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文學,我們會第一時間想到余華、莫言、王安憶、畢飛宇⋯⋯等,但在中國近年,「南路北乙」的板塊漸立,七〇後的路內與阿乙各據一方,路內奮起於中國文學偏愛都市審美的一代,但是他從來不寫一線城市,回頭寫七〇、甚至五〇年代二線城市工廠與市井的殞落。

路內出生於 1973 年,哇一聲落地的時候,中國文革走在末期,鄧小平的年代開始了,路內在化工廠裡掙活也讀書,一個工人的文藝範養成,他的小說沿著史的筋骨長出了肉,讓夾縫中沈默的人民發出了聲。而後在台出版《少年巴比倫》、《慈悲》、《花街往事》、《雲中人》,在中國已經定位方正的歷史座標裡,路內刁鑽的不是史實,而是人性的尊嚴,路內根據小說談他活過的時代,人們小惡小利的五官,顯影出可愛。

九〇年的工廠|少年巴比倫:慢拍的青春痛

少年巴比倫》在 2006 年完成當下,故事發生的時代近十五年過去,工廠正在大量的消逝,也就是說,小說裡抱怨了整整幾十年的廢氣與人民健康問題,已經幾乎被解決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個工廠的時代過去了,這個過去對我來講也是百味雜陳,有點傷感,從前經歷過的那個世界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你也會很開心的,終於那些小孩不用在那化工廠邊上生活了,他們至少能夠有乾淨的河水,也不錯。」

在《少年巴比倫》中,路小路在廠房裡遇見了心儀的女孩白藍,他們有文化上階級上的不同,當年的路小路,去不了白藍能去的遠方:

「大約六月底,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四月間從西藏寄出的,上面寫著:走了幾千公里的路,都不能忘記你。給我的路小路。[⋯⋯] 天色濃黑,只有廠門口的一盞白熾燈亮著,許多蠓蟲繞著燈在飛,馬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此時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愛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夢境中路過天堂。我一時失控,眼淚落在幾千公里的鋼筆字上。」

這個眼淚落下的時機其實在小說中是遲了,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路小路愛過的女孩、曾經那麼厭惡過的戴城,已經真正的失去。看路內寫告別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緩著不說,愚人的痛後知後覺、因此更疼。我想知道放下筆後,路內是否能與青春的傷感告個段落,他很不服氣:「可是我那時候也才三十三歲呢。」

他要不是留戀不會寫下這本小說:「有時候會有點捨不得,我這一代年輕的時代,過的不如意都是非常小的不如意。比如說,哎呀,我們年輕時候談一個戀愛的話就要靠寫信,打長途電話,長途電話要排隊,打到女孩子宿舍裡去,要等好長時間,阿姨才會把那女孩子叫下來,等的那個時間,五塊錢沒了。很窮困,很匱乏,什麼都沒有。」

因為什麼都慢,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必須珍惜的。路小路談的戀愛,小說中指涉的「她」,也是對那一整代的告白:「因為我無人可愛,只能愛愛她。」小說裡的口吻越是流裡流氣,越顯真心。

那是送人就醫要騎半小時三輪車的年代,那是計劃生育廠裡女工都要上環(節育)的年代,而路小路日日反覆著擰螺絲拆水泵換燈泡,工人們生活的樂趣不外乎調戲女科員,那就是他一整個青春了,生滿了男孩的煙垢、犬吠伴隨著低俗笑話、廠房裡的糖精味與苯酚味一直飄蕩在空氣裡。

「在我和她之間,迷失是一種永恆的狀態,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遠不會遇到她。」——《少年巴比倫

專訪 路內 雲中人 慈悲 花街往事 少年巴比倫

六〇年的工廠|慈悲:文化大革命,活在苦難的眼皮底下

如果說《少年巴比倫》有點少年維特的煩惱,《慈悲》則是路內上一代貧苦人活下去的饑寒與窘迫。2014 年《少年巴比倫》在青島拍著電影版,路內去看,回去給父親講了青島化工廠的模樣,他父親過去是化工廠的老工程師,聽完分享廠房設計的故事:「當年有個工人,看見地上有閥門,地上的閥門彎下腰去關多麻煩,都是用腳踢的。踢了一下,不幸被告發了,判刑了,被判多少年,他說判了十年。哇,就這麼一個動作,他的罪名叫做破壞生產罪。」

