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華語影壇被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席捲;此片不僅在坎城贏得金攝影機獎,金馬最佳劇情、最佳新導演也入袋。2017 年,同樣來自新加坡的陳敬音(Kirsten Tan)所編導的《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受邀在日舞影展國際劇情片項目的開幕夜播映,並贏得評審特別獎最佳編劇,是第一個在日舞獲獎的新加坡人,連總理李顯龍也發文說了聲 Well-done。此片由陳哲藝監製,看似承襲「新加坡之光」的光環,卻脫離一般閱聽眾自《小孩不笨》以降對新加坡電影的想像,並不刻意彰顯新加坡社會之現實,反倒是有些魔幻的公路電影。

劇情描述功成名就的建築師塔納遭逢中年危機,不受剛上任的第二代年輕老闆青睞、和妻子之間也隔著鴻溝,求愛只得一句「你很臭」。某天在路上遇到一隻大象,覺得他就是自己童年玩伴「Pop Aye」,開心感動之餘將其買下,卻雙雙被妻子趕出門,只好一同踏上往家鄉的路,徒步走回鄉下,沿路有各種奇遇。化約來說,《親愛的大笨象》的關鍵字有三:中年失意大叔、大象、公路。不過看此般追憶往事如煙、描述中年男性困境的劇情,一開始沒想到編導陳敬音才三十六,這是她首部劇情長片。

自己的流浪,讓公路電影成為必然

失意大叔和大象稍後再論,但公路電影卻是陳敬音從自己生命歷程中理解之必然。陳敬音說:「公路旅行對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吸引力⋯⋯每到一個地方要安頓下來,我就開始緊張。『路』無論在字面和象徵意義上都和我的生命密切相關,以至於我覺得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勢必得是一部公路電影。」

陳敬音出生在新加坡的華裔家庭,先是和千千萬萬《小孩不笨》中的孩子們一樣,依照父母期待完成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的學業,才終於進入義安理工學院(Ngee Ann Polytechnic)修習影音製作。畢業後,她因獎學金計畫前往韓國全州,再以清邁為基地在泰國各地待了兩年,曾在街頭賣衣服,四處流浪。直到要認真面對電影,她卻自覺無法回家:「新加坡電影工業不夠強,身為一個年輕女性導演,新加坡沒有我的位置。」憑著前幾部短片作品,她前往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

說起紐約,陳敬音突然變得有些靦腆:「去紐約,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我靈魂中浪漫的一部分。」她說紐約很「sexy」。紐約這個全球最大都市誘惑著她,但同樣是亞洲大都市的新加坡「沒有她的位置」,讓她寧願在泰國鄉間流浪;這一切似乎揉雜出她對當代社會裡常見的主題「逃離都市」的複雜心緒。我問起主角塔納一開場前幾句台詞「曼谷會接受你,也會將你吐出來」,她說,在路上發生的事是最好寫的,只要自己腦中來場冒險就很有趣,對她來說甚至算是抒發,但城市出現的理由卻不同:「公路讓我走進這個故事。但為了給流浪的路意義、為它設下前後框架,為它創造開始和結束,即使城市不是我寫這個故事的理由,還是需要城市。」說到底,電影中的公路是必然,但沒有日日熟習、困著她的城市,這個故事無法成立。這是場終得回到常規的流浪。

細數《親愛的大笨象》的旅程,也算是場大流浪:最初在柏林影展 Talents 工作坊發展劇本,得到坎城創投,在泰國以泰國演員、劇組拍攝。陳敬音為了這部長片的努力,儼然是新一代國際導演要尋找的那條活路,也像是她自己難以歸鄉的流浪之路。即使可以回去了:「我很害怕回頭看,因為我知道新加坡已經變了。我不在的這段期間,祖父母去世、家裡養的狗也走了。」這種恐懼,出現在終於歸返老家的主角塔納身上,不分年齡、性別、職業,迷路的孩子回望,總是對自己有著強烈的質疑。

務實地打造真實,以追求超現實

聊了公路電影,我們聊大象。在泰國時,陳敬音拍攝了一支短片《Sink》,有關海中央一個浴缸。當他們在海邊拍攝時,看到一群男孩在幫大象洗澡。那個畫面太難忘,讓陳敬音一直想著得寫些什麼。於是,大象成為片中第一個浮現的角色,也是最吸引觀眾的元素;有了大象,一切都魔幻了起來。

