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許耀文 ]

如果你是藝術電影(Art House Cinema)的觀眾,對這片金棕櫚葉絕對不陌生,只要在電影片頭看到坎城這個Logo,幾乎可以確信該部作品有一定水準,像是一面電影的金字招牌。究竟,普遍被大家稱作「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到底是什麼樣的影展,又為什麼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展之一呢?

從戰火中誕生,屬於自由世界的影展

說起坎城影展的創立,其實可以回溯到 1930 年代後期。當時有感於德國納粹勢力與義大利法西斯極端主義在歐洲猖獗,其政治影響力甚至伸入藝術文化領域中,干預當時全世界第一個國際影展:威尼斯影展。菲力普・艾朗傑(Philippe Erlanger)是威尼斯影展的法國國家代表,他也在法國政府教育與藝術部(當時的文化部)負責電影事務,提出在法國創辦一個全新電影節的想法,這個提案後來被部長 Jean Zay 採納。因為政治因素抵制威尼斯影展的英美兩國也給予支持與協助,一個屬於「自由世界的影展」逐漸成形。在法國諸多城市當中,最後擇定在南法度假勝地坎城(Cannes)作為主辦城市。

首屆坎城影展的榮譽主席由盧米埃兄弟的弟弟路易盧米埃(Louis Lumière)擔任,當時的影展宗旨為「鼓勵所有形式的電影藝術並且帶起各國電影工業合作的風氣」,訂於 1939 年 9 月1 日至 20 日舉行,共計有 26 部入選影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原也將在坎城舉行首映。

坎城影展首屆宣傳傳單,1939 年
首屆坎城影展海報,1939 年。

透過好萊塢片廠的幫忙,明星名流陸續抵達,包括泰倫鮑華(Tyrone Power)、賈利古柏(Gary Cooper)等好萊塢明星都將出席這場電影盛會。影展期間的晚宴與派對活動都已經籌備好,受到《鐘樓怪人》(Quasimodo,1939)的啟發,美國參展方甚至在沙灘上重現一座巴黎聖母院,可以想像當年的盛況。或許可以說當時熱絡的社交派對氣氛,已經為日後坎城影展的個性定調,今日坎城仍有許多奢華盛大的派對和晚宴。

但到了理應要舉辦開幕式的 9 月 1 日,德軍入侵波蘭,影展隨之宣告暫停,主辦單位原先希望延期舉行,因為戰火延燒最後決定取消。在 26 部入選影片中,唯一如期放映的是《鐘樓怪人》,成為史上首部在坎城放映的影片。

1946 年,坎城才在戰後如期舉辦完成第一屆影展,時隔六年。

葛麗絲凱莉(Grace Kelly)、卡萊葛倫(Cary Grant)與希區考克等人於坎城舉辦的《捉賊記》(To catch a Thief)酒會,1954 年。

到了 1950 年代,坎城影展也受到冷戰的陰影籠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蘇聯領軍的共產國家兩方勢力不斷在檯面下角力,因此影展曾加入一項特別條例,如果入選影片可能引發外交疑慮,可在必要狀況之下退出影展,1956 年就有至少六部影片從影展中「被消失」。1957 年影展主辦單位宣布撤除這項條例,從此坎城影展「關注電影作品的藝術價值勝過任何政治外交條件」,開啟了屬於坎城影展的全新紀元。也確立了相對於美國好萊塢奧斯卡(The Academy)和義大利威尼斯影展(Venice Film Festival),坎城影展一種更自由、嶄新的定位。

不只文化活動,通往產業的橋樑:電影市場展 

根據影展官方提供的資訊,坎城影展現在每年有近 5000 位媒體相關人士註冊參加,來自全世界超過 90 個以上的國家,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競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受矚目的大型文化活動。

但除了是世界文化活動的焦點,坎城也是交易中心。1959 年,與影展同時進行的坎城電影市場展(Marché du film)正式開始,提供了一個官方且公開的平台,電影發行商、製片可以在市場內進行影片的銷售買賣,許多影片企劃都有機會在此媒合進而誕生。在此之前,影片的交易都是在場外私下進行。

2015 年《夜行動物》(Nocturnal Animals)在坎城市場展以 2000 萬美金(約合新臺幣 6 億)的天價將全球版權賣給環球影業,創下坎城的歷史天價;2014 年中國導演賈樟柯也曾在坎城與法國製作/發行公司 MK2 一同公佈了當時的新片計畫《山河故人》,許多影片即是如此以坎城作為訊息樞紐或公關時機點。坎城市場展的創立,讓坎城從展映影片的純影展,晉升為藝術與電影工業之間的橋樑,與電影經濟脈動產生緊密連結,逐漸確立了產業影響力。

2017 年坎城電影市場展館內。 ©Marché du film

屬於電影的璀璨神話與神聖殿堂

坎城影展最初名為「國際電影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直到 2002 年才正式更名為「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起初派對氣氛較濃,主要為了促進觀光和推動國際社交。在1950年代期間,前往參與盛會的明星越來越多,包括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卡萊葛倫(Cary Grant)等當紅巨星,甚至畫家畢卡索皆現身坎城,星光照亮了影展的紅毯與聲譽,也逐漸確立了坎城在國際影壇的影響力。

