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貓咪有台灣身份證」，像這樣一個漂泊者的安心──金其琪╳梁莉姿談《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30.01.2026

編按：金其琪，記者、人類學學徒，出身中國溫州，北京四年，香港四年，臺灣第八年。在台東遇到了她的貓馬桶蓋。在新聞報導之外，近年也嘗試小誌、植物拓印等創作形式，如今她將自己 2019 年至 2024 年的日記與詩重新編排成《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日記裡的她從思念曾經走過的香港街頭，到疫情封控的溫州老家、蘭嶼海岸與更遠的他方，不論何時、身在何地都在追問：世界是否註定破碎而傷人，與一個可能的家。

本篇為飛地書店主辦《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新書發表會之側記，當日以「From Blue to Blue——藍與憂鬱的一百種寫法」為題，與金其琪對談的，是來自香港、同樣現居台灣的作家梁莉姿，兩人都在近年從香港移居台灣。對談裡不只聊日記與寫作，也聊到漂泊的不安、城市的記憶，與貓。

日記要出，就趁我還活著的時候

梁莉姿：對比《流離之書》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做公共性的新聞寫作，為什麼會想要出版一本日記呢？你有想過這本書會寫給自己以外的人看嗎？會因此在寫作中產生表演性嗎？寫日記的時候，會怎麼考量讀者是誰？日記是非常私密的，很多不道德的、曖昧的想法，未必見容於當下的語境，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想要出版日記呢？

此外在《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裡，有些日記的日期是斷開的。我知道寫日記不可能每天都寫，但在選擇出版時，你有篩選或回頭修訂嗎？如果要修，是基於什麼理由去修——把一個本來非常自然、raw 的東西，慢慢變成一個出版物，它一定不只是影印筆記本發給一千個人那麼簡單。

金其琪：如果你很在乎外界看法，其實比較難出版日記。不是說我完全不在乎外界反應，在《流離之書》或平常工作寫的報導，我會非常在意讀者是否接收到我想傳遞的資訊、有沒有理解我的觀點，這也是我在做公共寫作時不斷更改、不斷精進、同一個議題不斷去寫的原因。

但是日記不同。日記本身就存在資訊傳遞的不可能性，如果我真的是想傳遞資訊，我也不會選擇這種文體。所以寫日記、出版日記，其實意味著我不會像公共寫作那樣在意讀者反應。

甚至我預設一百個人裡面，可能有九十八個是看不懂的，他們讀了之後不會完全明白我當時發生什麼事。資訊傳遞的焦慮，在這本書的出版裡其實不存在。

那為什麼還要出版日記呢？這幾年我嘗試很多媒介形式，其中有些本身就是意圖讓人不要完全看懂，但你會期待某一個人、某一個圈子的人能看懂，或明明沒有類似經歷，但看了某些句子仍會流淚。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我相信真的可以在閱讀中發生。出版日記對我來說，就是把這種創作公共化的方式。

當然，裡面有些部份涉及其他人、公開說會有危險的事，或對我來說還太近、還沒準備好的事情，我會刪掉或只保留部份，例如本來寫了五百字，最後只留一百字，或刪掉兩句話。

日期有時隔很久，是因為我有時候真的沒寫日記。通常從冬至開始、跨年到過年，寒假台北濕冷的時候，我會寫得比較密集，這時很多人容易陷入低潮，我也是如此。加上那時可能要續簽證，或家人不在身邊，面對更多情感需求，會更密集地寫日記，中間稍微好一點的時候，我就不一定每週都寫。

如果以年份來看，2019、2020 年我寫得都很長，有好幾頁。疫情期間不能移動，我就一直寫，在隔離旅館也一直寫。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出門也會隨身帶筆記本，在車上歪歪扭扭地寫；到 2025、2026 年，基本上都沒有寫日記。

我跟編輯說到這件事，她說寫日記不是一輩子的事嗎？或許到某個時間點，我又會開始寫了。我覺得這也是這本日記的基調決定的，它的底色是藍色，我基本上是在情緒不好時寫字，稍微好起來時就回到現實，而不再沉浸於文字裡。

