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翊 ╳ 唐鳳:從小叮噹的高度看世界,做與機器共舞的人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1.04.2021

溫暖黃光下,咖啡小酒館裡的侍者正忙進忙出,安排所有賓客就定位;機械手臂「小庫卡」也跟著打卡上班,調酒、泡咖啡、做冰淇淋樣樣來,一刻不得閒。黃翊工作室四月下旬於國家戲劇院內帶來限定三日的《小螞蟻與機器人:遊牧咖啡館》,五月初則在松菸推出沉浸式定目劇《小螞蟻與機器人:咖啡小酒館》,每場觀眾限定 15 人以下,與舞者、科技之間,都是伸出手就能觸及的距離。

這天傍晚,走進小酒館裡的是唐鳳。一個與機器共舞,另一個與政府共舞;一個打造機器人,一個優游虛擬網絡——他們與人交流,但更常說「程式語言」,在他們身上,似乎可以看見未來世界的影子。

劇場和政府,都歡迎光臨

我們就坐在演出用的吧台旁聊,兩支復古麥克風分別放在黃翊與唐鳳面前,頗有深夜廣播節目的樣子。沉穩內斂,甚至給人害羞之感的黃翊,見到唐鳳忍不住話匣子大開。左右腦同步發達的他著迷於結合科技與舞蹈,舞蹈界少有人像他如此懂機械,而科技界無人像他一樣跳著;彷彿兩塊大陸上,一座悠長的橋。

過去黃翊在作品裡的追問,充滿哲學意涵,「《黃翊與庫卡》探討的是,人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本質是什麼?那機器人呢?一個會死,一個不會死,兩者放在一起時會延伸出很多議題討論。」舞作十年來獲得太多肯定,全世界亦邀演不斷,卻也引發黃翊反思,繼續追求下去,似乎越來越少人能理解了。他不願持續曲高和寡,「所以這次我們選擇了比較生活化的主題,一間咖啡館。」

走入劇場,能不能就像走進街角的咖啡館那樣簡單?黃翊想改變大眾對表演藝術的想像,「有些人寧可去吃一頓好的,也不願進到劇場來,這是滿讓人沮喪的一件事。」他從兩個面向著手,一是降低觀賞門檻,二就是開發定目劇:「很多表演,等你想推薦給親友時都已經要結束了,但定目劇就在這裡、這個空間,不用擔心想看的時候已經沒有了。」一齣成功的定目劇有發展成如《歌劇魅影》、《貓》那種強大 IP 的潛力,「它會是一個文化風景,或一個親子活動,成為這座城市裡的人接觸藝術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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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翊一路梳理心路歷程,唐鳳作為溫柔的聆聽者,興味盎然。作為台灣首位「數位政委」、以開放政府作為任期內重要目標之一,她所做的事,也是歡迎更多民眾走進來。面對「罵政府」這個幾乎無解的問題,她的切入點,是理解人民之於政府機構的渺小與無力感。

「政府對很多人來說好像很恐龍、很大型,原因是它能夠施加在每個人身上的效果,比之我們能傳遞到它腦袋的想法,是非常不對稱的。」

她用傳輸率的概念進一步解釋,「我們現在用的系統,好比說投票,每四年一個人大概能上載三個位元吧,即便公投一次也是一個位元而已。當你傳輸率那麼低、解析度那麼低的時候,看任何事都很難彼此同理。」她說,但其實當代已經有很多高傳輸率的工具存在,只是體系裡的人可能還不熟悉、不習慣。

以台灣的防疫措施為例,唐鳳說明政府加強對話後能帶來的利益,「我們只要打 1992 說,我都拿到粉紅色口罩怎麼辦?結果 24 小時之後,大家都開始戴粉紅色口罩,突然這就不是問題了。像這種幾乎能當下回應的電話,去年大概就有兩百萬通,這『頻寬』是非常高的。」

彷彿架設了一條傳輸線,把大庫卡化身為小庫卡,「你稍微一動,它就跟著動。如果大家都習慣一個想法等七天就能實現,而不是等七年,就會更願意投入心力。」

歡迎光臨,無論是劇場還是政府,都有你的位置。

一起小步快跑

黃翊聽見唐鳳的分享,像是久逢知己。一腳跨在瞬息萬變的科技圈,在表演藝術界的另外一腳,卻似乎不習慣機敏而動,「我曾經與一些單位互動,別說四年,甚至六、七年都不會有什麼改變,這讓我很訝異。」

例如,他在剛成立舞團時不斷遇到談贊助或補助的時限困境。限於各種現實因素,對口單位往往很難一次就對一個創作長期許諾。黃翊說,與表演藝術創作接近的電影,前置後製動輒三五年,但一年為期的死線卻常常壓在表演藝術工作者的脖子上,「他們覺得風險很大,所以可能會想把三年的進度壓到一年內完成,變成惡性循環。」聽見黃翊這麼說,唐鳳笑,「一年還是運氣好,因為前面要寫計劃後面要核銷,所以其實只有半年。」

