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病毒更恐怖的是封閉的政府?盧郁佳讀《我要活下去》

作者盧郁佳
日期20.02.2020

金琸桓作家在韓國 MERS 傳染病肆虐以揭發韓國政府與企業之間弊端多年後,寫下了紀錄受害者故事的《我要活下去:韓國 MERS 風暴裡的人們》,在全球武漢肺炎人心惶惶之時,很適合一起讀這本書,病患人權不是政治角力,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傳染病,也體現出了國家的品行與體質。本文選自《我要活下去》盧郁佳的導讀,比起責難,我們可以選擇用另一種角度,去察看受苦的人(本文封面來自韓國電影《流感》)。

多數小說都在剖析個人精神性、心理性的苦,這部小說則剖析了社會性的苦,精采曲折。書中感人的家族羈絆,深情似海,不切割、不放棄,加深了受苦,但也使受苦不止於沉默忍耐,而是讓憤怒發聲串連。

用解決受害者代替解決問題,形同二次傷害

《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後,南韓小說家金琸桓《我要活下去》凝視 MERS 事件,從採訪受害者、醫療紀錄和《「隔離」最後一名 MERS 病人的真相》等報導,寫出了患者、家屬受苦的身影。並在後記提醒讀者,相關訴訟還在法院審理,呼籲讀者關注。受害者難以言傳的傷痛,透過小說向社會訴說,這是在對每一個人發出參與社會運動的邀請,只要傷痛能廣被理解,社會能由隔絕、排斥,轉為傾聽、支持,受害者便不再孤單。

由這點來看,傳染病本身隱喻了加害者看待社會運動的視角。就像中國的 SARS、豬瘟、鼠疫,只要體制盡力封鎖消息、拖延警告成功,那麼社會上根本不會有人得知此事,亦無需檢討改善預防,畢竟,握有權力的人怎會容忍別人檢討、「趁機炒作」拉他下馬呢。同樣的來看臺灣,無論是遭受 RCA 或六輕汙染而罹病的居民、蘭嶼被放置核廢料的居民、苗栗大埔被拆遷的居民,當他們為受苦起而發聲,向不知情的社會大眾呼告、創造連結,期待眾人成為盟友時,政府和跨國企業、本地財團卻總在打破這些連結,阻斷「傳染」途徑,將抗爭者從社會隔離孤立,甚至威脅恐嚇,操縱新聞抹黑抗爭者,散播「有人拿到鉅額賠償金」的謠言來分化抗爭陣營,這都是在縮小包圍網,用解決受害者代替解決問題,就像本書主角一樣,感到自己並非被當成人,而是被當成病毒看待。

可以說在所有抵抗中,人民都被政府和大企業當成了病毒,用封鎖來殲滅。人民遭受汙染、被拆遷是第一次的受苦,被社會隔離,是第二次的受苦,金琸桓目前在臺灣所出版的三部小說,都再現了第二次的受苦,訴說的本身,就是抗爭。

隨著人物的生命情節,逐步走進 MERS 事件的恐怖

作者的前兩部小說以世越號沉船事件為主題,以倖存者、家屬、潛水員等第一人稱視角,寫出他們默默承受身心雙重折磨,展現政府推託誤事的代價之鉅。《我要活下去》則如同《死亡航跡》等災難紀實小說文體,講述身處醫院同一時間、空間,互不相識的人們,同受 MERS 病毒的襲擊,讓讀者和當事人同步,逐步走進事件的恐怖。這種漸進施壓,足以擊潰當事人,也讓讀者切身承受那樣的沉重。

無論任何事件,當死傷慘烈,群眾震驚同情時,受害人的品行常被抹黑成鄉里無賴、心機婊。被收買的公衛學者說,廠區周邊居民罹病不是因為汙染、而是本身吸菸飲酒嚼檳榔所致;新聞說,拆遷受害人自殺,是因為憂鬱症、與人無尤;在宣傳機器口中,抗爭者受害於自身的過失,卻賴到別人頭上,只是想發災難財,從中分一杯羹。但金琸桓用筆鋒,還給 MERS 受害人應有的情感與尊嚴,看見平凡小人物的奮勇抵抗。

三十七歲的牙醫金石柱溫暖體諒,罹癌康復後回醫院追蹤,感染了 MERS。他困在隔離病房,默默與孤獨和病魔對抗,即便履遭病情打擊,依然忍痛強笑、親切待人,不願給別人添麻煩,被護士們封為「微笑男孩」。

吉冬華獨力照顧長年生病的小妹和獨生子,她熱愛圖書倉管的工作,對書滿懷熱情。罹患 MERS 痊癒後,她喪失一半肺功能、體重瞬間少了二十公斤。但社會出於恐懼,歧視 MERS 患者,竟然讓她丟了工作,身心和家計都陷入困境。

電視臺實習記者李一花的父親癌末入院後驟逝,她和親友陪伴入院,紛紛感染 MERS,整個家族有死有傷。她面臨人生劇變,也痛苦自責,似乎殺人者是李一花,她的餘生都得背負亡者的重量,蹣跚而行。

若將這部小說放回社會運動的脈絡中,它引領我們去看:當社會運動被羅織無事生非、敲詐政府的罪名,但金石柱正好相反;當人們說受害者是自己懶或笨才被開除,吉冬華卻並非如此;當社會檢討工會或社運領袖該為抗爭損失負責,李一花絕對不該負責。本書用力的回擊網路與報章媒體的抹黑,以及人們沿襲戒嚴習慣性的切割自保,透過每個角色的生命情節發展,精密回應了各種倫理問題。

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創造「一個都不能少」的新社會

南韓國際人權團體工作者嚴寄鎬《痛苦可以分享嗎?》一書,談到紀錄片《共同正犯》,片名的原意為「共同犯罪」。影片描述首爾龍山區居民反拆遷抗爭,被政府當成恐攻鎮壓,引發火災,燒死五位抗爭者和一位警察。但政府未徹查原因就只起訴抗爭者,要抗爭團體主席李中言承認自己是主謀「正犯」,交換其他人減刑,被李中言斷然拒絕,結果全體被判「共同正犯」有罪,被迫為自己沒做的事負責。抗爭者覺得被李中言背叛,找他興師問罪,李中言卻不理會,反而繼續向外界控訴政府拆遷。難道李中言是在利用抗爭者、消費他人痛苦,從中牟利?難道是想逃避罪責、想藉機從政、想領賠償金?

政府正是想要創造出這種誤解,區分主犯和從犯,讓抗爭者施壓抗爭者,透過「囚犯的兩難」的博弈,挑撥猜忌、分化抗爭者互相敵視,最後,視政府為救星。只要被設定議題,只要在抗爭者中區分出「主犯是加害者、從犯是被害者」,政府的責任就看不見了。在本書中,作者同樣戳破「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思維陷阱,意義重大。

本書傳達了深沉的受苦經驗,如同《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九八七: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南韓轉型正義電影,使我感到「文化是民主化的動力」。從認命接受「註定有人要被犧牲」、歌頌醫療英雄死難的舊社會,走到堅決不放手、相信「一個都不能少」、沒有人該被犧牲的新社會,長路漫漫,需要這樣的作品啟發我們,陪伴同行。

 

我要活下去:韓國 MERS 風暴裡的人們

 

 

 

 

 

 

作者:金琸桓
譯者:胡椒筒
出版者: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1

#金琸桓 #韓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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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盧郁佳
責任編輯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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