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職於日本朝日新聞社國際編輯部,過去多次外派到國外,更在 2007 到 2010 年駐在台北的作家野島剛,先後出版過《兩個故宮的離合》、《謎樣的清明上河圖》、《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等對台灣歷史文化鑽研甚深的著作。而今年,他的新書《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剛完成,由一位「外人」的角度寫台灣電影,幾乎把過去七八年所有上院線的台片一網打盡——如此的熱情真讓我們自己人都汗顏。
於是這次,我們透過越洋專訪的方式,好好和野島先生談了他的台灣電影印象。一開始,我們就好奇請問他,除了曾在多年前派駐台灣,其實早在大學時代他就曾來台北見習,那是怎樣的機會,又是什麼動機呢?

「我住在台灣是 1990 年的夏天,那之前就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留學一年,但仍不怎麼會說華語,就想來台灣加強學習。那時候我上的是師範大學的國語教學中心,租了一個很小、很小的房間在學校附近。早上學華語,下午就上台語;晚上呢,就搭著人擠人的公車,一週三天,到中山北路上的大公司教日語賺點外快。結果我的華語學得非常好,台語也能通一點,以至於在台灣生活的那個夏天,記憶非常深刻而且有意義!」

我們接著問野島先生對台灣的印象,在留學當時和現今他所熟悉的都會樣貌,有何不同?他形容 1990 年的台灣是洋溢著活力與希望的年代:「(當年)台灣正急速改變的氣氛,就算每天只有看報紙都能感受得到。現在已完全變成親中派的中國時報,在當時可是每日都在批判萬年國會!」他感嘆當年,中國時報曾是他非常憧憬的新聞媒體,一直想要在中國時報工作,「如今卻不這樣想了。箇中理由,相信台灣的大家都比我明白。所以時代的變化真的是很劇烈的。」

在《銀幕上的新台灣》序言裡,野島剛也多次強調自己的身份「是記者而不是影評人」,謙虛地表達對電影藝術的尊敬。這讓我們好奇地想問,身為「記者」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是否也帶給看電影的過程中,和一般觀眾不一樣的觀察角度?

「在電影領域裡,有影評這種專門的學問,訓練有素的人們會把電影當作藝術對待之,我卻沒有這種素養。而且我也不想做影評,因為我是一位政治記者,對於政治評論我能寫出令自己引以為豪的作品。所以這本書的寫法,也就是我鑑賞電影的方法,是抽離導演等人投射在電影中的世界觀或社會意識,只評論其中的政治與社會樣貌。這方面和一般的影評有所區別,也和一般的觀眾有所差異。」
另一件有趣的細節是:在書中,野島剛一方面多次強調對侯孝賢導演的景仰,一方面卻也指出:「後侯孝賢時代」的台灣中生代導演們,都有意無意在試圖擺脫他的創作影響。我們問,這樣的結論是來自看了許多電影後的觀察嗎?或是在大量訪談的過程中曾得到這樣的說法?
野島先生先是表示,無論誰都一定會認可侯孝賢今日的成就,他是在世界上擁有最高評價的導演,也是最能代表台灣的國際知名人物之一。「問題不是出在侯孝賢個人身上,而是台灣電影界總會不小心被『像侯孝賢的什麼』給束縛住。」他更犀利地指出:「侯孝賢有人出資贊助,其他導演就算拍同樣的電影,也沒人要出資、觀眾也不捧場,所以台灣電影界從 1990 年前半到 2005 年左右經歷了所謂『黑暗期』。這也使得新世代的導演們為了尋求出口,紛紛從『像侯孝賢的什麼』之中解放出來。」

