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塊烏克蘭人做的三明治聊起──專訪沙博爾夫斯基：在被分裂的歷史中，看見國與國的共難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31.10.2025

波蘭華沙時間上午十點，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從打開視訊鏡頭的一瞬間就迅速進入了受訪狀態，絲毫沒有半點鬆懈。身為報導文學家的他，就連佯裝成寒暄的開場白都沒有掉以輕心：「所以，你問我剛剛吃了什麼早餐，也算是採訪的一部分嗎？」

正中紅心，好吧，也是沒有辦法。飲食是沙博爾夫斯基長期耕耘的主題，在台灣由衛城出版的《獨裁者的廚師》和《克里姆林宮的餐桌》，分別採訪了歷史上 5 位獨裁者身邊的御廚，以及實地走訪多位親歷過俄國與前蘇聯重大歷史事件的廚師，連車諾比核災善後工作的前線廚房也包括在內。而他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跳舞的熊》，在序言裡就將民粹領袖的空頭支票形容為糖果：「這些人把承諾包在沙沙作響的包裝紙裡，還假裝那是糖果。為了得到這些糖果，人們用兩條後腿站起來，開始跳舞。」

到了今年，他 2010 年完成的第一本書《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在台灣出版，原來早在彼時，食物就作為核心意象貫串：「整個土耳其被一道隱形的海峽撕成兩半。我的女性朋友早上和男朋友喝義式濃縮咖啡，吃可頌，談論世界文學。到了下午，她們戴上頭巾到外婆家喝土耳其咖啡。我的男性朋友會在夜店來杯啤酒，開心享樂。但喝酒的同時，他們唱的是兩百年前的歌。他們一副硬漢的樣子，不怕真主也不怕先知，但齋戒月一到還是乖乖禁食。」

話說回來，沙博爾夫斯基受訪這天的早餐吃了火腿三明治。這家麵包店過去在華沙並不存在，但現在來了，命運把烘焙師們從烏克蘭捲向了波蘭。他們原本在基輔經營連鎖麵包店，甚至在幾個城市開展了分店，戰爭爆發以後，他們逃離故鄉並在華沙重新開業。沙博爾夫斯基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食物如何在社會中運作，也如何聯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社會發生政治變化時，最先出現改變的，往往就是食物。

在《克里姆林宮的餐桌》裡，他曾描寫過一位遭遇過列寧格勒圍城戰的麵包師傅。她說，「麵包代表生命，維特多，在像被圍住的列寧格勒這種地方，你的感受會很明顯。打從在麵包店工作開始，我就覺得自己從原本的面向死亡，轉身面向了生存。」如今，從烏克蘭逃亡到波蘭的烘焙師，也許也共享著類似的座右銘。

𝑨𝒑𝒑𝒆𝒕𝒊𝒛𝒆𝒓・革命前夕的古巴麵包日記

沙博爾夫斯基自己也曾擔任過廚師，甚至是在丹麥哥本哈根工作。這是座連劇集《大熊餐廳》的星級主廚也得前往進修的城市，不過他在這當上廚師的理由，相較之下是一點都無法振奮人心：「我大學畢業時，波蘭正陷入了經濟危機，在那裡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失業率還非常高。於是，由於我在丹麥有朋友，我就去了那邊工作。」

在那裡，他當過人力車車伕，負責載觀光客去市區主要景點，邊介紹邊聊天。他也幫忙裝修船隻，在眾多斜槓工作裡，他擔任過墨西哥餐廳的廚師，同事們大部分都是來自伊拉克的庫德族人。

「天啊，廚房真是個神奇的地方，這裡充滿了故事，也充滿了講故事的人。」這與《大熊餐廳》裡分秒必爭（every second counts）的座右銘簡直是天壤之別。但反正這部劇集也不是叫大熊記者，裡面也沒有一頭跳舞的熊。

食物訴說的故事之中，也包含遺忘與家園。沙博爾夫斯基曾在古巴採訪過一位麵包師傅，他以前在米其林星級餐廳工作過，後來因為祖母的緣故回到了古巴。在臨終的日子裡，祖母向他抱怨說：「我的老天啊現在古巴的麵包真是有夠難吃，革命把我們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拿走啦，共產主義把生命的滋味都拿走啦。」於是，這位廚師受祖母所託，到處尋找革命以前的麵包配方，最後終於成功找到了一個四、五〇年代的食譜。

他原本只是為了烤給祖母吃，但是吃過的人都說這麵包的味道有夠好的啦。後來他順理成章地成了麵包店師傅。「這不只是一個關於特定家庭的故事，而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故事。關於轉型，關於過渡，我想這是值得深挖的故事。」何只深挖，這簡直是一段可以銘刻在店裡牆壁上的起源神話故事，雖然有點太像知名新竹牛肉麵的況味。