十年之後,那個工人回到化工廠,路內的父親問,為什麼還回來呢?「他說就是這些人把我送到牢裡去的,要活還得活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你們就看著,是你們把我送到牢裡去的。」

本來寫完了一本,路內沒再想過要寫工廠,但是爬梳至他出生前的年代,工廠還有很多事呢,於是《慈悲》記下六〇年代飢貧時期到九〇年代國企改革間,隨時都可以被抓去關被打死的人民,廠房裡的氣氛比《少年巴比倫》嚴肅更多:「我說這個十年的罪,那個年代沒有道理可以講。這故事說實話,編是編不出來的,寫《花街往事》或《慈悲》,有些中國評論者說我是查資料的,我真沒查資料,基本上查資料查不到的。」

他感覺非常冤枉:「這真的是我家裡的故事,七顆黃豆是我岳父的故事。我岳父說,他在安徽農村,家裡就找出來七顆黃豆,黃豆是不能生吃的,生吃會中毒的,他的父親就在炒,幹部就聞到煙火的味兒了——你們家在升火啊,肯定在做飯,糧食都沒有了,怎麼可能做飯呢,就過來查,七顆黃豆,放在帽子裡,一下子叩在頭上,頭上七顆包子,很燙很燙。我說這種故事哪編得出來啊?你說踢閥門也是編不出來的,都是別人告訴我的。」

「吃飯不要吃全飽,留個三成飢,穿衣不要穿全暖,留個三分寒。這點飢寒就是你的家底,以後你餓了就不會覺得太餓,冷了就不會覺得太冷。」——《慈悲

現實的人生比虛構更艱難,他緬懷貧窮中找樂子的日常:「我寫《慈悲》不費勁,從小就在這個環境長大的,工人以工廠為家,工廠有大澡堂,那時候大陸居民洗澡很不方便,家裡連衛生間都沒有,男孩子光著屁股在街上洗的,如果你父母親是大工廠的,就去澡堂裡洗澡,澡堂下午十二點開始放熱水,小孩就爬窗進去,進去游泳啊,特別開心。」

一個工人要不戮力在廠裡吸著化學氣、就是送去勞改,一個工人的孩子不是成為工人,就是嫁給工人,在那個時代,路內談的不是仇恨,而是人們一面嫌棄一面使勁活下去的信念。

八〇後的街景|花街往事:再窮也要過日子

如果說《慈悲》是苦難中見幽微之光,那《花街往事》大概是轉個不停的七彩霓虹燈。《花街往事》拉出了工廠外、寫路內的童年與開放後人民生活的轉變,走出工廠,人們迎來跳舞的、虛榮的、小資產階級的年代。故事虛構的薔薇街上,充滿殘缺之人。除了歪頭顧小山,還有聾子方小兵、牢犯的女兒羅佳、破鞋關文黎、四處捋炮 [註1] 的姑父。而這條街橫亙了五〇年戰派與保派的武鬥、六〇年鄰里相殘互相告發的恐怖、七〇年裡童年生活的惆悵、八〇後改革開放新式文化迎來的跳舞時代,直到九〇年,顧小山發現了,薔薇街其實很窄,小時候怎麼一直以為走不完。

花街往事》用大量篇幅寫顧小山爸爸顧大宏的舞姿,故事出自路內的父親。「我父親一生中有三個本事,第一個是畫圖紙,第二個打麻將,第三個是跳舞。這東西開始瘋起來,其實僅僅就是因為他們想跳舞。」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舞廳、更不可能跳舞,「哎呀這下跳舞不用坐牢了,我父親說他會跳,整整二十幾年他隱瞞了這件事。我們從小不是在廠裡面混大的嘛,看見工廠裡俱樂部裡,我爸抱著一個女工在跳舞,下面多少工人在看啊,我爸那時候也快四十了,底下一群年輕人,女的就全上去啊,喊著老師教我跳舞吧。」他一副趣味打量著父親。舞場混大的路內卻不曾學舞,因為有次父親教了科長與太太跳舞,科長一下子腳步靈活,跟其他女工人舞出了愛情,「我媽說這東西太壞了,不讓我學,我父親的打麻將跳舞我全不會。」