梁莉姿：我前陣子回香港住在一個親戚家，我小學、國中偶爾會住那裡，那幾天我在抽屜翻到一本小學的日記，重讀發現內容其實就是記錄今天心情怎樣，畫一個表情符號，今天做了什麼、被老師罵了，今天拿了兩塊錢去買了什麼，很開心。真的是「記事」的日記，從小到大的教育裡，寫日記就是記錄每天發生的事。當時的想法、反思還不成熟，所以內容都非常直接。

最近準備這個對談，想談日記體，我發現自己後來就沒再手寫日記了。高中到大學我有自己的網誌，高中非常 emo，寫今天發生什麼事很痛苦，大學寫的東西慢慢變了，很多時候只是記錄日期，卻無法辨認當天發生什麼事，即使是自己，也無法透過文字回到具體的事件。

我讀其琪的日記時，感覺她的 voice 很強勢，她的敘述聲音堅定，很多時候是在給自己建議。例如，日記的意義是什麼？她會說，把那些情緒放下的方法，就是寫下來。即便現在情況如此，也要相信未來有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應該怎麼做。

你說現在好像沒怎麼寫了，也許有一天又會開始，但我想說的是，因為你的書，我也開始想要寫日記了。

那些沒能養活的空氣鳳梨

金其琪：我其實這幾年都在玩拓印。植物拓印是很多人在做的事情，用落葉或植物。我做小誌時也有用小石頭，我也有用過漂流木，這些都是自然的材質。

書裡這株空氣鳳梨，其實已經死了。當時我從某個地方回來，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送我他養的空氣鳳梨，那個地方我也很久沒去，我就很珍惜地把它放在行李箱裡，還放在一個有點立體的袋子想要好好帶回來，可是回來不到一個禮拜它就死了，可能是因為台北太潮濕，爛根了。

我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我既沒辦法跟朋友交代，也無法接受這個失去。這裡面有很多投射，我對一株植物有這樣的移情，想要把它好好保存，結果它還是死了。

我把它放在那邊幾個月，它也沒有爛掉。有一天我覺得要來處理它了，在把它丟掉之前，我想先對它做一點事情，就是用它來拓印。我大概印了四到六幅，每多印一次，畫面就會更模糊，因為植物吸了墨水之後，枯葉會扭曲、乾掉、暈染。我先把它拍照，掃描去背，最後把它變成藍色的畫。

做完這件事之後，我看著這張畫就覺得，我死後也想變成這樣——所以「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是這個意思。當然不是指我很具體地要把自己塗成藍色，是即使有一天死了，也能留下一點美好的痕跡，像我對待這株植物一樣。不是死了就死了，而是變成這個樣子，還是很漂亮。

當時編輯選了這句給我，我也問了一些朋友，會不會覺得太灰暗、太可怕，人家看到會不會就不想買書了，一個動漫宅朋友說這很像《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死了之後變成另外一種狀態，這件事情很酷。

後來我用植物拓印做一些小誌、明信片、年曆，我都把它們理解成一種 after life，一種來生，是它們死後的生命的樣子。

梁莉姿：其琪擔心大家會覺得書名很負面，但其實我讀這本書的感覺是，它是關於不想死的事，是有求生意識的，是希望透過書寫，把那些掙扎、拉扯的情緒在過程中釋放出來。

我作為小說寫作者，習慣把觀點藏在角色背後。這很方便，尤其是當觀點有衝突時——我可能同時同情可憐之人，也覺得他們可恨。但如果把這些寫成散文或日記，我可能沒辦法很好處理，所以把它變成我的故事。這已經成了小說家的慣性。

2018 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在那裡工作了三年才來台灣。中文大學每年都會送員工小禮物，以前是花茶或茶包，但 2019 年初他們居然送空氣鳳梨，因為數量有限，要去總會辦公室排隊領，我當時就拉著辦公室同事陪我去排隊，領回來大家都把它放在辦公室，就開始了一場「誰會養，誰不會養」的大賽。

我每天都很用心地噴水，但可能給了太多愛，一個月左右就死了，但我同事就養得超好，還分裂出一小棵。他看我傷心，就把那一小棵拔出來給我養。對我來講，養空氣鳳梨是一段我在香港工作時的集體回憶，我跟同事們還在一個很好的集體裡面，2019 年的年初，就是「那陣時不知道／置身的日子都發亮」。（編按：香港樂團 my little airport 〈那陣時不知道〉歌詞）

