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講師分別是曾以《刺蝟男孩》獲金鐘獎最佳連續劇、最佳編劇獎,現任電視劇《植劇場》製作人的安哲毅,以及近期製作過《百日告別》、《屍憶》、《目擊者》的製片林仕肯。兩位將以多年來的實務經驗,講解短片企圖、製片任務、製片與導演的關係,如何分析劇本、張羅資源,以及攝製策略的擬訂。

主創共識決定一切

課程開頭,林仕肯先放映自己拍過的三支短片《狙擊手》、《低氣壓》、《七歲那年的初次見面》讓學員練習估預算,「這三部都是我跟導演非常有共識下的產物,我在接一部短片的時候,會先想三個問題:我為什麼要接這部片?我跟導演關係是什麼?接了之後的目標在哪?電影製作最主要還是人跟人的相處溝通,那是會一加一大於一百的。」

《百日告別》、《屍憶》、《目擊者》製片林仕肯。

《狙擊手》是他和導演程偉豪 2009 年的作品,由於近三年工作人員薪資水平約成長 1.5 倍,片子若是現在拍,他估計需要 150-180 萬預算,當初能用半價拍成,靠的就是導演和製片的共識。

「拍片過程中,資源也是很大關鍵,同一個劇本,在不同資源、目的、企圖心、導演製片組合之下,會產生不同狀態。《狙擊手》拍攝器材全部是用學校的,當時很多劇組人員是業界人士,因為大家很喜歡這個劇本,所以願意在空檔來幫忙,也因此我們時間非常壓縮,連續 7 天每天超過 18 小時拍攝,素材可以剪兩小時;後期沒有進入正式流程,拍了之後導演自己拿回家轉檔、對同步、剪接,連動畫都自己做。」除了財力之外,人力也是資源,全盤考量後才有辦法確認預算規模,這些又會影響時程安排,主創的共識跟企圖心則會影響這支片要做到多好多滿,每個環節組合都會產生實質上的差異。

拍《狙擊手》時,林仕肯身兼製片、副導、美術助理、場務、司機,他認為製片跟副導八成的工作性質是類似的,副導負責協助導演,但思維上又必須跟製片 match,「製片的好朋友其實是副導,因為副導會整合出具體的需求,有時候導演的創作沒把細節說得那麼清楚,副導就要統整給製片,才有辦法進行之後所有工作。不過,副導還是會比較站在導演觀點去看事情,但我是製片,我得就事論事,多少錢做多少事。」

副導與製片,是電影的兩個火車頭

安哲毅也認為一部戲在執行面上,副導和製片就是兩個火車頭,製片是對外的總管,副導是對內,負責區塊不同但必須密切合作,「如果兩人不走同個方向,片子就完蛋了。」林仕肯進一步說明,這兩個角色都需要和主創團隊對接,副導主要功能是做細節溝通,確定之後再告知製片每個部門需要如何執行。

現任《植劇場》製作人的安哲毅。

前製階段的工作架構:八件事項、兩個表、四場會議

八件事項是主創讀本、演員選角、初步勘景、複勘、技術勘景、演員讀本觀摩訓練、定裝、試拍;兩個表是工作大表、拍攝行程表;四場會議是製作會議、分組細節會議、分鏡會議、攝前會議。以下分項說明。

主創讀本:前製作業環節裡紮下成功基石的第一步,這會是所有人知道或理解劇本和導演最關鍵的階段。主創必須把劇本分解,能解多細就解多細,開會時就會有很多疑問跟細節要跟導演切,那些就是所有畫面上要呈現的東西,拆解得愈細,現場出現的問題就愈少,因為都預想到了。有時長片過本要過一整天,為了讓大家集中精神會輪流念劇本,一來專心度會提高,二來唸過會比較清楚。

演員選角:有時會在正式進組前先找,舉《七歲那年的初次見面》為例,去年二月開始找演員,因為導演要求素人,不要兒童演員,找到五月開拍,因為是素人,所以還要參與表演課、戲劇開發等訓練,這些會影響到拍攝期表。

勘景三部曲:有時會在進組前就開始看景,看一輪後提出選項,複勘時決定,當所有場景選好之後進行技術定勘,帶著美術、燈光、攝影甚至有時還有場務組去看怎麼打光、走鏡位、佈置,確認場景的透光面、場地限制、有沒有室內電源等。