路內一手插著口袋,一手的指頭敲敲桌面,想透了繼續說:「哎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我就覺得那些中年人其實很可憐,年輕時什麼都沒有,沒有經歷過,整個他們的年輕時代就是在一種很枯燥很閉塞的環境裡面,等人過了四十歲了,忽然發現這個國家開放了,可以跳舞了,大家把自己青年時代丟失的那些東西都想找回來了。」

所以顧小山即使窮得沒鞋沒白襯衫穿,他爸顧大宏仍要開個照相館。「他爸爸是個窮人,他們家就是因為受了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再加上他長得帥,就一定要過上那樣的日子,才會覺得心滿意足。」小資產階級意識抬頭的前身,其實都是貧乏,路內母親在廠裡工作工資一個月 35 塊 5 毛錢,但是就要買一只 120 人民幣的錶。母親也到上海買布,當時多數人都是破衣爛衫,只有她給自己買好布做衣服。

他數落媽媽的虛榮事蹟:「我們家隔壁鄰居,一個姊姊,唱崑劇的,姊姊天天在院子裡唱崑劇,風氣開放之後,他們家第一個開始放鄧麗君的歌,第一個買了九吋的黑白電視機,我媽一看別人家有了,在 1980 年以 350 塊人民幣買一台電視機,借錢也要買!」

這個錢怎麼來的?加班一塊一塊掙下來的。路內於是回過頭來辯護:「你放在現在的社會,肯定覺得這個婆娘太貪圖享樂,我現在都會覺得,你能有一輛小一點的車子,幹嘛非要去買那豪車啊。但那個時代不是的,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選,你毫無選擇。」

「你現在覺得省一點吧,那是因為現在你全有了,那個時代是一無所有,你就要擁有。」

專訪 路內 雲中人 慈悲 花街往事 少年巴比倫

[註1] 捋炮:路內為蘇州人,在當地以「捋炮」說明男性自慰。

九〇年的校園|雲中人:自由帶著廢墟一起來了

路內前作多是中國改革與開放間七〇一代的記憶史,在台灣最新出版的小說《雲中人》走到了世紀初,大學青春、性愛、搖滾樂,與殺人案交錯一起,體現了千禧年初青年與新世界接軌的悸動與失落。其實這本書 2012 年即在中國出版,距離當時也有一段時間了,他回想起來:「當時對自己身邊的一群年輕人,有一種想把他們寫出來的衝動。寫三流大學裡面剛剛開始接觸互聯網的人,他們聽各種搖滾樂,畢業以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可能就流失在人海中了。」

雲中人》有迷亂與沈淪,路內說二十世紀初是中國很有意思的一個時代:「我寫《雲中人》時有個好奇怪的念頭,你會發現整個城市像半座廢墟,全是被拆掉的房子,中國大陸在經歷一場大拆遷,因為要起新樓了。」有次他受攝影師朋友招呼去到上海看一座廢墟:「去我就驚呆了,那個破樓裡面,睡了滿滿的流浪漢,攝影師非常開心了,狂拍。我當然是看到恐怖啊你知道嗎!一會兒地上就坐起一個人,當時那種流浪漢的樣子慘不忍睹。」

兩千年的自由如此,當時中國的火車站無人管轄:「那就是中國最亂的地方,有無數流浪兒,連我都在火車站被人打過搶過。生活在那個時代感受很複雜,一方面覺得這世界很自由,沒人管你,有互聯網想去哪都可以,另一方面很不安全。我當時就想寫這個,你想要一個理想的世界,但這個理想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廢墟式的世界。」