拍攝過程加入動物一向冒險,為了這隻大象,預算一度飆升(牠到處吃和破壞),但這是陳敬音為了心中的「超現實」所付出的代價:「為什麼是大象?因為在泰國那是有可能發生、但又同時讓人覺得有點荒謬、不真實的事。」她強調:「我最喜歡真實生活裡那些合理的怪事。」

《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劇照。
《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劇照。

寫好劇本、選好角之後,她去和大象生活了三個禮拜,觀察牠們吃睡,再重新修改劇本:「我一開始也有自己對人、象相處的想像,他們之間會如何連結等等⋯⋯但在那段時間的相處,才真正有了領悟。」她對真實有種執著:「我想確保那些大象的反應都是真實的。我覺得,如果所有的真(realness)都被保留下來,牠們真正的(true)性格就會浮現,比我想著要如何去呈現某種特質更真誠(honest)也真實(authentic)。」

一連幾個強調「真」的形容詞連珠似噴發,我問她,是為了要追求心中的「超現實」,才努力重現「現實」嗎?她立刻回答:「我不喜歡為了魔幻而魔幻。最超現實的事就在現實生活中。當所有人都沒有預期但事件卻發生,那才是最有力道的。」她說喜歡賈樟柯寫實中那一點點浮起的不真實,喜歡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Etger Karat)超現實中的重量。

說到這份對真實的執著,我想到前面聊紐約的她:「全世界的人都到紐約來追夢,電影人、舞者、作家⋯⋯紐約就像是個大泡泡,在裡面,為了自己相信的事而活是很好的⋯⋯但生活了一陣子,它也可能成為一個太過虛幻的泡泡:在裡面你不在乎一切,也沒發現自己正在變老。即使到了五十歲,大家還是覺得自己二十好幾。」她所愛的城市在虛幻之間兀自豔麗,無法以同等的愛回報,於是陳敬音自覺小心謹慎,拿出務實抵擋:「我喜歡在新加坡和紐約之間來回,對我來說,新加坡就是世界上最不浪漫的地方(笑),極度實用主義,極度資本主義⋯⋯但我覺得一點務實是好的。」是指身為一個導演的特質嗎?她說:「不,是以身為一個人而言。」

想像力是一把槍

最後,來到中年男子。當陳敬音為台北電影節來台時,映後座談也有觀眾問道:「為什麼會以一個中年失意男子為主角?」人們預期年輕導演編劇去挖掘自身,說出創傷,轉化為第一部(常常也可能是最被稱讚的)作品的材料。陳敬音認真回答:「因為這樣很無聊。如果只寫自己,那我就只是我自己,只是一個三十歲女導演。身而為人,我們有的是想像力和同理心。」

寫作過程中,她也曾需要說服自己:「剛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自問,為什麼不用女性主角?但我回望電影史,我想到那些男性導演,他們什麼都寫,男性角色、女性角色、外星人⋯⋯」「身為一個產業中性別弱勢的導演,大家會期待你要為這個性別發聲,但這就是限制。我不該因為身為女性就被限制創作主題,而是想寫誰就寫誰。另外,我也覺得自己身為女性的觀點讓男性角色有了不一樣的色彩,這麼做絕對不是在否認自己的性別或什麼的。」

陳敬音以想像力自豪,直言不諱:「我覺得想像自己是另一個人一點也不難。」譬如片中塔納腋下微濕、求歡未果的尷尬,還有找到妻子情趣玩具當面對質的悲壯、以及後來旅途上與妓女的應對進退,都帶些洞徹的戲謔。她說,這些對塔納來說是個非常合理的問題:「你可以想像一個功成名就、權力中毒的男性,到六十歲開始被年輕一代取代的焦慮。這種雄性焦慮,透過性問題來表達是符合邏輯的。」隨後補上一句:「我絕對可以想像我爸的性生活啊,都讓我心靈創傷了。」(開玩笑的)

我想到訪問一開始,陳敬音在咖啡廳坐下,遞出名片,工作室名稱叫「A Girl and A Gun」。她笑笑說,典出高達一句:「要拍片,你只需要一個女孩和一把槍。」(All you need to make a film is a girl and a gun.)也有一說,說這句話是高達替電影巨人大衛・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Band of Outsiders》所寫的廣告詞。無論高達是為自己說、還是為格里菲斯所說;這句話沒說出口的,是那個理所當然的男性主角,只要以他為中心,有愛情、有衝突,就有電影。

現在,陳敬音自己當那女孩,想像力就是那把槍。至於在句中因為太理所當然而被忽略的主詞,要怎麼出現、會不會出現,由女孩和槍來決定。

 

採訪:溫若涵

撰稿:溫若涵

攝影:王晨熙

資料提供:前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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