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微創 ╳ BIOS｜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攝影指導馮信華（上）

他和電影的親密感是小學就奠定的，每逢週日去見外地工作的母親，電影院成了臨時托育所，整整 6 年他養成每週進戲院看一部片的習慣，直到 1989 年《悲情城市》撼動了他的觀影經驗，人生第一次遇到看不懂的電影，「在威尼斯得獎後電視廣告做很大，我住的麻豆是非常鄉下的地方，不知道國際影展是什麼就跑去看，看完大受震撼，原來不只好看不好看、喜歡不喜歡，竟然還有看不懂的電影。」不服氣地看到第六次時，電影劇本出版，讀完後再去看第七次，才總算理解其中一場戲：梁朝偉和 4 名獄友一一道別，下個鏡頭跳到從窗戶外拍梁朝偉發呆的特寫，畫外音出現 4 聲槍響。「我才覺得，哇靠好厲害喔！這樣就可以解釋把人槍斃，比起真的去拍槍斃的畫面更有力量，第一次知道電影不只是娛樂，也有可能是藝術形式，以及它能產生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高中時他買下大半套遠流出版的電影書籍，等於將後來台藝電影系大二前的教科書都提前讀過了。

他在系上主修的其實並非技術而是導演組，儘管攝影課成績是全班最低，但總有高中開始拍照的底子，大一寒假被學長找去當攝助，裝好片的機器丟給他，要他先幫忙看排戲，接著整部片就這麼交給他拍了。「我一直到大四都還不會裝片，但大家都覺得我會，是去老師的長片劇組實習才終於有機會學，拍完後我相信我裝的片是全系最多的。」因為太喜歡現場團隊合作的氣氛，即使花了很多時間做無謂的嘗試，仍覺得非常有趣；之所以拚命拍片，是深怕以後再也拍不到電影，畢竟那是台灣電影年產量只有 10 部左右的時代，哪裡有新人入行的空間？於是 4 年裡若非在拍片就是在暗房，課沒什麼在上，最後被二一收場。

退伍前，他開始參與實驗紀錄片計劃《流離島影》其中兩支的攝影工作，和同輩攝影師廖敬堯、劉芸后相同，在產業環境觸底反彈之前，從紀錄片拍起是看似通往劇情片的唯一道路。從業兩三年後，他強烈覺得該去看一次人家怎麼拍電影，本想加入鄭文堂《深海》當劇照師，方便從外圍學習觀摩，怎知開拍前一週燈大助跑了，只好由他遞補空缺。這除了是他這輩子僅此一次的燈光組經驗，從沒跟過師父的他，也從資深廣告攝影師林正英身上收穫豐碩，「所以在我觀念裡，攝影師一定要懂燈光，燈光組負責技術，但電影燈光是攝影師做決定，包括用哪種光的質感、色調。」事隔數年，三段式長片《茱麗葉》中，他掌鏡的〈該死的茱麗葉〉全片在棚內搭景，這對繼承寫實傳統的新一輩從業者無疑是份挑戰，「在此之前我進棚只拍過 MV 對嘴，光打得漂漂亮亮就行，但那次搭的印刷廠其實滿大的，進去第一天有點傻眼，完全不知道該從何下手。最後成功拍出來對我信心的增加有滿大幫助，其實只要掌握基本的技術原則，就算是沒遇過的狀況還是有辦法解決。」他比較紀錄與劇情片的拍攝經驗並做出分析：劇情片可以一直 repeat、拍到想要的為止，但紀錄片需要觀察能力高過技術和其他素養；第二是耐心，劇情片攝影師要有觀察力但不一定需要耐心，大部分劇情片攝影師都不太有耐心；第三，如果強烈要求影像呈現大過實質內容，就不適合拍紀錄片。

普遍以紀錄片入行，或許讓這代攝影師具備更多即興揮灑的因子，馮信華解釋自己開機前的準備工作：拿到劇本第一遍先當小說讀，開拍前再看一次，這時候已經勘完景，有了對燈光和構圖的大致想像，但不畫分鏡，為的是保留一點模糊與開放的空間。「我需要在對的環境、對的演員在戲裡的狀態時，才有辦法知道怎麼去拍。我不是一個先想好我要什麼、你們來幫我完成的攝影師，而比較是等演員跟環境互動後，我去觀察再做決定。我的習慣比較接近紀錄片，差別只在劇情片可以營造畫面的氛圍，紀錄片就不需要也不應該做這件事。拍劇情片我也盡量不去更動環境，只做必要的修飾。」他另有套獨門心法，是為每部片子找一首歌或一張專輯，在拍片過程不停地聽──《候鳥來的季節》搭「萬能青年旅店」專輯；吸血鬼短片《戰慄》則配宋冬野的〈莉莉安〉，歌詞和劇情雖不見得雷同，但都描述「等一個人」的心情。電影攝影對他來說是種節奏，因此也需要一段實際的節奏去體會情節和情緒。（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