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益 ╳ 台北雙年展｜沉默之聲：關於我的自然書寫

日期25.12.2018

你需要在這片土地經冬歷夏，等待時機。松樹的果實需要兩三個季節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會在沙地裡休眠達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開始生長，而杉樹五十年才開一次花。

──Mary Austin, The Land of Little Rain（1903）

走入台北雙年展一樓，作家吳明益今年受邀展出的作品《苦雨之地》正與觀眾們聚在展場一角。這件作品以六篇中短篇小說創作結合六幅以 18 世紀科學繪圖風格繪製的色鉛筆插畫，作家的文字給予故事脈絡上的依憑，生長於閱讀所消耗的時間，完整於觀眾腦中的想像。

作品命名來自美國自然作家 Mary Austin 的著作《少雨之地》（The Land of Little Rain），其中被調動的「苦」字則與那六篇小說一樣，最終都指向台灣這座島嶼的環境，「苦」雨既可意指少雨但也是多雨。而 Mary Austin 書中那段關於植物與時間的文字，除了在《苦雨之地》第三篇〈冰盾之森〉中被引用，也出現在吳明益於台北雙年展國際論壇發表的內容中。對此，吳明益說：「Mary Austin 像是從自然中得到哲學的感悟，短短一句話可以讓人吟詠再三，其中表達出來的不只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作為一個人的生存體悟。」

我想藉由小說這種形式，去設想人跟環境關係的異動、人與物種之間的關係，也為了去感受人做為一種生物的精神演化，特別是在我所生長的這個島國臺灣。

──吳明益〈萬事生降於哀戚但非死灰〉

在台北雙年展國際論壇的圓桌討論結束前，吳明益以潮間帶的比喻回應本屆展覽所匯聚的多重可能性：「相對於藝術家／藝術作品與美術館的關係，在作家／文學作品這端的相應角色可能是圖書館，但今天當文學作品在美術館展出時，它的本質可能會被這個場域改變。對我而言，美術館大概像是潮間帶。潮間帶是怎樣的地方呢？它是陸地與海洋的交界，這裡有陸地的生物、也會有海洋的生物，『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這個展覽副標，最後指向一個讓很多不同的東西在此交界處的相遇。」吳明益以「沈默之聲」為題，討論書寫自然在歷史上的演變，並且藉此思考自己的寫作在面對這樣的時代時，可以有怎樣的因應方式。

演化學者談肉體演化，小說家談精神演化

吳明益提到他在《苦雨之地》後記引用美國昆蟲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於其著作《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中所說的一段話：「〔⋯〕外來者如果要理解我們文化演進的歷史，就必須解讀人類所有複雜而細微的情感，以及各種人類心智的產物。要做到這點，他們必須和人有親密的接觸，並了解無數有關個人的歷史，同時能夠描述一個想法如何被轉譯成一個象徵符號或一個物件。」

吳明益以此開場，並解釋外來者（也許是外星人）若要瞭解人類這種生物，可能會對藝術或文學有高度興趣，因為唯有透過這些獨立而特別的東西，才可能理解人類這種生物的存在。他認為人類書寫自然的演化歷程是很值得關注的，就像他在後記裡所寫：「演化學者談人的物理性存在的演化（肉體的演化），小說要處理的是人抽象的『精神』演化。

吳明益以學者理查．梅比（Richard Mabey）在《The Oxford Book of Nature Writing》一書中提出、關於人類書寫自然的七個階段（類型）做為討論基礎，首先是「脫離黑暗時代」（Out of the Dark Ages）。在科學、文學、藝術、哲學等主要學科裡，最後目標幾乎都是為了解決人為何而存在、人為何活著這樣的根本問題，但在早期的黑暗時代下，人尚未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只能訴諸於神（吳明益解釋，這裡所講的黑暗時代，意指蒙昧的、沒有科學論證的、一切都是推測的時代）。

而在當時，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了第一個具系統性的分類法則，他認為宇宙萬物不被神及幻術所控制，而是遵循著某種規律的動態，因此，自然研究是必要且有價值的。進入 18 世紀後，林奈（Carl Linnacus）則奠定了現代生物學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礎，這個時期人類在生態學上的演進分為：帝國式生態學（imperial ecology）、田園式生態學（arcadian ecology）兩大項，在前者的分類法中世間萬物的秩序皆由人類決定，後者則退回更哲學式的範疇，較強調反省人類與萬物間的倫理關係。

而在進入第二個階段「細部觀察」（Watching narrowly）後，部份的學者開始對世界有超越一般知識領域的觀察，吳明益引述《塞爾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這本西方自然書寫代表作品的序文，學者艾倫（Grant Allen）說：「科學是不斷進步的：最好的科學書，也很快會過時。〔⋯⋯〕當我們回轉身，去閱讀上世紀分類科學的著作時，目的絕不為求教，僅是因為在科學史中，它們起著踏腳石的作用。

而懷特的書札，卻可謂『別調』。我們讀它，部分的原因固然同上，即當作生物思想發展的瞬間讀；但尤為我們所重者，是它宛如圖畫，是它生動、逼真地描繪了生活的某一時期。」與此相對，確實有些作者是以「浪漫」（The romantics）的情懷書寫自然，此為第三階段。像是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不過這類作品在自然書寫的發展後期慢慢不再被重視，後期的自然書寫者得兼具自然知識與浪漫情懷。

吳明益接著以另一位經常在文學課程中被討論的自然觀察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為例，強調當我們將他的作品放在文學課堂去檢視時，往往會忽略他所使用的科學觀察即是他的哲學基礎，而僅將其哲學觀解讀為某種隱世的角度。

