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 318,是全台灣都忘不了的日子。對許多從沒認真看待政治的民眾來說,那天標誌了公民參與的開端,那不僅僅是有口無心、愛去不去的投票,而是有血有淚,有焦慮、爭吵、撕裂的生命故事,狠狠印在我輩青年的記憶裡。如今即使戲散幕降,我們再也不是 318 前的那個自己。

對傅榆來說,那天同樣深刻。她對自己心焦如焚的感覺,記憶清晰。彼時她跟拍陳為廷已經三年,一同走過反壟斷、苑里反風車、華隆罷工⋯⋯但身為紀錄片導演,關鍵那一晚——陳為廷翻過高牆,翻過人神界線的那一晚——她卻缺席了。

說起那天,傅榆還是有點沮喪:「之前發生的事情太多了,每次都不了了之,所以我就覺得那天有點懶了,就疲倦了。當時也的確有別的工作,我就沒去。就覺得超級超級後悔。」複雜心情,是紀錄片工作者「居然不在現場」的失職,也是源於她與被攝者之間的默契:「我會有一種愧疚感,就是我會對不起他的這種感覺。」

運動不只是一句標語。318、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這些名詞,收納著曾經切心的情感與記憶,而傅榆的不甘、不堪與接下來更多的挫折與眼淚,皆被她誠實收錄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裡。比不在場更大的失誤,她在片中一一坦然承認展開。

拍攝,是去了解我不了解的事

採訪那天,傅榆因為塞車到得匆忙,獨自面對我們一大群人,有點慌亂不寧。我們總以為談政治該剛硬而慷慨激昂,但以政治為拍攝主題的她,連鎮定後講話都柔柔的。這或許也說明,為什麼《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如此特殊的紀錄片。

追溯與紀錄片的相遇,傅榆說自己完全是後知後覺,被啟蒙的。她因為喜歡看電視而進了政大廣電,在盧非易的課堂上看見周美玲《私角落》的暗夜迷離、伊文斯(Joris Ivens)《雨》的詩意風景。她印象最深刻還有一部學長姐的偽紀錄片,拓展她對形式的想像:「紀錄片雖然是真實的、有限制的,但是在想像空間中跟可能性,在我那時候看起來好像比劇情片還要大。」

傅榆在訪問中常提到紀錄片之父 Grierson 那句:紀錄片是對真實做創意的處理。她自認創造力不夠,學生時期做劇情片也欠缺指導演員和導演的功力,「怎麼做都好假」,還不如奠基於真實,更好發揮。第一次紀錄片作業,她那個小組裡有個成員的同學未婚生子,大二時就和網友結婚了。她好奇這樣同齡卻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開始以紀錄片行動:「透過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可以去認識你不認識的人,接觸你平常不熟悉,或是沒想過的世界,從第一部到現在都是這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她不斷追逐感覺新鮮的事物。會考進南藝紀錄所,除了因為這是全台灣唯一的紀錄片研究所,還因為一個就讀於此的學長,回政大時包包上多了反戰貼紙:「以前他不特別憤世嫉俗,進了南藝後變得有一些主張、想法,所以我就很好奇這個所在幹嘛。」傅榆依循對世界的無知前行、持續去釐清,攝影機應該要對準什麼困惑,哪些人。

「要拍一個作品,通常都是自己最困惑的事情,至少我是。」她用紀錄片去接近心裡的謎,研究所第一個學期製作拍的就是關於草莓族:「因為我是 71 年次,就覺得,為什麼我要被叫草莓族?很奇怪。」

一張白紙的困惑

如果要拍紀錄片,你最想面對的困惑會是什麼?對傅榆來說,政治逐漸因為各種原因成為最需解答的困惑。

大二時傅榆有個最好的朋友,平常兩人不聊政治。有次看電視看到陳水扁,傅榆不小心說出她在家裡時常聽到的那句話——這個人就是只會作秀不會做事啊。「我朋友就很生氣,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他,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我就很想知道他做了什麼,但當然也有點不服氣,因為被罵了。」