所以你談到空氣鳳梨，我就想到這個。空氣鳳梨在文學裡是非常好寫的東西：沒有根的植物，怎麼在一個懸空的空間生存？我們從辦公室領回來的時候，它就是一個木頭、一個鐵圈圈，上面懸空放著這棵植物。它是怎麼長的，為什麼它會自己分裂出來再生？所以我把這個故事稍微變形，放進我的小說《樹的憂鬱》其中一篇，談我們與植物的關係。

我覺得對物的移情，寄物、戀物這些，其實也和這幾年我作為異鄉人的經驗有關。我第一年來到花蓮，覺得這裡的水果特別好吃，於是開始種酪梨。最開始是水培，用瓶子、牙籤戳核，讓它長出根；後來越長越大，我們就把它栽進盆栽裡，換了三次盆子，最後盆栽比我還高。

我們在離開花蓮前的一個月，買了鏟子、泥土，把這幾顆陪伴四、五年的酪梨種回土地裡。那是一個向它們道別的時刻，因為無法帶到北部，新住處沒有空間。但因為我研究所還沒畢業，所以現在一個月還是要回花蓮一次，房子已經租給別人了，我回學校會騎車去那裡看看，啊，你還沒有被砍掉，哦，你還在長，好像長得越來越好了。

作為一個流動者，我們如何理解自己養的植物、攜帶的物件，什麼時候放下，什麼時候背負，什麼時候割捨？以前長期在同一個地方，植物、寵物，買來的物件就是固定的存在：我帶回家，放在家裡，置放妥當。一旦要遷移、搬家、離開，你就得考慮這些物件還能不能跟著你走。

其琪的日記也給我類似的感受。她打掃房間時，透過物件描繪出房子的輪廓和記憶，以前可能不會特別在意，但隨著搬家次數增加，對自我認同、安全感、身份感的思考越來越複雜的時候，整個人就會越來越敏感。

我寫貓，就是在寫我自己

金其琪：我的貓是台東貓。在我不確定能否留在這裡生活、隨時可能被趕走的那些年裡，我的貓咪是台灣貓這點，讓我感到很欣慰，我的貓咪有台灣身份證，這件事情會讓我沒那麼慌張。

莉姿的《樹的憂鬱》有一個角色，是搬到花蓮的香港人，她對社區裡的野貓面臨的危險非常在意，比如說車禍或其他天敵。她很想收養、收編這隻貓咪，但最後貓咪還是拒絕了。我覺得這反映了很多人對自己經歷的投射，以及「怎樣才安全」的設想。

其實前陣子我還夢見我的貓咪又逃走。我焦慮的時候，常常會做這樣的夢，但現實中我的貓咪沒事。這種夢，其實象徵著我的安全屏被打破：牠怎麼了，或者要離開我了。

這一切的起點，大概是 2020 年初疫情在武漢爆發時。我剛好回溫州老家過年，疫情爆發前一週回去，本來打算待十天，沒想到之後九個多月都回不來。這九個多月，並不是一次性告訴你「九個月後可以回來」，而是每兩個禮拜告訴你「可能可以回來了」，然後又說不能回來，每個月被凌遲好多次。

很多人一、兩個月就放棄了，休學、退學的也很多，但我一直撐著，很大原因就是我的貓咪還在台灣，我非常非常想念牠。

可是真的只是因為想念貓咪而已嗎？我想要回到我在這邊自己開創的一種，為自己而建立的、我想要的生活，回到這個生活裡來，而這個生活裡有一隻很重要的貓咪，我想要回到牠身邊。那是一種求而不得的心情，自己身處在一個前途未卜的情況下，有什麼資格去保護我的貓咪？我覺得沒有辦法保護這個小生命，覺得牠值得一個更好的主人⋯⋯但說到底，有多少真的是為了世界上另一個小生命的福祉做的考量？又有多少，其實是因為牠和我的生命一起牽動，所以我產生了這樣的渴望？

