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靡世界的 Akari 燈，與在世界流浪的藝術家野口勇

上一次看到 Akari 燈是什麼時候？可能是室內設計雜誌報導又一間高級餐廳；看到有房屋品牌把擁有這盞燈，當作一個賣點；或在設計師家裡，擺放這樣一個永遠看不厭的設計風景⋯⋯Akari 系列燈具有大有小，形色各異，有時如精靈般棲息，有時挺立出結構美。擁有一個 Akari 燈的地方，總是值得停留的。

Akari 燈適應範圍極廣，似乎哪種風格都難不倒它。但特別是想從日本傳統視覺語彙裡做出新意、做出當代感時，Akari 更是如魚得水。它不張揚，和紙似是低調，卻又能以特殊的形體存在感，扭曲氣場。亦東亦西，一如它在東西方文化間流浪的創造者：野口勇。

空間中的雕塑

野口勇另一個知名的傢俱設計，是與 Herman Miller（求辦公椅推薦時，你總會看見尊貴的 Aeron 成為推薦首選）合作的 Noguchi Coffee Table，僅用三個元素，簡潔地表達了空間裡的存在。

儘管我們現在大多將上述作品視為傢俱、室內設計範疇，但在創作時，野口勇最初將它們都視為「雕塑」——Akari 系列在官網上，如今的全名依然是「Akari Light Sculptures」，光的雕塑。

野口勇的一切都從雕塑開始。日美混血的他，與母親在日本度過童年，13 歲後獨自回到美國。學生時期他先是在紐約攻讀醫學，晚上也去上雕塑課，因而被深深吸引，決定投入。也是天份，讓他在 23 歲便拿到古根漢獎學金，前往心心念念的雕塑家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工作室做助手，並陸續以雕塑接案維生，在 1930 年代成為知名的肖像雕塑家。

以雕塑為始，綜觀野口勇後來的作品，更常讓人有所體會的是雕塑品與環境的關係。物不可能單獨存在，而是與周圍環境共築出空間的整體。

他曾與現代舞之母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密切合作，舞台上他以抽象的設計與格蘭姆編排的肢體一起呼吸：從《悔罪者》（El Penitente）、《阿帕拉契山脈之春》（Appalachian Spring）、《黑暗草原》（Dark Meadow）、《心之洞穴》（Cave of the Heart）⋯⋯，兩人合作超過三十年。

葛蘭姆的舞作常來自於希臘神話、美國先民開拓精神的觸發，如同野口勇將創作追溯回日本傳統語彙，但兩人要的東西，同樣也都是簡單、詩意，並充滿象徵意涵的。葛蘭姆說，她能理解野口勇的簡潔：「一切都被拔除，只留下必要⋯⋯就像他佈置那些充滿禪意的庭園時，回到生命的基礎，回到儀式。」

1958 年，UNESCO 巴黎總部的庭園設計完工，讓原本就已在藝術界知名的野口勇，獲得大眾的熱切關注，也開啟大量的公共藝術委託。此案的主建築師 Marcel Breuer 起初邀請他製作一個涼亭，但野口勇將範圍延伸到整個庭院面積，他運用日本庭園造景的整體性思考，佈置石橋、流水，並從四國島運來八十顆石頭，總重八十八噸。

他說：「我傾向將庭園視為空間的雕塑⋯⋯一個超越單一雕塑、更整體性的雕塑性空間體驗。當人走進這個空間時，空間與人產生關係，成為真實。」

日本與美國

野口勇複雜的身世，始於 1901 年的紐約。那時，試圖在美國發展文學生涯的日本青年野口米次郎，在報紙上張貼廣告，尋求英文寫作的協助。時常以編輯工作兼差、熱愛文學的女孩 Leonie Gilmour 回覆了。

身為第一批前往西方留學的知識份子，野口米次郎熱切期待在紐約展現自己的文學才華。對西方世界來說，他帶有異國情調與腔口的詩作，有著迷人的吸引力，而 Leonie Gilmour 也同樣被野口給吸引，儘管知道他同時與其他男男女女交往過密，仍義無反顧。兩人曾短暫有過婚約，但從未正式成婚，野口米次郎就在 Leonie 懷孕時決定獨自回到日本，等著另外一個美國女子前來成家。

1904 年，Leonie Gilmour 在洛杉磯生下野口勇。新聞披露後，野口米次郎另一婚約對象聞之大怒，才放棄這段關係。野口米次郎依然需要 Leonie 擔任他的編輯，幫他接洽西方世界的出版事務，兩人仍有聯繫。隨著美國與日本情勢越發緊張，Leonie 在 1907 年帶著野口勇來到日本，卻發現，野口米次郎已和另一名日本女子成婚，另有家庭了。

美國與日本，不承認他的父親，與為情所苦的母親，在野口勇身上留下漫長的困惑。

顯然他從兩邊都獲取許多養份——西方世界的認可、養成，身處紐約得以與一流藝術家共同激盪的機遇；以及在日本渡過的童年，讓他夢想成為一個庭園造景師，擁有對事物的細微觀察，敬天愛神的自然崇拜精神。這些都讓野口勇和他父親一樣，成為兩邊世界都深感興趣的創作者，但不同的是，野口勇所面對的時代，國際衝突更加升溫。