父親從馬來西亞來台念書,母親則在九歲時從印尼來台灣定居,兩人皆為華僑。傅榆站在藍地發亮的光譜一端,難以想像另一端是什麼。從小把藍天視為天經地義,在那時才第一次感覺到,關於政治,原來身邊的人可能有其他想法。還有,大家講到政治好像很容易吵架。她因此討厭政治,直到一年後的 319 槍擊案,讓她實在無法自外於此。

319 震驚全台,隨之而來的是陳水扁連任勝利,以及藍營的挫敗。連戰以不到 3 萬票的差距落敗,向支持者宣稱選舉「疑雲重重」、「不公正」。當晚,大批泛藍支持者聚集在總統府外廣場,而傅榆的爸媽,也在現場。另一邊,傅榆身邊所見的同輩卻像另一個世界,尤其是廣電系的 BBS:「我的學長們在嘲笑這些去抗議的人,我就有點不服氣,一方面覺得我爸媽是被笑的,還有,那個版上有種一言堂的感覺。」

一片譴責之中,她選擇逆風高飛,果然成為炮灰:「我就發文說,也不需要嘲笑這些人啊,他們會去抗議也是有一些理由之類的,然後我的學長就覺得⋯⋯我就被系上的人看成是藍蛆蛆。」她對一言堂的風氣感到很不舒服:「我很想讓大家知道說,不是全部人都這樣想。有人被笑了,但有誰注意到這些人的感覺嗎?」這陣批評中,也有人私底下和她說,即使立場不同但支持她的發聲。她漸漸感覺,即使會吵架、會被恥笑,政治裡有個對話空間,可能有些溫暖在。

註|藍蛆蛆:PTT 用語,指政治立場上支持藍營的鄉民,與支持綠營的「綠吱吱」相應。起源,可能來自早期稱呼藍營鄉民「病畜」一詞(意為外省豬),病畜一詞後來漸不流行,改以病畜身上長的蛆所取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與此同時,她遇到另外一位啟蒙導師郭力昕。郭力昕曾撰文表達他對台灣紀錄片的困惑:已經解嚴那麼多年,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拍單純討論政治、討論政黨政治的紀錄片?傅榆述說也像在自問:「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的確是還滿有道理的,我想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對話可能嗎?

她完全跳了進去,認真尋找政治相關主題。研究所畢業製作《大家一起照鏡子》,聚焦她深藍的父母和另一對同學的深綠父母,拍攝他們對於政治的想法、為什麼會變成藍的綠的,再給彼此看影片。來來回回過程中,似乎確實敲開了一些什麼:「(他們)好像比較理解人生的經歷會影響到你的(政治)傾向,有時候不一定是哪個對、哪個錯,人生經歷、家庭背景,會影響你去看事情的方向。拍攝的對話過程中好像彼此也有稍微理解的感覺,也願意尊重對方。」

拍了一年,遇上 2008 年總統大選,馬英九擊敗謝長廷,以政治超巨星之姿降臨。她問雙方感受:「對方的爸媽就很失望的說,馬英九會贏都是因為婦女票的關係啦。但在我爸媽這方聽起來就會很生氣,我媽個性比較直,她就說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女生啊?我們女生只會看顏值來投票嗎?把我們女生當白癡,然後就很生氣。我也讓對方知道我媽的想法,對方的媽媽也超生氣。」

酸民語彙、氣憤難平的語調,我們都很熟悉。溝通到這裡,似乎進入死局。傅榆甚至有點後悔:「溝通這件事情,好像除非兩方都有善意想要去理解,才會可能達成。那這種情緒性的語言,真的是無助於溝通。」她雖然也怕引起衝突,但為追求真實,還是原封不動轉達了彼此意見:「他們就更生氣,兩邊的人都說你不要再來找我了,尤其是我媽,說我做這件事情一點用都沒有,讓我很挫折。」

但這件事還是改變了一個人:她自己。「我從一個本來什麼都不知道、只跟我爸媽想法差不多,但是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的人,透過這個過程,我不僅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我還理解了另外一方為什麼會這樣。」

