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模糊糊的灰色地帶玩出一條生路,玩出一個故事,甚至玩出一番道理來,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之一,這是我從小聽相聲就懂的道理。二十幾年後,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也給我類似的感受,而這不只是談戲中劇情,也講戲外的這整個創作本身。這無疑是一部有趣的電影,情節叫人拍案,人物的言行更是擬真得入木三分;但是在戲外,劇作者的意圖和呈現方式,或許更值得尋思。

「我不是潘金蓮」是個駁斥句,是委屈極了的喊冤句,被丈夫虧負了的女主角李雪蓮,狀告法院不成,乾脆改走告狀路線,上京攔官車喊冤,而一個落魄的農村女子被枕邊人欺騙,這怎麼看都符合廣大無產階級人民的受迫害代表。於是喊冤有效,一連串遇事沒「辦好」的領導們通通被革職,問題是革完職也就了事,問題沒真正解決,一直伸冤未果的女主角於是年年告狀,變成地方到中央都聞名的頭疼人物。

在這故事內部,首先可以從兩個觀點來討論,但兩個都不能完全說通。第一個是:李雪蓮跟丈夫的「假離婚」計策出了差池,他不但另結新歡還當眾羞辱她是潘金蓮,這樣的冤實實在在,當然不可能吞下去。問題是,人情有理不等同於法有理,有時候被騙只能懊惱自己不精明,法律不可能涵蓋所有的道德評判場域,這是人治社會(的想像)與法治社會的現實差異。這也是馮小剛一下子圓、一下子方的鏡頭所要區分和表達的吧。

然而另一個看法是,這喊冤一開始就無理,劇中法官(即後來的院長)也說了:正是因為一開始就判對了,才有這一連串問題。於是從法制人員到地方首長,再到省長和中央,所有被牽連的人都才真的是冤。但是,這些人即使在處理上沒有惡行惡狀(片中小小踩紅線的「喝茶」約談橋段,也被馮小剛親口定調為「命令的層層傳遞走了味」),但根本沒人想過要對症下藥——或者,對他們來說的「症」就是這個人本身,想辦法打消,或阻止她的告狀,就是治本的方法了。許多人形容片中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的烏紗帽,這既是現實,又不只如此。在我看來他們不是「只在乎」這個,而是根本沒有能力,或沒有基本的知識概念判斷問題的根源在哪。

所以跳到故事外,對於馮小剛的創作態度,同樣有兩個觀點可以討論,而且一樣地,我都沒有完全同意。首先是,這是一場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意圖抨擊腐敗大力踩痛點,道出層層官僚體制的無用和昏庸。但若真如此,不會有越到上層越明事理的安排,不會有前述的「北京 = 方格鏡頭 = 法治」的概念對應,不會有最後看似「想通了」的認命。這不是《官場現形記》,而是更接近荒謬劇,一群無奈的或無理的或無賴的人們因為莫名的俗世規則和際遇,兜在一起,最後彼此浪費生命。藉此,馮小剛的確沒有要讚揚什麼,但把過錯都侷限在小奸小惡的範疇,也就沒有真的要用力針砭什麼了。

最後一種觀點,則是這終究是一部拍在灰色地帶,小貶大褒,小戳針大河蟹,以小民的酸苦當作娛樂,最後頌讚大官英明的主旋律電影。這方向我基本上認同,但覺得還是不完全貼切。這般說法的關鍵在於:片中最大的兩個官,人代會上的領導以及後期的眼鏡市長,一黑臉一白臉,都是看似真心為民的。如此一來等於是把所有過錯都侷限在基層或中游了。但真的是這樣嗎?對這點的討論要回到上面「故事內」的第二觀點,亦即到底有沒有人想要「對症下藥」?那場會議上的領導講話安排,是全片最有趣的洞察,從會場佈置之(無謂的)龜毛,到會議開始之後主持人對全場的耳提面命(不要亂放砲),再到這位父母官「我今天只帶耳朵來,不講話」的宣言,順便訓一下做球給他的下屬,再接到最後「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簡單講一下」結果一大串從和緩到疾言厲色根本早就準備好的稿子脫口而出,讓人想到中小學的朝會上,校長或主任講話,那種連我這小屁孩都能看透的表演路數⋯⋯。

我的重點是,領導被攔車,一聽這事有冤屈,但是沒有提出解決方法,只交待下面要處理,結果只「處理了下面」。同理,這一連串長官,連同那位眼鏡市長,動不動就「我來親自會一會她」,真的碰面了,卻沒有一個人跟她討論事情的原委,沒有人思考情理的不滿有沒有什麼其他法律途徑可以疏通?沒有人想辦法消解她心中的結,只想或軟或硬或曉以大義地勸她把結吞下去,或先放著吧,或讓它自然風化。於是說到底,我看不出這樣的官到底哪裡真的被頌讚了?

這裡面只有一些漂亮的話,「我們要以小觀大,要苦民所苦,要不能只在意自己」,但到底有誰有智慧看清楚問題?似乎還是無。所以,《我不是潘金蓮》是一部有趣的商業電影,是一個融合了精巧的戲劇斧痕,和精彩的人物嘴臉描繪的好玩故事。但它是否罵了什麼?或捧了什麼?我覺得一切都仍在一個灰色地帶,禁不起,或其實也沒那麼值得斤斤計較了。

 

【張硯拓】
影評人,1982 年次,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評審,經營【時光之硯】部落格及粉絲頁十年,著有電影散文集《剛剛好的時光》。信仰:「美好的回憶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龍祥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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