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五十三屆金馬影展《一念無明》、《樹大招風》、《不成問題的問題》、《白蟻》、《接線員》等作品,電影中社會關懷的面向在今年度似比往年更加活躍。其中由黃進執導的《一念無明》以躁鬱症為入口,揭開香港現下政治、社會、經濟的困境,精巧的場景安排、演員的表演、加上成熟的敘事技術,一方面契合觀眾需求,博得掌聲、喜愛,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化身成一股洪水,沖走片中巨大的現實。

作品與現實間應形成什麼關係,在歷史不同階段一直為所有創作者所辯論。其中「為藝術而藝術」的傳統在十九世紀宗教落沒、科學、工業興起的背景裡達到全盛,而後在二十世紀漸漸不受重視,多數創作者如今仍轉向思考作品與現實間,如何互動的問題。此問題牽涉的面相,包括了何謂「互動」?「互動」如何生成?理想的「互動模式」應呈現成什麼樣子?如何將互動最大、最深化?等等不同面向的思考。而不同的思考進路,都進一步催生不同流派與風格的藝術創作,有部份漸漸隔離出自己的觀眾,有部份則漸漸屏蔽自己,只有少數能在藝術與現實的拉鋸間獲得成功。

文學傳統中,傅柯與德勒茲都曾透過不同的理論面向,思考作品於現實中定位。在《外邊思維》裡,傅柯企圖梳理文學作品如何引進更大的世界,藉此對現有的真實秩序與認知,形成可能的擴張、挑戰與破壞。他認為窮盡各種敘事技術,語言本身最終只能指向自己、自己的內在,在此前提下,擴張便成為不可能。因此敘事若要尋找更大的世界,應該從字裡行間發散,透過情節、場景前進的動能,帶領讀者到懸崖邊,想像/看見那個未於作品中被指涉出的世界。透過這種方法,現實才有被讀者重新解離,並重新建構新目標與想像空間的可能。

德勒茲與瓜塔里的文學研究也與逃逸相關。他們結合佛洛伊德的潛意識與慾望分析,加上馬克思的唯物論歷史思考,企圖拆解出作品、現實、與個人意識、潛意識間連續的運作邏輯。在這一套體系被建構出來後,他們以卡夫卡《城堡》為例,指出文學對現實的可能在於從虛構裡,找出一種「逃逸路線」;藉由虛構敘事的理解與帶領,現實中被壓抑的慾望、自由、與受困的身體能找到出路,獲得釋放與被承認的可能。

從這些舉例回到黃進的《一念無明》,我們看見的是傅柯筆下,不斷強調單一事實,因此持續塌陷,最後無法看見更大世界的故事。儘管在精神疾病、經濟、以及居住正義問題上,電影都透過合理感人的情節,對現實進行嫁接,但在觀影結束後,除了悲劇傳統敘事結構帶給觀眾的淨化(Carthasis)外,電影呈現的社會問題卻難以被延續至電影院外繼續思考。電影在個人情感的矛盾與悲痛上下足重手,以成熟的方法描寫,觀眾因此可以投入劇情。然而綜觀全片的比例,抒情成份嚴重地壓過社會問題,電影中,抒情成為最終主要的目的,種種社會問題與矛盾在此前提下退居為手段。經過這樣的選擇,電影最終呈現的是個人情感先行,因此無力觀看世界的視角。

就嚴格意義上,真實世界與私人情感兩種矛盾是離不開的。如果將藝術作品視為現實世界的倒影與延伸,那《一念無明》並未踏出更多一步,劇情裡透過天線少年跟小王子的故事作為劇情的救贖與轉捩點,但這是微觀層次上,虛構世界的奢侈。真實世界的匱乏與矛盾的要害,顯然並不在缺乏一個體貼、天真的少年,以及美好的童話慰藉。因此,當敘事中理解無法提升至更高的層次,便會掉回虛構的重力裡,難以觸及現實。儘管劇本野心設法連結諸多香港的社會現況,但《一念無明》最終只是余文樂與曾志偉的故事。虛構退回虛構,現實滾動現實。可能性打折以後,電影帶來的是兩個小時與觀眾間夢一般的虛耗,失去原本埋藏在劇本下的潛力與野心。

儘管如此,若單就全片的完整度與敘事技巧來看,《一念無明》無疑仍是一部傑出的作品。指出遺憾的同時,亦不可忽略藝術技巧上的成功。綜合這兩種角度,我們可以說,《一念無明》為藝術/現實此長久考驗所有創作者的問題與取捨,從較靠近觀眾那一側,做出了一步可觀的跨接。普羅大眾受群藉此可知,「好看」與「真實」或許沒離得那麼遠。不需要超級英雄,我們就有動人且充滿掙扎的故事。

【對話】
作品、現實、個人、與理論間,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對核心概念強的作品進行精讀、對核心概念弱的作品進行偏讀,並視為特定文化現象詮釋,可以加深不同場域間的關係。此為本專欄寫作之目的,也做為作者自身創作理想方向的追尋路途。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撰稿:張敦智

圖片提供: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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