演員套裝行程:讀本是導演去了解演員,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同時間導演會讓演員做一些角色功課,像寫角色自傳等,在讀本時討論;定裝通常是開拍前的一個禮拜左右,一般會把排戲、讀本、定裝行程排在一起,就不用再請演員單獨來一天。

兩個表:工作大表是副導要出的,裡面有順場表跟分景表,這兩個表會再長出無數個表,包括場景表、演員表、美術道具表、臨演表、特效特化表;拍攝行程表必須是副導跟導演討論完之後,製片再跟副導切出共識。

四場會議:製作會議第一次是各主創提 reference(參考),第二次是修正,第三次是定調,中間要隔多久就看片子有多複雜。當場景選好、美術陳設都設定了,接著就是分鏡,所以分鏡會議會安排在技勘之後。再來是攝前會議,它是開拍前所有工作人員碰面的機會,主要由副導帶領。 像場務組因為在前製會議不會出現,但那天就可以請他們來,告知拍攝注意事項等等。

跨組協調的眉角

學員提問,有些導演跟攝影不喜歡畫分鏡,該如何因應?林仕肯認為至少要寫出文字分鏡,「以現在台灣拍片來說,不要再沒有分鏡了,我們資源有限,沒有足夠時間,除非是大師或很有錢,不然必須把時間跟預算精準使用,也不要現場拆,因為到時剪接可能會出問題。」

關於分組會議的現實狀況,林仕肯繼續說明,如何分組要視片子複雜程度,也要根據每部片的內部組成來開會,像《目擊者》有車輛特效組,所以開大會時他們也是主創之一。因為沒錢,撞車戲只能拍一次,很多細節必須紮紮實實去控管,「攝影上也要討論,那一場我們擺了九部大大小小的攝影機,有 Alexa 兩台,A7s 兩台,GoPro 五台,除了攝影機我們沒有其他備案,所以不能拍壞,這就要回到前製期所有的溝通,剪接上也可以再避掉一些瑕疵。」

《目擊者》劇照。

安哲毅表示,分組細節會議的組織者是副導,像演員造型定裝這條線的行程,就需要跟製片組串聯,有單組會議跟跨組會議;特效會議就一定會跨到技術組和美術組。若是大規模的片子,每個禮拜會有不同的小組會和一次大會,因為很多工作都需要跨組協調。

正反向思考預算限制下,新的製片角度

廣義的製片工作並不限於拍攝執行,行銷、贊助也都包含在內,但林仕肯坦言短片商業效益不如長片大,談贊助會比較失望,他自己拍過的短片沒有一支成功拉到贊助,「既然開不了源就要節流,所以導演跟製片一定要合而為一,才有辦法把這麼辛苦的工作撐完,製片在短片創作還是扮演比較理性的角色,不理性的話預算就爆了。但是當時會接《狙擊手》也是因為它太有趣了,那時沒有這樣的片,也沒有人敢玩這樣預算的片。」

導演跟製片一定要合而為一,才有辦法撐完辛苦的工作。

安哲毅補充,製片的任務普遍被定義在如何精簡開支,而他認為製片其實分成會管錢跟會賺錢的,「我們現在都是根據手上有多少錢去做事,但可以換一個角度,先想這部片未來有多少回收,如果你相信它有潛力,可以先投資,製片應該開始練習這樣的思考。國外的製片課都在上法律跟財務,懂法律就知道怎麼制定合約,懂財務跟會計就可以精準制定預算,台灣的狀況沒有這麼成熟,但我們真的非常需要這樣的製片,現在也會看到新的職位叫『隨片會計』,所以做製片的眼光跟角度可以開始不一樣。」

劇組全員入戲之必須

在《目擊者》此案中,林仕肯擔任的是 Line Producer (執行製片)職務,主掌執行與拍攝,但在創作面上與導演的討論也不可少,「我因為跟偉豪長期合作,如果覺得他在劇本和執行有盲點,或我覺得怎樣比較有說服力、有效果,就會提供意見給他參考。但市場操作面我的參與比較少,製片如果要做到更前端的事情,必須開始參與這些事。偉豪是非常有商業性格的導演,他的想法已經滿往那邊走了,但像《目擊者》他原本想多撞幾次車,這樣要多花錢,就不一定回得了本,我會給他這些實質上的建議。」