許多大型頒獎與節慶都有紅毯典禮,坎城卻可能是最神話且最具儀式氛圍的。坎城的首映紅毯典禮從 1984 年開始,當時只是為了讓在場外觀禮的群眾,還有參加首映的劇組影人有一些「正經事」可以做。

被稱作「榮耀之路」(Marches de la Gloire)的紅毯之路有七公里長,從場外綿延至主要展場「節慶宮」(Palais des Festivals et des Congrès)廳前,媒體有充足的時間可以捕捉影人的風采,劇組在正式踏入放映廳之前,還會先一步一步踏上 24 階的階梯,然後轉身向在場所有觀眾和媒體致意,整個典禮在此時氣氛達到高潮,整個過程宛如神話。

 

2016 年坎城影展主視覺,以高達《輕蔑》經典一幕展現殿堂神采。

場外氣氛也延伸至影廳內,所有放映正式開始前,會先有一段經典的影展開場影片:在輕快的樂音中,海平面下浮起一階階的階梯,階梯上逐一浮現電影殿堂裡大師的名字,畫面升到最高處時,緩緩升起坎城影展的金棕櫚 Logo,通常此刻現場掌聲如雷。2016 年的海報主視覺選用了尚盧高達《輕蔑》(Le Mépris)電影中米歇皮寇利(Michel Piccoli)在地中海背景中拾階而上的經典一幕,黃金色調更強化了「步入殿堂」的視覺符號。 

坎城影展今年宣布紅毯上禁止自拍,引起媒體熱烈爭論。坎城選片總監福茂(Thierry Frémaux)表示此規定是要提醒大家,參加坎城影展是為了來看電影,而不是來看自己的。他在接受《銀幕日報》訪問也談到此事,並以教堂作為比喻,他是這樣說的:「當你去教堂,你是去祈禱,並不是去自拍的。」

嫡系與作者電影:殿堂裡的隱形階級

在這樣的殿堂之中,坎城影展為人所討論、甚至有時是被詬病的性格,是隱形的階級感。例如記者有不同顏色的觀影證件:非常稀有的「白卡」能夠暢行無阻,不需在烈日下排隊就能進場看片,最低級別的「黃卡」往往得在烈日下排隊許久還是看不到電影。而在影展之中還有群總是被厚愛的導演,常被視為坎城殿堂中的天之驕子。

加拿大導演札維耶多藍(Xavier Dolan)首部作品《聽媽媽的話》在坎城「導演雙週」單元中首映,一舉奪下該單元三座獎項,當時年僅 19 歲。攤開他之後的歷程來看:《幻想戀愛》、《雙面勞倫斯》皆入選「一種注目」單元;《親愛媽咪》、《不過就是世界末日》正式挺進「主競賽單元」(Official Selection),前者榮獲評審獎(Jury Prize),後者更擒下評審團大獎(Grand Jury Prize)。除了《湯姆在農莊》在威尼斯影展首映之外,今年還不滿 30 歲的「坎城之子」多藍,幾乎是由坎城影展一手栽培捧紅,成為近年最耀眼的明星導演。

札維耶多藍(Xavier Dolan)2014 年以《親愛媽咪》奪下評審獎。
2017 年河瀨直美作品《光》劇組於坎城首映紅毯。

日本導演河瀨直美則或許可稱作「坎城女兒」,從 1997 年《萌之朱雀》奪下金攝影機獎(Camera d'Or)之後,作品五次入選主競賽,一次入選「一種注目」。其他多次入選主競賽的導演包括:肯洛區(十三次)、尚盧高達(八次)、漢內克(七次)、達頓兄弟(七次)、賈樟柯(五次)、是枝裕和(五次)等。

羅馬尼亞導演柯內流・波蘭波宇(Corneliu Porumboiu)更是從學生時期開始,一路從「電影基金會」、金攝影機獎,到《警察,形容詞》(Police, Adjective)挺進「一種注目」單元,被認為有潛力步入主競賽單元,奠定未來大師地位。

在選片機制運作的遊戲規則之下,各踞山頭的影展很理所當然地衍生出了明顯派系,這些導演被一些網友稱為「坎城嫡系」,此現象特別彰顯導演個人的名牌價值,某種程度也承襲法國自新浪潮以來「作者電影」的傳統。各單元的選片篩選機制、履歷判定和政治考量,形塑出坎城裡的隱形階級。如同坎城的紅毯與階梯,創作者在電影之路也是拾階而上通往屬於他們的榮耀殿堂。

【影展編年】
用影展過日子,也用影展編年記憶。那年搶先看的電影,一轉眼已出現在經典回顧,期間經過的歲月是無法被修復的觀影里程標本。電影濃縮人生,而影展濃縮電影;一場濃度超標的慶典,我們狂歡,我們興奮。當影展改變電影命運、改變我們青春,我們不只想知道電影的事,還想知道影展的事。

【撰稿|許耀文】
「如果你在冥想時出現了魔鬼,那麼讓魔鬼也一起冥想。 」—— 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
喜歡看電影,也靠宣傳電影維生。在高牆與雞蛋之間,我選擇先再喝一杯。

撰稿:許耀文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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