而書中,野島剛不只透露出對台灣政經文化環境的詳察,對台灣的電影工業也有深入剖析。尤其在訪談裡,聊到導演在工業中的地位,他明確指出台日兩國導演「影響力」的差異,讓我們追問一個好奇很久的問題:在日本的電影工業,導演真的都只擁有相對小的空間嗎?果真如此,又是為什麼?他答道:「日本電影有固定的分工模式,所以導演們會受到廣告公司與電視局(指的應該是製播的電視台)針對『商業成功』而來的壓力。」到頭來,導演們只是電影產業的一部分:「當然若能成為北野武、是枝裕和等等知名大導演,自由度會比較高,但整體而言,必須在很強硬的商業限制下拍片這件事,是不會變的。」
野島剛進一步說明:「日本的電影導演,對政治與社會的發言也較為謹慎,這是因為若對政治發表言論,會被贊助商與廣告公司討厭。但台灣的導演總地來說,卻不會害怕深入政治或社會問題,甚至可以說『更會去意識到自己創作的作品,對政治或社會叩問了什麼。』這與台灣現在是高度政治化社會,同時電影界還沒完全商業化有關。」他說這是優點也是缺點,但對他個人而言,這正是台灣電影界的魅力所在。
此外,書中還有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好的紀錄片源自於『矛盾』。」野島剛在書中形容,「日本社會因為大部分的內在矛盾已經清除得差不多,所以沒有這樣的活力。」我們於是問,在三一一福島核災之後,包括核電以及難民等等議題是否足以構成這樣的「矛盾」,催生出優秀的紀錄片或劇情片?
「日本在三一一發生以前,有很長一段時間為紀錄片題材所困擾著,很多導演因此以台灣、中國或亞洲為紀錄片題材。以前日本也有學生運動、歧視問題、原爆問題、戰爭遺緒等等各種主題,但大抵上都被取材光了,或是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不過三一一之後,很多紀錄片導演發表了以福島、東北為題材的作品。這麼說來,果然紀錄片是『矛盾』的。」他下了發人省思的結論:「如果悲劇不存在,作品便無法成形,某個意義上(紀錄片工作)是非常罪孽深重的職業吧。」

(野島剛與《刪海經》導演洪淳修)
《銀幕上的新台灣》書中,野島先生曾訪問前文化部長龍應台,而我們更好奇從記者專業的角度,在經過長期對台灣電影的觀察之後,是否覺得台灣政府的角色需要什麼修正?有點讓人意外地,野島先生第一句就回答:「台灣政府補助電影到有些超過的地步」——
「近年國片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政府的補助,現階段的問題是,台灣電影的價值要如何傳達到國際上?」他說台灣電影比起中、韓,在世界上的評價並不高,但內容卻絕不遜色,所以真正的問題在行銷,在如何有效地推廣、銷售出去。「可是台灣的電影業界非常不善於國際推廣,政府也不那麼積極。」他說台灣政府與電影業界雖然有密切的關係,卻不是全面信賴對方,「都會互相說彼此的壞話。這不是喜歡誰、討厭誰的問題,而是彼此缺乏信賴關係。」
那麼在電影工業相對發達、完善的日本,政府單位的角色又是如何?他的回答,果然延續上述的讓人意外:「日本政府並不參與電影製作階段,這是和台灣不一樣的地方。現在日本政府有所謂的『Cool Japan』的宣傳政策,把受喜愛的電影推銷到全世界,這是他們比較熱心致力的地方。」由此看來,日本政府只幫忙事後的推銷,事前製作並不需要介入。這也是工業成熟的外顯特徵吧?然而在書裡,我們讀到的卻是野島先生對台灣電影的嚮往,和對日本電影的缺乏熱情。所以我們問,對日本電影的現況有什麼看法?
「日本電影最大的問題,是內容不有趣。無論什麼電影,都感覺是同樣的內容,既沒特別成功的電影,也沒什麼失敗,這是日本電影的現狀。沒有風險的地方也不會有巨大收穫,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他感嘆道日本電影已經很久沒讓世界驚豔了,非常寂寞,而這大概是過度商業化與市場取向造成的結果。「好處是電影業界變得可以養活大家,但要有什麼名留青史的電影,並從中誕生出世界級的導演或演員,是非常困難的。日本電影正在逐漸喪失普遍性,我對日本電影的未來是相當悲觀的。」

最後我們也請野島先生說說接下來還有什麼寫作計畫?其主題和台灣是否有關?他說現在正著手寫兩本書。一本是有關故宮的書,預計 2016 年春天會在台灣和日本面世。「過去我曾寫過《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台灣也有出版,但這次這本的特徵是特別取材自台北故宮,是我過去採訪逸話的集大成。另一本則是寫台灣與日本、中國的關係,這本書配合台灣新政權的誕生(可能是民進黨的蔡英文吧),會在明年五月於日本出版,內容上也會加入我過去採訪台灣的經驗。」他說這本書還沒決定是否在台灣出版,但如果有機會,希望能在 2016 年之內實現。
 

《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

作者: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譯者:張雅婷
出版:聯經出版
日期:2015 / 11 / 3

採訪:張硯拓

撰稿:張硯拓

翻譯:顏雪雪

圖片提供:野島剛、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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