鬆+愉快》的背景後,新自由主義世界裡的人們背負的自由更加虛幻,也更加沈重。能動性問題在台灣並未能柳暗花明。新自由主義與資本競爭帶給人們美好願景之後,一切看起來皆有選擇餘地,便讓所有問題,被回推給個人。但在中國可以明確指出極權主體,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度,只是變得擴張更遠、更難以察覺。當資本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主宰主流秩序與價值,它成為更加破碎、沒有特定時空的存在。當尋找問題的手指無處可去時,自然便將茅頭指回最不具反抗力的個人。

事實上,要在新自由主義國家脈絡下呈現與《輕鬆+愉快》相同的政治經濟問題,比將故事背景放在極權社會裡困難許多。在該種條件下,故事所要捕捉的便不單只是國家機器這張網,而是那沒有形體、沒有具體時空的資本邏輯、與霸權。因此,《輕鬆+愉快》在小品式黑色喜劇節奏下,應該能延伸出更多問題。從謊言出發的故事,最終纏繞的,是自由的主題。我們真的都有能力選擇說謊與否嗎?都能選擇如何營生、如何活著嗎?在現實考驗下,都能迄及康德理想化的道德律令?如果不行,那麼意識到藩籬所在便是第一步,而如果有可能,我們還希望能指出藩籬的本質、與成因。

註 1|根據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令:普遍行為準則、以人為目的、以及自律意志,無論在什麼情況下說謊——就算是善意的謊言——都是不道德的。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撰稿:張敦智

圖片提供:《輕鬆+愉快》劇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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