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 2014】之一:因為真實沒有絕對性,才值得探究
2013 年是台灣紀錄片「市場」豐收的一年,至少以媒體露出的程度來說,紀錄片取得前所未有的關注。推上院線的紀錄片超過 10 部,其中《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十二夜》的全台票房都突破千萬,締造歷史紀錄的《看見台灣》則貢獻了近 2 億的票房收入,成為台灣紀錄片新的里程碑。
台灣紀錄片發展似乎走到了一個轉折的叉口,開始被廣泛認識、被討論、被關注。或許是因應這樣的社會氛圍,文化部在去年決定讓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IDF)改制成年展,並在國家電影中心下面設立常駐單位,專責處理影展相關事宜。紀錄片影評兼策展人林木材也成了促進改變的一份子,擔當改制後今年度首屆的節目統籌,負責影展規劃、挑片、帶片等事宜。
翻開影展手冊,簡介中寫著此影展的精神是「再見.真實」。林木材說,這不單單是年度影展主題,也會是未來國際紀錄片影展不變的調性,因為真實,是紀錄片工作者無法逃避的概念,也是理解紀錄片的起點。
紀錄片,是理解真實世界的切片
不過,究竟什麼才是「真實」?林木材提出一個說法,「真實沒有絕對的答案,對觀眾來說,紀錄片只是理解世界的切片。」他說,無論紀錄片導演選擇哪一種拍攝手法,最終都是嘗試和現實世界發生關係,以導演的角度解讀一個事件、一個議題。
因為影評人的身份,林木材看紀錄片時會不自覺為影片評分,他說,好的紀錄片,是導演透過追問、探尋,為這個沒有標準解答的真實,找一個自己的答案,盡可能的逼近、呈現出心裡認為的真實樣貌。當有愈多人關心同個議題,就有機會呈現事件的不同切面,讓觀眾像是玩拼圖一樣,把各種觀看角度拼湊在一起,比對、參照、理解,才有機會貼近真正的真實。
你也可以把紀錄片理解成一種藝術媒介,是創作者用來和世界溝通的方式,因此,導演想說什麼、想怎麼說,遠遠比他要說的那件事情重要。他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很多人都拍 318 學運,但你有沒有辦法拍出自己的觀點,影片是你對事件的理解,而不只是像新聞報導一樣,單純的旁觀、呈現事件本身?」
這就是紀錄片想討論的真實,非常個人、掏心掏肺、咀嚼沈澱。林木材提醒,當紀錄片工作者花了這麼多時間拍片,絕不能滿足於事件的表象,而要持續思考「到底什麼是真實的?」提出一個自己信服,也想帶給觀眾的理解方式。
以《不能戳的秘密 II–國家機器》拿下今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導演李惠仁,就是不滿足眼睛所見、不停探究的代表。
在訪問了許多官員之後,他沒有全盤接受對方的說法,而是不斷搜集資料、提問,找出受訪者話語背後隱藏的真相,突破重圍後,發現他們都是在說謊。這樣的作品,自然有其生命力,也達到了以紀錄片呈現某部分、導演理解的真實。
口述、歷史、重演、動畫,是試探真實的方法
「我認為紀錄片裡也沒有絕對的真實,口述訪談、歷史影像,都只是導演試探真實的途徑。」林木材說,如果導演持續抽絲剝繭,有可能會發現,真實只存在在每個人的心裡。當某件事情發生後,人們會把事件的經過轉化成記憶,刻畫在腦海中,即便你再怎麼樣努力,也不可能回到那個時間、空間、地點,提出絕對的真實。因此,紀錄片導演能做的,只是運用各種手法,企圖重新建構出真實的樣子。
今年影展中有一部長達 9 小時半的紀錄片《浩劫》,整部片都是口述訪談、沒有別的拍攝手法,導演以 11 年的時間走訪 14 個國家,紀錄曾經歷二戰、集中營大屠殺的人們,對那段黑暗歷史的記憶。
林木材解釋,這個導演不認為歷史影像有任何佐證性,「我猜他認為那些東西不純粹,只有自己才有辦法探究想要的真實。」但當你聽見經歷者的談話、看見他們的表情、感受到話語間的顫抖,就能感受到所談的事,是真實存在過的。
這就是導演呈現真實的方法,用口述訪談的方式,臨摹出真實的樣子,畢竟過去的歷史無法倒帶,你只能盡力去碰觸真實,以影像呈現給觀眾。
他還以影展中的《玉米田殺人事件》為例,片中描述導演認為某件命案裡有些蹊蹺,就開始用自己的力量,找到事件的相關人,包含受害者的親人。他先訪問家屬「被害人是怎麼死的?」把前因後果都給錄下來,隔天,就會帶著這份錄音,回頭放給同個受訪者聽,再問他「有沒有什麼要修正的?」透過不停地回放錄音、修正說法,從受訪者的回憶中步步逼近、掏出實況,再把各個相關人的說法拼湊起來,多方比對,讓真相愈來愈明確,是很罕見的拍攝手法。
另外,重新演出、製作動畫,也可能是導演呈現真實的方法。林木材透露,這次影展中暗藏著一些「假紀錄片」,觀眾在看的時候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拍到這些東西、鏡位怎麼這麼完美,等到最後上字卡時,導演才會說這是 1980 年代發生的事,影片只是重新演出當時的過程。他強調,真實不必然和「紀實」劃上等號,紀實只是呈現真實的一種方式。「這次想要呈現出紀錄片的多元性,讓大家知道即便是演的影片,它也是要傳遞某部分的真實。」
影片爆炸,虛構和真實的邊界愈來愈模糊
不過,因為數位時代的到來,影像製作的門檻降低,每個人都能夠自拍影片上傳網路,逐漸影響了紀錄片敘事方式,也突破紀錄片的範疇。
因為,這些影片中有些是「紀實」影像,有些則是被刻意「製造」出來。「這是一種影像爆炸。當這些影片都混雜在一起,觀眾就會漸漸失去判斷能力,讓真實和虛構的界線變得模糊。」林木材坦言。
比方說,影展中的《馬德里獨白》,就站在真實與虛擬世界的交界,讓人很難定義它。這個導演是西班牙人,某一天他發現 Google Map 街景拍到他的家,還有隔壁雜貨店的老闆,他就一邊點滑鼠移動街景,一邊講著馬德里的故事。整部片中,沒有攝影師、沒有剪接師,沒有訪談、也沒有動畫,就是導演一個人操控電腦、掌握全局。
林木材解釋,因為科技的發展,導演開始能像這樣,運用虛擬網路上的真實影像,做出顛覆以往的影片,也讓「創作」在紀錄片的角色變得愈來愈重要。當導演能夠純熟地運用各種創作手法,呈現他認知的真實,紀錄片的面貌就會更多元,和新聞報導等紀實影像也會有愈來愈大的區別。
然而,回到台灣紀錄片製作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導演在面對如何觸碰真實的問題時,除了蹲點記錄,很少提出不同的答案。林木材說,台灣導演創作手法比較單一,「當然在蹲點拍攝時,也會有導演的想法和設定,但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當你拍不到的時候,除了訪談,會不會有其他的方法?」
對紀錄片導演來說,影展無疑是參考拍攝手法的最佳場所,這裡有很多突破、很多意外、很多顛覆,刺激你去思考逼近真實的方法。如果只是以觀眾的角色來看待影片,也能從中得到對世界的各種理解,激發你去想像真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