任何部門都不該認為劇本、創作與自己無關。

安哲毅叮嚀學員,劇組任何部門都不該認為劇本、創作與自己無關,他發現很多製片助理可能都不太看劇本,尤其當製作規模愈來越大,這種情況愈普遍,「我也會感覺到攝助來現場是沒有看過劇本的,他認為他就是開車來、把機器帶到、要多少鏡頭裝上去;生活製片可能也不太管劇本,但這些都對戲非常重要,我會提醒工作人員,每天收工不管再累,都要拿著支配單再翻一次劇本,像生活製片如果了解早上拍什麼戲,就會知道中午買什麼便當大家會是舒服的、什麼時候多補一個飲料是適當的時機,這些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但你如果有在戲的狀態裡,做出來的就會不一樣。」

林仕肯趁機表揚合作過的夥伴:「《目擊者》在東眼山連續拍五天,那時是冬天又下雨,這時生活製片就發揮熱情,讓劇組在罕無人煙的地方吃到熱騰騰香噴噴的便當,讓大家在又冷又濕的狀況下重新提起力氣拍下去,所以我們就在現場炸鹹酥雞、煮麻油雞。」

製片、拍片該把持的工作態度

學員提問,拍攝期間製片組應該注意哪些事項、抱持什麼工作態度?林仕肯回答:「場景都是租或借的,維護跟復原非常重要。2016 年我在高雄拍了一部大陸片《青禾男高》,古蹟場景被韓國武術指導不小心踹破兩個洞,我們還在走法律程序當中。所以攝前會議就要討論所有場地資訊,其實我不管做短片或長片,都會出一本製作手冊,內容包含工作人員重要事項、大表、拍攝表、劇本、所有場景地圖,跟該注意的事情。像《一萬公里的約定》也上了新聞,我們去九份拍完,地上有一張攝影組不知道哪裡掉下來的紙片,被撿到後,旁邊的住家就說我們是垃圾劇組。」

製片組要擋車、擋人、聲音控制,林仕肯提醒和民眾溝通時說的拍攝時間,能說多長就多長,盡量爭取時間。但也不要因為硬擋造成失和,敦親睦鄰格外重要,讓所有鄰居至少不討厭劇組來拍片,不要讓大家覺得拍片的人沒素質,這是每個電影人的責任。

安哲毅(左)、林仕肯(右)的課堂分享。

安哲毅因歷任過美術、副導、導演、編劇及製片職務,對不同崗位的工作心態特別有體會。他表示自己是在師徒制的環境下成長,做完副導之後,師父要求他去做製片,因為導演必須了解別人工作的困難,「我做了一陣子製片,第一次當導演時最自豪的,就是我在時間內、預算內拍完,還省了滿多錢。但我交了半年交不了片,因為拍的時候太算計,變成製片的思維在拍片,忘記你其實在做導演。」導演是否得有製片經驗,他持保留態度,但強調「了解他人工作困難」的重要。

至於目前最棘手的工安與工時問題,兩位皆表示一時半刻無法解決,加上台灣保險制度仍非常初階,沒有真正的完工履約保險,場地只能投保第三方責任險,但古蹟不在範圍內,器材更是不知道去哪裡投保,林仕肯說,《目擊者》的撞車戲本來想讓大攝影機放在車上,卻礙於制度現況,只能捨棄那種拍攝方式。而人員工安部分,現在長片在重要場次都會配備隨片醫療人員,安哲毅建議,依照勞基法規定,一定人數的工作環境必須配備勞安人員,有意從事製片的學員,去參加工會舉辦的課程,就可以具備勞安人員資格。

「我一直希望製片拉表可以格式化,但這必須回到劇本格式的標準化,可是念電影系的學生,老師給的表格一定都不用,都要重編一個自己喜歡的。國外因為劇本已經格式化,所以可以延伸出從劇本到製作段各式應用表格的軟體,但台灣現在沒辦法辦到。昨天易智言老師來短片實驗室上課,說他當完優良劇本評審看到頭都昏了,因為每本格式都不一樣。」最後,安哲毅提出這個更源頭的待解決事項──劇本格式標準化,與學員共勉。

註|本文為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春季班課程「前期製片實務」活動記錄。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
由中華民國電影創作協會(簡稱電影創作聯盟,TOFU)主辦的短片實驗室,是針對欲從事影像創作的電影新鮮人所籌劃的影像教育機制。一年兩季,春季班以前期製片及劇本故事為主;秋季班以後期製作及粗剪為主。希望在一般學校體制之外、以及各種徵件/補助/競賽之前,提供另一種開放/學習/實作的互動平台。短片可以天馬行空、自由創作;可以實驗各種可能、形成同儕關係;這是實踐的「培養皿」,也是一種「做中學」的精神。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撰稿:孫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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