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願站著死,都不要跪著生存」——2014 年佔中運動民眾。

自主權移交的二十餘來,香港的社會及文化歷經了幾番折騰,依然是美麗的東方之珠,卻離不了那緊鎖額際的緊箍咒。過去期望的沒有到來,曾經擁有的即將逝去,市道不景,自身難保,有些人彷彿再也叫不醒般地睡著了。然而 6 月 9 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卻讓一百多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捍衛人權直到最後一刻。

從焦慮到冷漠,再到遍地開花,香港的公民覺醒與當地電影產業的流變息息相關。九七回歸後,香港人民普遍的認同焦慮一路演進了電影裡。「香港電影已死」儼然成了創作者自嘲的金句,但憑藉著對藝術及言論自由的追求,港片亦步步走出「後九七」的迷惘及鬱悶,重建起香港雖困猶戰的精神,再怎麼艱難,也要繼續説自己的故事。

談起後九七電影,陳果的「香港三部曲」可說是回歸初期的獨立電影代表。從《香港製造》的殘酷青春物語,到以退役香港華籍英軍為主角的《去年煙花特別多》,再到童言童語的《細路祥》,都向著回歸的議題直球進發。1997 年出品的《香港製造》聚焦在香港歷史及政治的轉移之際,位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們對成人世界的絕望與憤怒,片末更引述毛澤東對青年的嘉許,反諷出香港絕望的處境。青春小獸們奮力奔向「一定會更好」的明日,卻等不到朝陽升起,紛紛夭折於黎明前夕。過渡不了的那些,城市不會記得。「香港製造」了什麼?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女兒十六歲,她現在死了,永遠都這麼年輕。你就慘了,還要慢慢熬。」——《香港製造》

千禧年之初,陳果再以《榴槤飄飄》打開了「妓女三部曲」的創作光譜。電影用一名「北姑」(香港對中國南下的性工作者的戲稱)的日常,呈現出南北方生活的極端對比。榴蓮亦可比作「流連」;東北的家人等著去大城市打拼的小燕衣錦還鄉,但對她來說,香港風景不過是一個嫖客到另一個嫖客的距離。

那顆在接客途中被砸碎的榴蓮,從形到神皆是香港的隱喻——在南方貴為果王,到了北方卻乏人問津。沒嚐過的人衝著它的名氣,無所不用其極地撬開了殼,卻只有滿手的臭氣。穿梭於南北兩地的妓女,因斷裂的生活經驗而失語。小燕的迷茫是香港回歸後民心的縮影,美好未來的保證就像榴蓮,並非人人都吃得出其中的甜蜜。

「小燕姐姐,新年又到了,我爸爸和以前一樣,從香港帶來了禮物。但今年的禮物很特別,妳猜是什麼?就是這個榴蓮。妳知道嗎?我媽媽還為了這個榴蓮和爸爸吵架呢。媽媽罵他笨,買了兩個臭東西;爸爸罵她蠢,不懂吃好東西。妳覺得好笑嗎?」——《榴蓮飄飄》

若陳果的悲觀是一隻在心口上徐徐爬行的螞蟻,死不了,只是熱癢難耐。那麼在 2002  年揭開序幕的《無間道》三部曲,則揭示了身份認同的曖昧,足夠使堅強的人性走入瘋癲。編劇麥兆輝和莊文強將一個直接的臥底故事,擴大成了香港歷史的隱喻。電影中,警察臥底成了古惑仔,古惑仔扮成了警察,久了,好人不再好,壞人也不願再壞。但改朝換代後,「做個好人」、「做回自己」真有那麼簡單?其中的經典台詞「我以前沒得選,現在我想做好人」是對歷史的詰問,也是對現況的祈求。進退兩難、兩敗俱傷的結局,只有主題曲幽幽地唱著「被遺忘的時光」。

在身份認同焦慮的浪潮下,港片獨有的樂天精神竄出了頭。2001 年的《麥兜故事》是香港影史中純真又犀利的奇花異果。片中長得不帥、資質平庸的小豬麥兜,在母親「凡事樂觀」的指導方針中,依然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麥兜一角之所以成功在香港引起共鳴,不僅是因為其反映出典型香港人的成長過程,更是因為它在茫然的時局中失望卻不絕望的處世態度。尤其那被傳閱至今的「魚蛋粗麵」段子,幽默中能看見生命的本質。

「麻煩你,魚蛋粗麵。」
「沒有粗麵。」
「是嗎?要魚蛋河粉吧。」
「沒有魚蛋。」
「是嗎?要牛肚粗麵吧。」
「沒有粗麵。」

——《麥兜故事》

沒有魚丸,沒有粗麵,「原來有些東西,沒有就真的沒有。不行,就真的不行。」——例如自由,例如自治。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動歷時多天,引起各國媒體的高度關注,然而香港政府仍以一紙公文聲明草案將會在星期三(12 日)在立法會大會中恢復二讀。沒有意外,沒有奇蹟,草案還是會通過。

關錦鵬導演在新片《八個女人一台戲》最後一場戲中,讓兩位演員站定在香港大會堂前,背倚舊時文化地標,面朝「不再靚」的皇后碼頭:「主啊,你賜給我們維港,現在又收了回去。」現世的無奈舉重若輕,反倒成了一種大智若愚。幾日來的遊行,起初就不存在慷慨激昂的士氣,人們走上街頭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知道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曾藉演員之口說出「香港電影已死」的關錦鵬,還繼續拍著電影。自由不死,影迷還在。光輝歲月會過去,但生命總有一些堅持,永遠也不需要示弱。

撰稿:曾勻之

攝影:施彥如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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