「後來我就決定自己創造一個新的方式,把作品需要的資源規劃出來,但不要求對方一次就承諾好幾年,而是切成小塊,每一年都用階段性的方式檢驗 KPI,如果做得好就再繼續。」黃翊的新方法,實驗後證明有效。以 3 年製作的《黃翊與庫卡》國際巡演至今達 78 場、去了 17 個國家,為台灣近年國際邀演價第二高。最高則是他花了 2 年時間初步實驗、4 年製作的《地平面以下》,其中光是荷蘭出資就超過台灣 4 年總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既有的限制,「藝文產業一直都需要更有效、能把事情完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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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鳳認為,這其實很像科技產業中的敏捷開發,「敏捷宣言重點不是快,而是你的客戶在每次迭代時,能有一次干擾你的權利,且這個干擾是在下一站才會生效。」

不直接從 0 衝向 1,而是中途設有檢驗站的小步快跑,這樣的機制能讓客戶更放心,「一個放心的顧客,才願意花更多的心力成為你的創作夥伴。」她再舉近日施行的地方創生多元徵案為例,過去民眾申請時需集中至中央特定窗口,現在則開放分散至各分區輔導中心,「以增加介面的方式把迭代縮小,避免一直卡住。我覺得我們公共政策的體現,都因為像黃翊這樣釋出創新的作法,而全面變得更加敏捷。」

對唐鳳而言,成為政委是如黃翊一般與機器共舞。「我常說我不是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而是 work with,或說我是在所謂的拉格朗日點,這可能要懂天文學或看鋼彈比較知道我在說什麼(笑)。」在地球跟月球中間,有那麼一個點,承受著來自兩邊相同的引力拉扯,「所以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停在政府跟社會中間,讓彼此的通信變得更便利,這比較是我的想像。」即便眾人對唐鳳充滿奇思異想:她是真人嗎?可以控制腦波?不小心就會被增幅?也先別嚇到用鋁箔紙包住自己的腦袋,因為事實上,她可能比在座的我們都還理解「人」。

「之前日本媒體常常說我是 IT 大臣,我後來會反射性地糾正,說我是數位(digital)大臣,因為 IT 是連結機器與機器,數位是連結人跟人。」許多困境的解方,原來都在人身上。唐鳳強調,「我的所學是互動空間設計,用程式寫出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的空間,重點都在人與人。」

我是誰

在《小螞蟻與機器人》裡,黃翊以機器人來讓人學習、甚至去了解自己。小朋友來看表演,第一步就是要跟小庫卡自我介紹,在紙上畫出「我的樣子」。

這個概念,來自於黃翊的生命經驗,「國小時,我抽到一個即席演講的題目:『我』。這對小學生是非常殘忍的,我緊張到全身都在發抖。」他上台,和評審鞠躬後這麼說:「大家好,我的題目是『我』,我叫做黃翊。」他接著報告了自己的歲數,然後就下台、痛哭。

那時懵懂的黃翊回答不出「我是誰」,只知道自己很喜歡小叮噹,「但小叮噹它還沒有真的出現,我的作法就是去找工業機器人,那現在最好的工業機器人就是庫卡。」他希望,即便來看表演的小朋友無法立即擁有小庫卡,這場表演帶來的刺激,也能成為他們心中某個夢想的開端。或許,也在與庫卡的互動裡,開始思考「我是誰」。

聽見小叮噹,唐鳳笑了,「我很久沒聽到這三個字,很親切。我覺得『小叮噹』這三個字滿好的,它對小小孩來說很 manageable(易掌控),如果叫哆啦 A 夢,感覺就只是個型號而已。」她提及自己上任政委前的一次經驗,「那時我在 VR 裡跟小學生對話,把身高降到跟他們一樣高,這樣我們的視線才在同個平面,感覺像是一個小唐鳳被邀請到他們的空間。」沒了仰視、俯視,權力關係平衡了,「真實的我」也從這裡開始發聲。

唐鳳眼裡,科技與人文科學之間並不是完全切割的:「怎麼跟小朋友互動,那也是『科技』啊。社會科學也是科學,互動的技術當然也是技術。不要說別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社會技術。以前可能因為台灣製造業過度強盛,所以我們就覺得只有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工業技術才是技術。」

黃翊想像,如果科技界有駭客松,那文化界可以有文化松嗎?如何讓科學界的精神或知識,更好地走進文化界,而非壁壘分明?唐鳳坦言:「如果要讓數位進入文化或藝文,我覺得創作者要有一種看小叮噹或小庫卡的感覺。『科技』包含產業技術跟社會技術,它都是為我們創作者跟人群互動的這個社會使命而服務。

「藝文」或「創作」聽起來難以定義,兩端的縫合,唐鳳認為需要有問對問題的業內人。「如果你把自己的價值主張講得很清楚,那程式碼要去捕捉它其實非常容易,但是如果沒有講得清楚、而是去順應過去的話,那就會變成是用前一代的、解決別的問題的東西,在你這邊可能不太好用。」

