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可以」錯亂而卻又恰如其分──談許哲瑜麥克風試音 I、II

作者印卡

日期19.11.2015

事實上黃國峻在臨走前寫給母親的散文〈報平安〉沒有收錄在《麥克風試音》這本書當中。許哲瑜以「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為名的展覽中，試圖以透過《麥克風試音》的詼諧作為作品的理念，也許是談到了〈報平安〉與作家生平的巧合，反倒在傳播途徑中，陰錯陽差使得這篇書信散文取代了〈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地位。像是〈還有什麼話要說〉中，「當然如果病床旁沒有親人陪伴，也許我還可以說幾個黃色笑話騷擾一下護士小姐，反正等他要控告我時，我早就已經死了。」這樣的話，對於生命面貌的各種調侃，雖然不及〈報平安〉中更為荒謬、更為浮誇。普通人讀到：「我本來是寫給六姨媽，但是她在國稅局上班，我在信上會忍不住一直批評財政部長的政策和髮型。我很感謝阿姨，她以前常鼓勵我去玩搖滾樂，也許她有嬉皮的靈魂，想要藉我來達成夢想。可是沒辦法，我才要去上第二堂電吉他課，沒想到吉他老師就在家中開槍自殺了，享年二十九。後來學費雖然有退還，但是錢還是全花在參加葬禮的西裝上。」大概覺得阿雜之外，會在黃國峻帶著魯蛇氣息一連串政治不正確的話上打顫吧。

關於當代藝術與文學的關係上，除去許多藝術家透過文學作品發想，剩下的也許稍有點耳聞的，如 2012 年開始惠特尼美術館都會舉辦《白鯨記》馬拉松朗讀，今年度的活動也已經展開，或是英國大英博物館時常也會舉辦詩人走進博物館的演講，甚至去年高美館曾經讓詩人與藝術家對話「詩與藝，手牽手」的活動。但這些活動史終還是停留在文學推廣的層次，因此要說起這一次許哲瑜的展覽與《麥克風試音》的關係，除了對於死亡論述與死亡本身的巧合之外，許哲瑜這個展覽大概是這幾年在台灣當代藝術場域中，少數當代藝術跟台灣文學文本有直接關聯的展覽，用手指來數的話，大概就是哆啦ㄟ夢的等級吧。

如果說許哲瑜以「麥克風試音」、「麥克風試音第二部分」討論死亡，倒不如說是藉由這一些非自然性的死亡，許哲瑜這兩個異地展覽的作品討論了語言的（不）在場的共享。列維納斯說的：「死亡是使得能被思考者變成能被思考的那個東西的終局，正因為如此，它是不能被思考到的。人們甚至不能再說死亡就是虛無，因為，虛無和存在都涉及理解──當死亡不涉及做為一種屈從於消亡的存有者的人，而涉及存有之理解本身時，死亡的問題是無法理解的。這一終局在智性中找不到模式。」也因此，當「麥克風試音」將一般文學文本的〈報平安〉作為一整體預言的時候，任何形式的死亡與抵消，被原本不該持有的發言者所發言時，文體與作者，論述與發言者之間不可取代的關係就清楚起來。可以說〈報平安〉的預言特性、「麥克風試音：告別式」電話中袁哲生的〈送行〉或是「麥克風試音第二部分」母親對於新聞報導中的死亡事件到許哲瑜的爺爺自殺事件，我們可以說這雖都出於一種弔念，但任何語言上產生魔力的效果卻都來自於死亡經驗的不共享、但語言層次上卻看似是共享的弔詭。

語言同一，但經驗不同一的現象，說起來像廢話，但從許哲瑜透露袁志傑在整個藝術計畫中到最後深究爺爺喝農藥自殺開始對於語言感覺到某種再現的倫理性，或說為什麼許哲瑜可以有資格重述他爺爺的死亡呢？這裡語言在死亡面前所呈現「作者權」與事件「本真性」的衝突是其一，語言共享與死亡殊異性的矛盾是其二，記憶非實存的特性與他人經驗的鴻溝是其三。而許哲瑜這一次「麥克風試音」正是揭櫫了一種語言甚至影像共同體對經驗介入的不可能，但得提醒的是這種不可能也往往是各種藝術類種運作的機制。

在其錄像作品的形式中，「麥克風試音」透過陳琬尹口述袁志傑、陳良慧和羅天妤一方面是表達了前述討論語言證詞與事件的矛盾，講著自身家族史的「證言」。在錄像風格上，許哲瑜往往以白描動畫人物取代真實人物的形象。過去林怡秀曾在〈化名者的現身，示意圖的生產與後設拆解〉提到「貨幣身體魅影」的概念，是否這也可以讓我們不僅僅靠近布希亞討論文化消費到影像擬真的問題，而且更進一步地藉由「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提問影像技術在近一百年後逐漸主題化、形成一種可以討論的影像語言，麥茨（Christian Metz）的電影符號學著作《想像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米克．巴爾（Mieke Bal）的《敘事學》，或是簡奈特（Gérard Genette）在《轉喻》以電影為例，影像在當代符碼化已經是稀鬆平常。當影像的繪畫性逐漸流失之時，我們在「麥克風試音」作品面前或許更可直接提問：影像在當代已經是一種在沙特意義下像文學語言一樣的非感覺藝術嗎？又或者近年來錄像藝術的敘事轉向有更深刻關於影像語言在社會中感知結構徹底轉向的問題存在著呢？而《致信黃國峻》幕中陳良慧在空間中出現的真實背影或是許哲瑜在鏡子中出現的真實面容，我們可以看作是影像本身繪畫性的一種反抗嗎？

同時就像是在「麥克風試音第二部分：母親的信」思考著一名聲稱藝術家的強姦他人事件、意外身亡的命案、描述爺爺葬禮情景的錄音檔以及神明聽的複製畫肖像，除了探問真實與其失能之外，若以文學視角來說，許哲瑜類型化的漫畫塑像到採用的新聞體裁甚至他所採用的錄像形式，指向的是一種文體（genre）彼此間的虛構（fiction / forger）的鎔鑄。而正是這樣的感知結構才在去年燃燒了散文本真性與否的文學論戰。必須老實說，任何文體本身都有其運作的內在機制，文學與新聞、虛構影像與社會紀錄片透過與真實不同的距離維持著其內部的文體自律性，但這在臺灣的社會中有時又弔詭地不被相信。「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就是這樣真切的例子，我會更強硬地說，透過陌生第三者的轉述與添加細節、藝術家動畫擬態的重製，它並不是介於真實與記憶之間，它就是第三人轉述的故事：當它使用新聞語彙，它就是新聞，以錄像作品出現，就成為了作品。「麥克風試音第二部分：母親的信」則是更進一步逐步遠離死亡，轉往藝術家機制的反思。就像黃國峻在《麥克風試音》〈不可把生命只看成一百多磅重〉結尾這樣逗趣地講著：「因為書中有幾段虛構的性歷險，我總不會笨到去認領吧。」他直指著文學與藝術根本的力量，「虛構」永遠是藝術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