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
大師講堂影片:https://goo.gl/M9yxzk(攝影廖敬堯 / 下)
廖敬堯喜用客觀冷靜但帶有戲劇性的方式捕捉眼前的人事物,以一台攝影機、一個人、一個場景的鏡頭語言,在紀錄片裡建構有張力的戲,反之在劇情片中,亦要注入寫實元素,可舉《太陽的孩子》阿公和孫子走在山上的一幕為例,「原本打算安安靜靜拍兩人對話,現場突然飛來一隻蝴蝶停在阿公背上,我鏡頭就搖過去,像這種東西可能在攝影棚和 setting 好的場景裡拍不出來,就是有點自助天助,它來,然後你拍到了,我覺得那個東西很美好,沒辦法去解釋什麼,如果說是『電影感』又太曲高和寡。」他認為透過鏡頭看到的難用理性分析,但那支撐著他在攝影機後好好當一名攝影師,他相信一旦站在攝影機後面,前面就一定有事情發生,只是有沒有看到或怎麼看,方法有千百種,每次答案都不同,他永遠會將每一部片以第一部的心態來對待。
不只工作之中有堅持,工作之前當然也有講究,與其挑選案子的類型和預算,不如說是挑劇組、挑想要一起工作的夥伴,「底片時期很講求導演和攝影師之間的信任,因為沒有 monitor 可以馬上看,但這在數位時代一樣存在,我會跟導演聊天,知道他為什麼想拍這個故事,寫出來的文字跟內心想的還是有落差,所以需要一段時間摸清,我最想做的是多跟導演一起看電影,就能知道他怎麼看待那些東西。」了解每位導演想講的故事、暢談彼此腦中的影像和敘事節奏,都是值得攝影師永恆探索的課題;他且視《愛‧慕》攝影師 Darius Khondji 的多變性為標竿,既能樸素內斂,也能駕馭大衛芬奇眾多懸疑動作片,甚或極盡誇張之能事的《黑店狂想曲》,拍片於他最過癮的,無非是為每種題材找到適切的表現手法。
《鐵皮人生》是他近期的紀錄片作品,以頂樓加蓋鐵皮屋為題,但建築法規、都更問題皆非他的創作初衷,「我想找到住在這城市最醜建築物裡的人,我找了十組,以前會花很長時間蹲點,這次我沒有,我告訴自己只有三次機會可以拍,每次不超過 4 小時,我必須找到一個形式,讓他們說人生的故事。」相對於劇情片,紀錄片的不自由在於無法隨時變換觀看位置,而是在接觸題材的初始,就得決定從什麼角度切入,他為《鐵皮人生》選擇了較中間、可以坐下來好好聆聽被攝者的距離,因此讓他發現不少與自身想法靠近的聲音。在年輕氣盛或說涉世未深的階段,不免有自視不凡的創作者傲氣,如今,他認為拍片一職就和開早餐店、麵店沒有太大差別,誰都是市井小民,就是努力營生,努力做好份內之事。在片中取景地之一、台北樂業街某棟樓房屋頂,倚牆迎著晚風的他如此道來:「這裡同時看得到台北最高的建築物、新大樓,也有加蓋的房子,混雜的感覺跟我想表達的核心很接近,也跟這 10 年來做這行的身分和角色有呼應──拍片是社會的少數,帶有反骨和不想按部就班的性格,從大學時代到現在,總會反覆被提醒是不是該找份正常工作安身立命,而不是永遠抱著浪漫情懷做這麼小眾的事──這個背景很適合襯在這些想法下。」

這日下午,廖敬堯複述著自己是晚熟、後知後覺的一類人,甚至連答應本次邀約都使他猶豫忐忑許久,就因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代表性。而這何嘗不是所有創作者、從業人員時時遊走的自我懷疑與肯定的迴圈,他說真正有自信能以拍片為生、不再因為周遭動靜受影響,好比想當導演或羨慕他人的機遇種種,當屬 35 歲後的事了,「講白一點那就是貪心,但這幾年開始想要低調地拍片,我想當平平凡凡拍片的人,走在路上跟大家都一樣,我覺得那很重要,可以讓我很努力去拍片。」做平凡的事,去幫助不平凡的作品完成,然後,唯一的期許是無論年紀資歷都保有專業與熱情。傍晚魔幻時刻中一席真誠之言,像是夕陽穩當地沉落地平線,將自身暖暉遞送融入於更深遂廣闊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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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介紹過不少新生代導演,顯現的是台灣電影青春朝氣的一面,然而新生的芽尖之下,都是仰賴無數從業人員築成枝幹,擔任強韌厚實的中堅,撐托起整座產業,該是時候令他們獲得多一些目光與關注。本系列專訪了十位術業有專攻的電影工作者,有的自片廠起步,有的是學院背景出身,資歷橫跨八〇年代至今,即使在攝製領域的職涯中他們慣於退居幕後,卻有許多經驗、故事值得以文字和影像記述,關於拍電影的種種,以及他們深愛電影的人生。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採訪:孫志熙

撰稿:孫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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