所以當我寫貓的時候，就是在寫我自己。現在我已經完全承認這件事，之前可能還會有「嗯，好像沒有」的抗拒，但現在完全承認。

梁莉姿：我還在香港的時候，貓就已經是一種沒辦法從我的生命裡割裂的狀態。

高中時家裡發生變故，所以我從那時起就養貓，貓見證著我離家獨立，與我做的每一個選擇：念什麼大學、讀什麼科系，畢業做什麼工作，交怎麼樣的男朋友，決定離開香港來台灣，來台灣念什麼⋯⋯我的生命在十幾歲開始，就是自己承擔所有責任地生存的狀態。沒有任何人可以左右我的決定，也沒有人可以幫我承擔這些決定——但這當中與我必然共存的，就是我的貓。

我離港時家裡有四隻貓，很多朋友建議我不要帶著貓離開，問我要不要拜託親友照顧，或是出領養託付給別人，離開必然要告別一些東西，牠們就是必要的損失。但我就是不行。沒有人可以左右我的決定，所以我還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和大量金錢，把牠們都帶過來。

我本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留在台灣，我只是硬著頭皮，把我在香港的貓跟我的一切都帶過來，然後承擔這個決定背後的所有責任。這幾年有兩隻離開了，又因為不同的巧遇，我在台灣也有領養兩隻新的貓咪，所以我現在還是有四隻貓咪。

跟貓咪一起生活是很複雜的。牠既承載著我從香港帶過來的責任，和那些我無法割捨的部份，但同時也帶來很多疑惑。

我覺得這正是後面的日記在寫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沒有期限，其實很難熬下去。其琪在疫情期間停滯了九個月，而疫情那幾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很大的創傷：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現在回看當然會覺得就是那幾年，但那是用一個已經有結果的視角去看，那時並不是說「熬三年就沒事」，而是反覆地給你希望——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好像清零了、好像沒事了，然後又繼續封關。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如果意志力稍微沒那麼堅定，你很容易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但我很慶幸，至少我的生命裡還有貓咪。

無論世界變成怎麼樣，貓還是會踏到你的胸口，要你餵牠、鏟貓砂，牠要上廁所。那段時間裡，貓咪給了我生活最基本的秩序。即使我不想吃，對世界形勢感到不安，我還是要先照顧好貓咪，而要照顧好貓咪，我必須先照顧好自己，因為如果我生病，沒有人可以照顧我的貓咪。無論多麼痛苦，我至少都要撐起來吃飯。

這讓我想到浦澤直樹的漫畫《MONSTER 怪物》，書裡的惡人本來要死了，卻被天馬醫生救活，後來惡人殺了更多人，於是天馬醫生覺得自己必須去追蹤這個惡魔，為此他去學開槍、學防身術，有一次訓練他累到只想睡覺，但教練對他說：「你必須吃飯，你必須維持生活的紀律，繼續接受訓練，吃飯也是訓練的一環。」

我在感到痛苦的時候，都會想起這句話。至少維持基本生活機能，推動你能繼續下去。

回頭望鄉是會受傷的

梁莉姿：我覺得這幾年無論是香港、台灣或世界，其實都在經歷很多突然的失去，只是當下沒有馬上反應過來。

2021 年 12 月 6 號，其琪在日記裡寫到，她在台北最喜歡的香港書店，意念書店要關門了，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置身的空間、飛地書店的前身。一個本來想移民來台灣的香港家庭，創業開了意念書店，後來他們又決定移民英國，所以關掉書店。

其琪在日記裡講到在台灣買到香港書的不易，寫到她在意念書店訂過、買過的書，現在的飛地好像某種繼承跟擴展，又變成另一種「香港書店在台灣」。因為那個香港家庭的二次移民，她就問：台灣也是個「不可能的家」嗎？我們終究只能在這裡短暫停靠嗎？台灣是誰的家？

金其琪：我們當時有一個小小的讀書會，對一些書的需求很大，別的地方幾乎買不到，所以我都跟意念書店訂。後來有一次去拿書，聽老闆說書店要關門，他在訊息傳給我一首歌〈Ciao〉，歌名是義大利文告別的意思。那是香港樂團 RubberBand 面對香港移民潮寫的歌。

那一年，港大校園的國殤之柱被切成幾段，包起來抬走，像木乃伊一樣。各種各樣突然的失去與告別真的非常密集，我在書裡其實很少寫到具體的事件，但這幾個我是有寫下來的，不只是因為它是公共的事件，這些是確實跟我有關的、影響到我的生活了的事件。