傅榆從藍藍的溫室裡面走出來了,政治這題,她在朋友建議下嘗試從年輕人切入。假如長輩已經拖著太多歷史難以改變,那年輕人們呢?打開了政治天線,她突然感覺世界更廣闊,有許多不了解:「所以我就是不斷的拍啊,因為就是一直還是有困惑,我每次拍完還是有困惑,我就繼續拍,不是為了要聚焦什麼,就是我還有困惑。」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藍綠對話實驗室》裡,傅榆找來藍、綠、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對話,但起初卻難以達成對話的效果:「討論到後來會有點遇到瓶頸,就是一直在那邊繞,但那個原因是在於說,他們並沒有真的關注社會議題,也沒有真的很清楚歷史,所以就會只有情緒,只有情緒的對話只會鬼打牆,沒有出口。」

陳為廷、蔡博藝這兩個特別的人,就在此時吸引了她。

我們的青春

陳為廷還沒紅透半邊天前,傅榆就找上了他,是因為看見他身上的開放性;像是在同溫層理所當然的反中聲浪裡,陳為廷在 2011 年上街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而蔡博藝在那篇〈我在台灣 我正青春〉裡寫下她眼裡的中國與台灣,兩塊土地都有其好壞,描述她對於自由和家鄉的真誠情感。在他們的交集與思考、他們未來的軌跡裡,有沒有一個還未浮現的答案?

傅榆開始跟拍兩人,回到蔡博藝老家、和陳為廷去香港見黃之鋒⋯⋯這些累積而成的片段記憶著還稚嫩的他們,還有從未接觸過社會運動現場、對一切都感到興奮的傅榆:「我其實就是跟他們一樣,感覺這一切都是新的,的確感覺到了充滿希望。」藍綠對話的極限,她找不到的出口好像在這裡:「到底怎樣的方式,才會對台灣的政治未來是好的?我一直在找這個方向,接觸到社會運動之後,當時覺得那是一個解方。」

開放性的討論、一起衝刺的夥伴、不顧一切的奮鬥燃起她的信念:「重點不是藍或綠,而是去反抗不對的事情,然後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我當時的思考是這樣,因此對社會運動充滿期待。」

他們一起攀升,誰也沒料想到會一起抵達高峰,然後開始墜落。傅榆的鏡頭不僅拍下陳為廷走上神壇,也有上風處的無力,以及下台的經過。至於蔡博藝,體驗到民主的暗面,看著學運同伴舉著「支那賤畜」的牌子,對於運動也有了更多想法。原先如熱血漫畫的情節變得蒼涼,成為傅榆自己也收不了的四散的線,她也因為無力處理這部紀錄片,陷入低潮。

「我開始覺得,社會運動根本沒有辦法改變,拍紀錄片也沒辦法改變什麼。我覺得自己好沒用。甚至,想要放棄紀錄片了。但是他們呢?他們應該不可能像我這麼容易就放棄了啊?」——《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第一個版本 200 分鐘,完全聚焦在蔡博藝與陳為廷兩人發生的故事上。當她拿給時常在創作上給予建議的沈可尚導演看,沈可尚回問,他們的故事是真的很精彩,但是你到底怎麼想?到底想表達什麼?在他的建議下,她回頭尋找兩人,成了後來我們看到版本裡,讓人心折的最後一個段落。片中,傅榆找回兩人訪談,想為這部紀錄片、為自己曾經囑託理想的社會運動求個善果,但問問題的當下,面對蔡博藝一句「那妳當初為什麼要拍我們呢」,她卻先落淚了。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49 與 1 的領悟

傅榆常說自己慢熟。在這個充滿論述與行動的戰場上,她的情感偶爾顯得不合時宜,卻又非常真切。剪接過程,她不斷重回那個落淚瞬間,隱隱感覺這可能是突破僵局的方法:「如果只躲在攝影機後面,我沒辦法做得很好⋯⋯所以在那當下,雖然我覺得自己很糗,不是一個什麼光榮的事情,但我直覺,那個部分很重要。如果我可以從那個狀態裡面找到方向的話,這個片子可能就有解了。」