自然主義者的戰爭：談自然書寫中的虛構性

吳明益繼續延伸討論至梅比指出的第四個階段「對創造的驚異」（Wonders of creation）。他談到，當人們對周遭事物進行深切觀察時，所帶來的驚異會構成進一步的論證，在進入「自然演化」的討論時，已不僅是過往關於神學與哲學上的範疇，在這個漫長的歷程中，科學家必須找到更多證據來對抗另一方的論述。例如自然史博物學者布封（George-Louis Leclere Buftion）發現象的化石不只出現在熱帶，也出現在寒帶，這意味著上帝奪走了祂原本的創造物嗎？抑或地球氣候曾發生變動？當布封提出這樣的思維時，其實也開始思考關於生物創造的問題。

吳明益談到，1834 年惠威爾（William Whewell）首次提出「科學家」（scientist）一詞，取代原本的博物學家（naturalist）、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等用詞，這其中不僅僅是關乎科學方法，歷史歷程的如何演變也是重要的概念。而進入梅比所說的第五個階段「野草與野地」（Weeds and Wilderness），人類開始發現野性的美感與價值（包含科學、生活與精神上的價值）。

吳明益說：「世界上沒有一種動物會無目的的冒險，冒險都是為了拓展生存領域，人類登高山這件事也源自一樣的衝動，登高山如此困難，又可能命喪於彼，為什麼要去做這樣的事？這其中的美又在哪裡？它的美學非常矛盾地在於這種流汗、蚊蟲咬傷甚至命懸一線的時候，你所看到的壯麗風景仍然震顫你的靈魂。因為你為整個族群的拓荒走近了一步。」

當時間來到 20 世紀的第六個階段「新博物學家」（New Naturalist），此時的博物學家開始不只是談博物學，也談倫理觀，他們想要進一步理解為什麼人會有利他行為、人類的愛情為何如此特殊、人的攻擊性為何跟其他動物不同⋯⋯等問題，他們所討論的不再只是純粹的科學研究，而是跨回人文領域深研。而在第七個階段「與生物為伴」（Fellow Creatures）中，人則開始思考生物、土地與人的關係。吳明益以藝術家及博物學家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為例，這類寫作者雖具有科學知識背景，卻仍會為了令書寫更為動人，而在作品中寫下不合常理的動物描述。

1903 年，博物學家巴勒斯（John Burroughs）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真實與偽造的自然史〉（Real and Sham Natural History），文中點名了包括西頓、赫伯特（William Davenport Hullbert）、隆（William Long）等人的作品，質疑作家對野生動物的擬人化與其思想的想像，引發了 20 世紀初期美國文學界的「自然騙徒之爭」（nature fakers controversy），當時這場論辯也被紐約時報稱為「自然主義者的戰爭」。

跨出自然書寫與寫作的艱難

你看不到一隻灰雁的靈魂，因為牠無法用言語表達，所以你以為牠沒有。同樣地，你也看不到一個人類孩子的靈魂，他也說不出來，你卻假設他有。

──動物行為學家勞倫茲（Konrad Z. Lorenz）

由此回看現代自然書寫的共同特質，吳明益談到自然書寫發展至今，文學定義者都想跨出自然書寫的領域：「他們開始容許虛構，甚至容許在作品中談論自然專業以外的事物。因為必須跨出自然書寫才有辦法重拾影響力。這個時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生態書寫研究，有人從後殖民、女性主義等等角度來看自然書寫，讓它成為一個豐富、複雜的文類。

在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呈現了同一件事：人描寫自然，也在描寫自己，反過來看，人描寫人，也必然在描寫自然。因為我們身上都還遺留著『舊大腦』」，而在各種藝術形式中，又以「文字」所面對的倫理問題最為直接。吳明益解釋：「當一件裝置作品已經表達了所要說的一切，藝術家便不再用文字去陳述，此時作品就變成一個可以多向詮釋的創作，但文字不是，這個時代已經無法允許作者書寫寓言作品，媒體會來逼問你的國族認同、倫理認同，最後這些東西會訴諸文字、回過頭來詮釋作品。今天當我們用文字寫作的時候，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暴露我們的倫理基礎，這是寫作的艱難。」

論壇發表進入尾聲，吳明益試圖回應「寫作」如何因應這個所有藝術形式都在向人腦、想像力攻城掠池的時代。他認為首先要讓文學重回博物學的行列（不是 science，而是 natural history），作者要重新去感受人類為什麼走到今天的精神文明。第二，在文學已經歷過一段不短的內向時期之後，此刻的文學如自然書寫，應可做為一種外向的活動，面對未來。第三，要把寫作當成是生命投入的過程，而不是把生命過程變成寫作的材料。他解釋前者是利用這個創作方式去豐富生命經驗，後者則是在消耗生命經驗，而唯有如此，這種創作形式才會重新活過來，鍛鍊出能讓讀者創造關於他們心象世界的獨特文字與故事。最後，也是他此次參與台北雙年展的原因：強化文學與其他藝術的交流。

做為一個文學評論者，吳明益反對去定義小說，他認為「寫作者該是定義的改寫者，而不是衛星」，而他的作品也是試圖以寫作小說來定義小說、思考小說是怎樣的一種文類。在《苦雨之地》後記〈萬事生降於哀戚但非死灰〉中，吳明益提到自己如何在寫新的內容前，反覆修訂已完成篇章：「對我來說這就像一趟長路，並不是不斷往前、朝向一個固定真切遠方的長路，而是繞山那樣的迂迴之路。」而這樣的過程，也許正是對某種生命本質與意義所在的多次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