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其中兩部片:《流亡的獨裁者》(The President)和《馬克馬巴夫的電影私塾》(Daddy's School),前者是伊朗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2014 年的新作,後者則是關於這位導演家族的紀錄片。一般而言,創作者的紀錄片都是探掘他的生平,所處的時代,面對的環境或政治課題,及藝術哲學等等,但是這部紀錄片很不一樣。它的被攝主體太奇特了:馬克馬巴夫一家五口,都是世界知名的電影創作者,而這樣的藝術視野和生產力,是這位「老爸」一手調教、引導、激發出來的。

1957 年出生於德黑蘭的穆森馬克馬巴夫,曾想要當伊斯蘭世界的切格瓦拉,他在十七歲那年參與革命、中槍被捕,不但被關了五年的政治黑牢,還遭受虐待雙腳受傷,一度無法行走。沒完成中學學業的他,轉而靠自學拍電影,從他開始創作至今,三十多年來總共完成了二十多部長片,及其他紀錄片、短片等等,得過的獎項包括坎城、芝加哥、盧卡諾、釜山、東京、威尼斯等等數不清的國際影展。
而他的電影私塾——或該說是家庭學校事業——開始於他的大女兒薩米拉(Samira)十四歲那年。當初,原本一路朝著醫生之路邁進的薩米拉,有天突然宣布她不念書了,想要學拍電影!這當然引起全家傻眼。但這位父親其實深知:在伊朗的教育體制下,學到的知識是相當保守、封閉、枯燥而且充滿意識型態的。所以他想,何不就自己當老師,讓女兒在家自學?
於是「馬克馬巴夫的電影之家」(Makhmalbaf Film House)開張了。而且不只大女兒薩米拉,還有二女兒哈娜(Hana),兒子梅山(Maysam),和妻子瑪琪耶(Marziyeh)都變成他的學生。他們的「課程」包含多項主題,從視覺、聲音、對人的觀察,到創作者的自信以及承擔,這位父親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身兼導師,啟蒙家人們的藝術心靈,這樣「多位一體」又「權威」的角色,很值得玩味。然而他對孩子們(尤其女兒)的教導,又強調讓她們跳脫傳統伊斯蘭/伊朗文化的束縛,自己判斷和思考。

多年下來,這間私塾的成果是:薩米拉曾得到過威尼斯、慕尼黑、坎城、英國影藝學院等等獎項,她的首部作品《蘋果》(The Apple)在坎城入選的那年,她創下最年輕導演(十七歲)的紀錄。妹妹哈娜也不遑多讓,得過包括威尼斯、羅馬、奧斯陸、柏林等等影展肯定,十五歲那年她的第一部作品《瘋狂的愉悅》(Joy of Madness)在威尼斯首映,也再度刷新了姊姊保持的「最年輕影展導演」頭銜。至於一家之母瑪琪耶的作品,拿下威尼斯、釜山、南特影展等等獎項,兒子梅山則是身兼製作人、編劇、攝影師的「最佳助手」。 
而從紀錄片可以看到,這一家許多成員的創作題材,正來自他們課堂上受到的啟發。譬如對身體自由的探索:學習騎腳踏車的經驗,是瑪琪耶的《The Day I Became A Woman》第二段故事的靈感;或對社會新聞的好奇:一對伊朗女孩被父母囚禁十多年的事件,成為薩米拉的半紀錄片《蘋果》的拍攝主題。這些都帶著人道主義的關懷,及對保守社會中人與群體/階級/體制等等的互動的關注。

 

薩米拉也回憶道,他們家從小就是「什麼話都可以說、可以問,什麼話題都能聊」的自由風氣,這樣的她去到學校,卻發現女生被當做次等公民,不被允許(跟男孩一樣)做自己、追夢。這不平等讓她難以忍受。也是這樣的「家教」,讓這一家的女性都亟欲衝破環境限制,創作出自己的強烈觀點。而伊斯蘭社會看待女性的差異眼光,則成為其中最顯眼的主題。

同樣地,這關懷人性/人心的題材果核,也藏在穆森馬克馬巴夫去年的這部《流亡的獨裁者》中。即使拍了三十多年,仍可以感覺這位創作者心中那股質樸的韌勁,故事描述一位中東的獨裁者(沒有明說是哪一國)因為暴動危及政權,才剛送家人搭機逃離(他自己選擇留下,以為還有轉圜餘地)一轉眼已經被推翻了,變成臨時革命政府的頭號通緝犯。他帶著外孫流落南方的荒涼村落,先後在身無分文的理髮師、逃難的村民、被軍人糟蹋的妓女、及逃出政治獄的犯人行列中躲藏,也一步一步聽自己的賞金越堆越高……。
這是個「反派禍首」的奧迪賽。自稱一輩子沒親手擦過屁股的獨裁者,落了平陽蹣跚惶步,見識自己造就的「民不聊生」,在生命末日來臨前真正體會「活著」。他被稱呼陛下,他的外孫是皇子殿下,他要求每一戶國民都把他的玉照掛牆上——但在這趟路上,他不只發現沒有任何人敬愛他,而是根本「溫暖」、「人情」等等字眼就不存在這個國度。
 