這裡我引用一位古巴出身的人類學家 Ruth Behar。她從小與家族移居美國，有非常多自我民族誌的作品，包括《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都是在寫她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的經驗。她長期生活在美國，卻不斷回到古巴尋根，但始終找不到一個固著、穩定的 origin；在美國，她也無法完全覺得自己融入其中。對她來說，那是一種永遠懸浮、飄移的狀態，因此她認為離散是層層疊疊、沒有盡頭的。

很多人一聽到離散，就會問你的源頭是哪裡，又要到哪裡去。這其實是一種非常線性、甚至單向的想像，好像你有一個承載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文化與族群，然後你從那裡離散到另一個地方，走了就不會回頭。

但 Behar 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告訴我們，事情並不是這樣：你會來來回回、不斷回去；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不管你去了哪裡，你都會回去，你中途停靠過的地方，也會不斷影響你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以及你如何看待家族、血緣與歸屬。而且離散是沒有終點的，就算你定居了，拿到了新的身分證，換了一本新的護照，有了用另一種語言書寫的名字，在那裡買了房子，你的離散也不會因此結束。

Behar 還引用《聖經》〈創世紀〉的故事：上帝要毀滅所多瑪城時，羅得帶著妻小逃離，但他的妻子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就變成了鹽柱。Behar 說，回頭望鄉是會受傷的，甚至可能會變成鹽柱，但她仍然必須不停回頭望鄉。

這很像是我們這些人的宿命。只是至少，我們不會真的變成鹽柱，而是一次一次回頭望鄉，一次一次把它寫成一本書，然後再寫下一本。

梁莉姿：除了意念書店和國殤之柱，還有一個對我影響深遠的，是花蓮 0403 大地震。

這可以說是我最後離開花蓮的原因。你常常以為事情好像也結束了，但外面的人就會覺得，現在都沒有地震了，你為什麼還一直卡在裡面？這其實很像我們這些香港來的人，現在如果你還在講 2019 年的香港，很多人會覺得「那不是都過去了嗎？」但其實那個餘震，一直都還在你的身體裡。

地震之後，有東華的同學進到那棟燒掉的化學大樓裡探險，拍到實驗室燒焦的痕跡。我一直不敢進去，但我們幾個同學有一起騎腳踏車去看，有一種很強烈的需要，先確認我自己還好、我的家還好，然後我一定要親眼看看自己念書的學校現在變什麼樣子，親眼看到求學的地方發生大火。

那是一種很 traumatized 的感覺。2019 年的時候，香港中文大學或其他學校也曾經出現過，你會突然不知道一所大學接下來會怎麼樣的狀態。

但我想講的其實不是那個當下，而是地震之後。花蓮在地震之後，不管是因為政治因素還是天災人禍，很多店家開始消失。我是 2021 年底來到花蓮的，而我能在花蓮建立起歸屬感，其實都來自於我對這些地方的熟悉感，但很多我在花蓮熟悉的店家已經結業了，有些連 Google Maps 的地標跟商家資訊都被已經找不到了。

我其實有一個很小的浪漫：我捨不得把這些儲存的地標刪掉。如果連這個都刪了，就好像真的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就像很多人到現在還是不會刪掉《蘋果日報》 app 一樣。這些店家幾乎都是在地震後的一年到一年半裡結束營業的，我之所以沒有刪掉這些地標，是因為它們曾是我日常熟悉的一部份，裡面有我認識台灣食物的地方，也是我對台灣開始產生歸屬感的地方。這家豬腳很好吃，那家剝皮辣椒雞湯很好喝，有熟悉的咖啡店、酒吧，我一走進去老闆就知道我要點什麼。

人和一個地方建立連結，很多時候就是靠這些小事——但那種失去是突如其來的。

如果把這些地方想成圖釘，這裡一個圖釘、那裡一個圖釘，自己好像終於被固定住、穩定下來了，但現在這些圖釘全飛走了，我又變回一個飄蕩的人，像空氣鳳梨一樣。那個狀態真的太難受了，已經影響到我在花蓮的創作，甚至影響到身心狀況。當時我真的覺得「anywhere but 花蓮」，我一定要離開。

經過這幾年的飄蕩，我需要的其實是連結，認識的朋友、或至少飛地在北部，所以最後我就決定搬過來。那些突然的失去，還有後續不斷的餘震，其實是這種無法安定的狀態裡，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