1941 年，日軍在清晨偷襲珍珠港，重創美軍。上千傷亡使輿論譁然，也讓美國舉國上下充滿對日籍、日裔的憤怒與恐懼。羅斯福總統於隔年批准 9066 號行政命令，允許將「任何對國家安全有潛在危害的人」遣送至集中營。儘管沒有明指，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針對日裔美國人而來。

連同十二萬日裔美國人，野口勇走進了這個集中營。起初，他試圖運用自己的知名度，與其他日裔藝術家共組聯盟表明愛國態度，但情勢更加惡化後，他自願走入其中（當時稱為「重新安置中心」），並與一位長官協調，藉此發想適宜居住的公共設施、藝術計劃，作為日裔美國人美好新社區的想望。現實並非如此，實際管理集中營的人，將他視為與其他囚禁者無異。

面對舉國敵意及惡劣的生存環境，是藝文界的廣泛聲援，終將讓野口勇離開集中營。儘管身體自由了，他從心底感受到自己將是世界永恆的他者，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日本人。

無所歸依，讓他與類似狀態的人有所共感。野口勇與父親一般多情，曾在墨西哥與 Frida Kahlo 維持一段愛侶關係（她分分離離的丈夫 Diego 甚至持槍闖入他們的房間），但唯一一段婚姻，是與同樣飽受認同之苦的電影明星李香蘭／山口淑子。

雙親都是日本人，但一家熱愛中國文化，山口淑子出生並成長於滿洲國，以李香蘭之名走紅，因參與的演出背後出資者為日本人，多飾演對日軍友善、崇拜的中國女子。戰敗後，中國政府將其視為「漢奸」，李香蘭得出示戶籍，證明自己其實是日本國籍（因此不是媚日的中國人），才得已被釋放，卻也因此必須離開熟悉的土地。

兩人經歷過戰爭與戰後時，因國籍與歸屬未明而遭受權力宰制的切身痛苦。她曾談起與野口勇的惺惺相惜：「我們都搞不懂日本人的思考模式，都無法回到故鄉，而有同病相憐的感覺。」兩人的婚姻後來維持五年，因聚少離多而散；幸是好聚好散，一直維持朋友關係直到最後。

一座橋

從此回到 Akari 的創作故事，又多了一絲複雜心緒。

1951 年，在認識李香蘭之前——野口勇恰恰是從一趟日本長時間的旅行歸來。回到紐約時，他甚至已經覺得這裡很陌生，「紐約好不真實。我只想著怎麼再次回到日本。」

那趟旅行裡，他途經岐阜。岐阜擁有上百年紙燈籠、紙傘的傳統手藝，但那時，產業已因戰後蕭條環境而殘破不堪。岐阜市長詢問野口勇，是否能將用設計傳統工藝復甦，甚至讓產品能夠在西方世界流通？並介紹百年老廠 Ozeki 的老闆給野口勇認識。

這將成為野口勇持續一生的計劃：以他的設計，讓日本傳統手藝與精神以新的形式流傳下來，與西方連結。第一年他立刻做出 15 款設計，以和紙、竹構等元素及工法為底，雕塑出各種各樣現代形體，讓 Akari 燈不隨時間退流行，反而越來越受到歡迎，蔓延出上百款形色各異的光雕塑。

Production of the Akari Light Sculptures, Isamu Noguchi,1951 from Vitra on Vimeo.

直到今天，這些燈都同樣在岐阜同樣的工廠裡，依循傳統工法製作。Akari 系列的誕生，像是呼應著名稱「光」的意涵——不只點亮空間，也把世界的目光，持續帶到日本傳統工藝人們的手上。

而那次途經的岐阜其實也不是終點。那趟旅程，他受知名建築師丹下健三邀請，前往的是廣島——那個在珍珠港事件四年後，美軍投下原子彈的城市。眼前滿佈廢墟與死寂，但丹下健三隨即與野口勇討論：未來這裡將蓋起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你願意製作雕塑嗎？

如今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可以看到野口勇打造的〈和平大橋〉（Two Bridges for Peace Park）。兩端延伸的雙線，一條名之為生，另一條名之為死，像是撫慰當下的人們，能夠連結那些突然逝去、離開的靈魂。

橋，或許也是野口勇的心願，連結他斷裂的生命歷程。橋一端往東、一端往西，像是連結美國與日本的暗示。

丹下健三曾和野口勇討論起設計受難者紀念碑的可能，野口勇答應了，並選擇不收費。只是這份心意，在政治情勢裡依然變得複雜，相關單位抗議，日本國內多有「為什麼是美國人來製作」的反彈聲浪。最終，官方只同意丹下健三在一週內根據野口勇的想法迅速提案。

野口勇曾為此趕往日本，試圖扭轉決定卻未果。受訪時，他說：「廣島，不只因為日本而存在，它也因為這整個世界而存在。」他所希望的，始終是能夠超越國籍的藝術力量。

多年後，以服裝設計敲開西方世界的設計師三宅一生，會不斷說起這座橋。出生於戰後日本的蕭條時代，他在高中時每天上學，都會經過此地，並深深為野口勇的作品而感動。他說，是這座橋，讓小時候生活貧困的他激起了生存奮鬥的力量——如同許許多多從此經過的人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