 
整部《流亡的獨裁者》因此不只是「始作俑者看清自己的罪過」,他看到絕境(自己的),更看到絕望(人民的),當他目睹反抗軍(同時也是昔日政府的走狗)公然搶劫、強暴一位路過的新娘,那當下身份、立場、思想、體制等等都退位,只剩下一群無政府狀態的人,施行著叢林法則。而這些無法無天,正是他留給後世的遺產。
 
同理,在人們瘋了似尋找他的下落的同時,那些說要活活燒死他,或砍下他的頭,或在他面前先把他孫子吊死……等等的最殘酷話語,源自「恨之入骨」的記憶,這不只襯托他過去的惡行,也批判了「得理不饒人」的素養不足的民主。這一切再透過一個孩子(他的外孫)之眼來發問,來記敘,既是某種幼稚卻天真的目光,也道出了偏差的價值,多麼容易藉由從小灌輸、根深柢固。
 

 
再說回創作者。穆森馬克馬巴夫本身,如前述是政治黑牢和刑求的受害者,他更因為作品長期受到伊朗政府的非難,而流浪在外多年。這些心情,似乎都能在《流亡的獨裁者》讀到。故事中那對理髮師父子「已經賒帳到全村沒有人願意賣東西給我們了」,這是他的個人經驗。他說:「即使是現在,走在倫敦街頭看那些挨餓受凍的乞丐,我都會為身為中產階級而感到羞愧。」
 
他也說過:最初聽聞孩子要拍電影,他是不贊成的,因為不希望他們「長期在電影審查制度下被批判、攻擊,何況經濟也不穩定」。然而離開家園後,從印度、阿富汗、巴黎再到倫敦,不斷流浪的他必須帶著家人,他又說:「這對我而言是一種選擇,但我的家人卻是『被迫』的。」言談中流露的,是讓孩子們「失根」的悵然。事實上在阿富汗那年(2007),在薩米拉的拍片現場真的發生過炸彈爆炸、人員傷亡的事件,這究竟是對其女權立場的不滿?還是如穆森所說,是伊朗政府的授意?他甚至表示:「伊朗政府曾兩度派恐怖份子到巴黎追殺我們。」可見這家人的生活真的籠罩在陰影中。
 
但在紀錄片裡,還提到另外一件事。那是 1995 年,在拍完了《純真的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後,穆森馬克馬巴夫面臨一樁兩難:伊朗當局要求先大幅刪改內容,才准上映,這對他而言是對心血結晶的戕害;但如果選擇撤映,等未來(說不定)電檢制度放寬了再讓作品面世,那會無法向出資人交代。結果這家人開了家庭會議,五票全數通過「把房子賣了,還錢給製作人」,以保住爸爸作品的完整。瑪琪耶馬克馬巴夫面對鏡頭說:「對我們一家人而言,『電影』是比有個屋簷住在下面,還重要的!」
 

 
今年三月底,我在香港電影節參與評審的其中一日,在片與片間的空檔被影展總監 call 到一旁的咖啡廳去,在那裡我見到一位慈藹有禮的黑短髮中年男子,和他氣質高雅但笑容和善的女伴。一經介紹,我才知道他們就是穆森與瑪琪耶馬克馬巴夫夫婦。我的評審同伴對他們說:「謝謝你們拍出那些美麗的電影!」而在當天的講座上,穆森馬克馬巴夫則說了:「在伊朗,我們說所有的電影都是鏡子,把鏡子放在社會面前,可以反映它,甚至改變它。因為當你站在鏡子前,你會修正自己的儀容。一部電影如果拍得夠好,是可以改變觀眾、改變文化的。」 
 
紀錄片裡,穆森說過他這輩子最親愛的人是他的祖母,「她是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集合」。不過「我祖母所敬愛的那個神,祂對音樂和電影都無法接受,所以每當出門去朝拜,經過市場聽見歌舞聲,我祖母會把自己的耳朵摀起來,甚至要我連眼睛都閉上……」 
 

那個閉眼遮耳的男孩,如今走到半個世界外,將他的作品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而你我透過聽,透過看,心領神會毫無困難。這位溫和的長者背負的故事,如此綿長,這就是電影藝術的力量。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台北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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