兩個端點如何碰觸到彼此,那就是透過「我」的表達,形塑出共同價值:「要一直去說: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要做什麼,這三個基礎問題(笑)如果 focus 在回答這三個問題,我覺得現在擁有公民科技、社會創新的朋友,是很願意投入藝文工作的,但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藝文工作者可以先把這三個問題先分享一下。如果藝文產業這三個關鍵問題出來,那其實就是一個共同價值,那有共同價值的情況下,科技界總是可以用輔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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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界線的交融

這天難得有兩位長期與機器互動的人類對坐眼前,我好奇提問他們對人機界線的想法。

黃翊堅定地說,他認為機器是人類最完美的形象、最理想的樣子。「我們人類的存在是為了創造機器人,這是我的想像。因為人類有很多缺陷,需要休息、吃飯、睡覺。」即便身為舞者,對自我身體能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控制力,他仍嚮往極限,「我們所謂的動態結構,應該要能依據意識所想的樣子去變化出來。」

會有這樣的想法,一部分也來自演出時對人體的觀察。「我們提供給視障者觀賞演出的口述影像設備,其實是比明眼人還要好的,他們反倒會產生一種羨慕的感覺。」他認為,既然機器能改善人體天生的不足,最終當然也能取代這個肉身。

相較於黃翊對機器的全然傾心,唐鳳卻抱持不同的看法。以疫苗開發舉例,「在病毒不斷突變的狀態下,我們要如何跟上?我們發現方法是把病毒碼放到載體裡面,每次突變,不是重新測試疫苗,而是更新病毒碼。」拿 A、B、C 疫苗一一測試它們對病毒的抵抗力太沒效率,面對突變的反應也不夠快速,不如反過來先讀懂病毒碼,「但其實我們身體裡本來就有 mRNA 這個病毒碼,只是我們要先從機器上,好像電腦病毒一樣,取得這整套訴說它的語言,然後再回過頭來去找到對的疫苗。」她說,一開始「更新病毒碼」的概念,是人類病毒與電腦病毒的比喻,但科技走到現在,已經讓比喻變成明喻了。

說完病毒,唐鳳以相同邏輯形容人機關係,「這就像是機器學習的類神經網路,當年 John Von Neumann [註]透過造出電腦這個參考,去了解人腦的結構。當我們理解類神經網路到一個程度後,那完整的神經網路,就是我們自己啊(笑)。」在人類對自我處境的論述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機器人就像是一個小型的測試系統,「先用這個方法鍛鍊大家談論這些事情的能力,那反過頭來要談人類處境的時候,就多了很多概念上的工具,到時再來照鏡子比較容易。」相較於黃翊認為機器人是人類的完全體,唐鳳眼中的機器人,更像是人類的學步車。

即便兩人對人機未來發展的看法不同,卻都同意人類應該在有限的生命裡對下一代做出貢獻。很難想像被當代眾人視為天才的唐鳳,其實只將此生的自己視作 beta 版,「我常常會說我們有一個 digital double 或是 digital twin,我自己在生活中,包括這次訪談,都有鏡頭記錄下來。」

目前唐鳳已經累積了超過一千小時的紀錄,全公開在網路上,「隨便大家用,任何人想要唐鳳講什麼、唱什麼,都有一些合成的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現在的這個創作也許只是一創、拋磚引玉的一個素材而已。」在這樣的思維下,她便不擔心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夠完美,因為把一創拋出後的每一次迭代,都將有所成長,甚至產生全新的創作。

聽到唐鳳的思考,黃翊想起科技與藝術領域共享的重要精神,「我們其實只是整個發展脈絡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都是承接前人的成果,在消化以後做出現階段能力極限的成果,然後再將這個成果交給下一代。」想往下發展,這個理念不能忘,「若你什麼都不讓人家用、什麼都不願意分享的時候,發展就會停在這裡,沒有辦法再往下了。」

唐鳳點點頭,「你可能可以瞥見未來,但是未來就不會透過你真的來臨。」她又講回流行病學,「R₀ 值要大於 1。」若將人類智識傳播看作病毒傳染的過程,當 R₀ 小於 1,傳染病將逐漸消失。因此,不管對未來人類的想像為何,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無私地持續分享,當每個人的 R₀ 值皆大於 1,未來的未來也將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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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翊醞釀十年新作《小螞蟻與機器人:遊牧咖啡館》。(攝影:顏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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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IFA 在國家戲劇院展開為期三天的遊牧咖啡館。(攝影:顏翠萱)

|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20 世紀的數學家,現代電腦創始人之一,亦為理論電腦科學與賽局理論的奠基者。

 

2021 TIFA 黃翊工作室 +《小螞蟻與機器人:遊牧咖啡館》
地點|國家戲劇院
購票資訊|https://bit.ly/3m9jSQZ

#唐鳳 #黃翊 #編舞家 #小螞蟻與機器人 #程式語言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專題統籌游育寧
採訪陳芷儀 Rachel Chen
撰稿陳芷儀 Rachel Chen
攝影陳詠華 Yung Hua Chen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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