「我的任務就是維持系統的運作,盡可能地不讓病毒發作──辨識,延緩,控制,備份,殺除。然後,等待好運來臨。我只需要證明自己不是個 bug。」——《雲中人

他眼中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出生的年輕人肖像如此:「他們身上有種寓言性質,你在現在年輕人身上看不出這樣的東西,我也說不出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上進、又那麼膽小?」路內說的寓言,可比《雲中人》寫老愛去破舊廠房裡聽搖滾樂的青年:「這個心態是,我天天在聽搖滾樂,我就跟其他人不一樣,這裡面會產生一種⋯⋯現在說來是很文藝青年,文藝青年這個稱呼前幾年在大陸被人罵的你知道嗎?」

我說台灣也是啊,他玩笑怪罪:「是喔,就你們台灣傳過來的吧?不過也有人憤起來——媽的老娘就文藝青年你能拿我怎麼樣?我說文藝青年在我們那時是很好的詞,它就是一個具體行為,聽聽搖滾樂,不太想上班,就是很帥很跩。玩一些我們在八〇年代先鋒的東西,比如用 DV 拍影像,去互聯網上自己組織 BBS⋯⋯。」所謂寓言,可能是除卻人民幣、對生活還有理想的人,像《雲中人》獵奇獵艷,保有探索。

二十世紀初中國年輕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也就是路內自己生活的經驗,他經歷過政商苛刻的生活、來到了更多自由與開放的中國,這一切也會使他懷疑:「哎呀,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不滿意,會不會僅僅是我文學上的不滿意?當然文學從來對世界是不滿意的,而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不好。」

「你會發現,九十年代那些抱怨痛苦的年輕作家,數量遠遠超過六十年代,但並不是九十年代比六十年代更痛苦,只是九十年代給你寫了就是,六十年代誰要抱怨的話就坐牢去了。但九十年代那些青年常把生活寫得非常無聊非常虛無,那種虛無的話,我覺得都不一定是對一個國家表達出的無聊,而是他根本就是懷疑這個世界。」九〇後的自由,帶來著更多虛無與懷疑,在這些不安定中,路內只能將人性的微光為軸心,避免失去方向。

我想起《少年巴比倫》與《花街往事》中的眾生相,經歷過幾回合,他仍是個被警察棍打也只會怪自己倒霉的人。這樣良善應答社會,是不是有點鄉愿呢?「這麼說,有很多層面的表達是一種文學上的表達,並不是一種政治表達,如果政治表達我就上街去了,只是一種文學上的審美訴求,近似寓言的訴求。現實與回憶的落差,產生的空間,可能就是寫作動力所在,這世界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不是我想要怎樣就能怎樣的。」一如他筆雖鋒利、口條像在說相聲,心卻溫潤,沒能寫滿一個惡人,人像倉鼠,都有不得已之處。

生存的煩悶仍然一棍棍打在他身上,他也悶頭挨著。我相信他是善於忍耐的人,因為我們拍照走了很長的路,他後來說前陣子膝蓋受傷,其實走不遠,久了會疼。

我問要不要休息一下?他以大叔燦笑回應:「沒事兒。」

沒事,路還長著。

後記:哥就是帥

訪問全程,路內的手幾乎插著口袋,其實很少受訪者坐著還這麼說話,出去攝影了,他依然插著。我就問:「有個好奇,你們男生為什麼喜歡插口袋呢?」

他很開朗回應:「因為帥吧!以前我唸技工的時候,我們長跑都雙手插口袋,嘴裡叼著一根菸,老師在後面追不到啊,這樣我們就覺得很帥。」

雲中人》那種自以為帥的樣子、路小路不知道哪來的囂張、青春的焰氣還留在他身體裡。只是說到底,真正有自信的人,需要插口袋去支撐安全感嗎?

 

雲中人

 

作者:路內
出版社:東美出版
出版日期:2018.09

採訪:李姿穎 Abby

撰稿:李姿穎 Abby

攝影:汪正翔

場地協力:讀字書店

責任編輯:陳芷儀 Rachel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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