第三個版本開始,她加入哭泣的段落,加入旁白,加入自己的聲音。所有同業、製片、親密友人看了都不太確定,這樣做對這個片子真的好嗎?「只有一個人相信我,就是沈可尚導演。他畢竟是一個比較資深的前輩,經驗也多,而且他很能看到人的本質,或是事情的本質。所以他就跟我說——只有他一個人跟我說——他覺得這是成功的嘗試。」

於是她反覆看那些素材,「我就在這個片子中更認真思考,更誠實面對自己。所謂誠實面對,就是把自己覺得更不堪、不想被人看見的那一面挖出來,才有可能讓更多人有感。」剪到第十二個版本,她終於可以把那個致命的錯誤好好講清楚——她不該把運動、紀錄片的結果、甚至是兩岸的未來,託付在別人身上。

「如果太陽花有五十萬人上街頭,可能裡面有一萬、甚至更少的人是核心。但其他四十九萬,都只是因為當下有憤慨才去關注的。這些人他們很容易情緒被挑起來、感覺到希望,但也很容易失望。這就是所謂的一般參與社運的『大眾』。」

「我本來以為自己是那一萬人,畢竟參與比較深,拍了這麼核心的人,我以為我是跟他們站在一起的。所以我在那時候,其實是有一點看輕這四十九萬人。」她的坦白有時讓人心驚:「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就菁英份子啊。為什麼會瞧不起一般大眾?就是因為自視甚高,那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這樣。」

她的反省是,這群熱烈行動、抱有希望的人,時常對檯面上的人糾錯卻也依然抱持被領導的期待,而且並不自知。「在剪接的過程中,我才發現我是那四十九萬人裡面的一份子。我只是把我真正的感覺還原出來——」她再次重申:「我是這四十九萬人裡的一份子,沒資格看不起任何人。」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一個好的紀錄片導演

放入哭泣片段,既像悔過,也是面對自己的真實樣貌。在紀錄片導演的養成之路上,傅榆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冷靜,喜歡《築巢人》那種沈著,她卻如此混亂。她講得傷心,「為什麼別人拍紀錄片都可以好好拍這些被攝者⋯⋯都可以,呈現他們⋯⋯但為什麼我,我也是這樣拍,可是好像就不夠。」

曾經她自我期許:「也是會希望,自己可以變成一個冷靜的⋯⋯就是想要當一個厲害的,紀錄片導演啊!」

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一場折騰,讓她知道自己並不是那樣的導演:「我根本不應該對自己有這種錯誤的期待。不一定要這樣子才是一個好的紀錄片工作者。」面對自身困惑,她不再把攝影機對向別人,而是朝著自己,對準溢漏而出的脆弱。

當她放進軟弱的自己,也是放棄導演慣常指揮、安排的作者權威。傅榆不只是這部片的導演,也是每一個曾經在廣場上的我們。於她而言,這像是裸體般的自白,去承認自己當初對他人的錯誤期待,對社會運動的單一想像。片子放映前,她一度非常緊張。但一場、兩場下去,意外的是,每場都有觀眾來和她說:這是一部非常貼近我心情的紀錄片。

最後版本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因為傅榆的坦白,像是給那四十九萬人,那些曾經因為 318 對理想破滅,對自己、對「神明」、對世界都失望的人,一個階段性的提醒。我們無法期待超人拯救世界,只能期許自己保有行動與思想上的獨立。

五年經過,有人走下神壇,有人傷心而去,有人找到新的方式進入政治。而傅榆,透過一部紀錄片的難產與釐清,停下攝影機,重新梳理現場裡的自己。走過困惑,當她下定決心放棄一個熱血、「成功」的紀錄片結尾,才誕生可與這個世代共鳴,羞愧與撕裂並存的青春紀事。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募資計畫】
2019.02.26(二)12:00 – 2019. 03. 31(日)23:59

封面統籌:李姿穎 Abby

專題統籌:溫若涵

視覺統籌:王晨熙 hellohenryboy

協同企劃:李姿穎 Abby、陳芷儀 Rachel Chen

採訪:溫若涵

撰稿:溫若涵

髮妝:黃雨蔓

服裝協力:Dleet

責任編輯:李姿穎 Abby、陳芷儀 Rachel Chen

傅榆 創作 紀錄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