後來，沙博爾夫斯基的創作主題都圍繞著轉型：古巴革命帶來的震蕩，就連食譜都無法避免；土耳其因獨特的地理位置，在冷戰時期左右不討好；波蘭等東歐國家在蘇聯鐵幕倒下後，人們如被訓練過的熊那樣開始掙扎著跳舞。不過，立志成為記者，那又是比古巴、比土耳其、比哥本哈根都還要更早的事了。

𝑺𝒐𝒖𝒑・什麼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

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沙博爾夫斯基曾經讀過一個關於契訶夫的故事——大師開導新手的那種故事，文學愛好者的經驗主義神話——一位年輕作家帶著手稿去請教契訶夫，到底怎樣才能寫好一些，而契訶夫讀了年輕人的手稿後，跟他說：你確實有天份，也確實懂得寫作，但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只憑天份是不夠的，你必須先去生活。

青春期的沙博爾夫斯基讀畢後大受震撼，他心想，「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人，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作家。」先讓我們忽略 45 歲的他舉例時，所背誦的契訶夫故事，還包括了鼓勵年輕人去走私、偷竊以及坐牢。當年的沙博爾夫斯基這樣告訴自己：在開始寫作之前，必須先過一段值得書寫的人生。於是，他從華沙坐便車去了耶路撒冷，去土耳其跟任何一個願意聊天的人講話，去哥本哈根做各種各樣的工作。也許這就是值得書寫的生活。

如同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在〈什麼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中形容：「契訶夫想到的『生活』，是一種扭捏的混濁的混合物，而不是對諸事的一種解決。我們只要看一下他保存的筆記本就能理解了。實質上，這個筆記本就像一個床墊，裡面塞滿了他偷來的錢。它滿是謎團，卻得不出什麼結論，它寫滿了驚奇的一瞥，可笑的觀察，暗湧著新故事。」

我們無法得知沙博爾夫斯基的筆記本長什麼樣子，對於一個記者，一個報導文學家，他的記錄工具必須是一種商業機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把生活裡的觀察都揉搓烘焙成了故事，也許這是因為他所出生的地方：波蘭，以及後來他所對照的地方，土耳其，都提供了一系列與文學親和力極高的屬性：邊緣、夾縫，持續更新。

土耳其是他記者之路的開端，那段日子被他寫成了《安納托利亞的刺客》，「我當時拿到土耳其政府的獎學金，全國只有幾個名額，而我是其中一個。」他先是在伊斯坦堡就學，學土耳其歷史，「那是非常棒的一段日子，我那時還會講一些土耳其語，不過現在都忘光了。」沙博爾夫斯基笑著說。《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原版出版距今 15 年了，多年以來，他常常前往土耳其旅行，有時甚至一年去兩次，對他來說，那裡可以稱之為第二個家。只是後來疫情席捲全球，他才沒有辦法再去。

說是第二個家，或許因為他在那裡看見了波蘭的倒影：「其實我在土耳其時，最大的訝異是發現波蘭人與土耳其人的心態非常相似。我看到這兩個地方都存在著一座『心理的橋樑』。雖然說，波蘭跟丹麥都同屬於基督教國家，理論上應該更接近，但我反而覺得波蘭人與土耳其人更為相似。」

「我後來理解到，也許這跟『邊境國家』的命運有關。波蘭總是夾在東西方之間——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文化之間、歐洲與俄羅斯勢力之間。這種『被分裂』的歷史形塑了我們的心態。土耳其也是如此——永遠在東與西之間擺盪。」他提到了《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全書最初時出現的一位詩人，乘著橫渡歐亞兩洲的渡輪，每天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往返數次。「我覺得那正象徵了我們的狀態——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不斷穿梭。」

此時沙博爾夫斯基見縫插針，進入反擊模式：「我很好奇，台灣的讀者是否也會在這本書中看到某種共鳴？」

𝑴𝒂𝒊𝒏 𝑪𝒐𝒖𝒓𝒔𝒆・與土耳其總統共膳

明明《跳舞的熊》寫的是東歐，但也觸碰了許多台灣讀者對老一輩人深層的疑惑：掙脫枷鎖後反而想念起枷鎖的那一代，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沙博爾夫斯基說：「我想，當一個波蘭人書寫土耳其的時候，台灣人讀來之所以覺得有趣，是因為我們透過了『外國人的眼睛』，去看到一個其實與自己並沒有那麼不同的世界。而香港那種介於英國與中國之間的拉扯，其實與我們在波蘭、在土耳其感受到的『兩個世界的橋樑』非常相似。」

在採訪之前的那個星期，俄羅斯派出了 19 台無人機入侵波蘭領空，純粹只為挑釁。「前陣子，波蘭的市場發生了一場大火，經調查後發現原來也是俄羅斯的滲透行動。他們想要藉著製造混亂讓人民恐懼，這樣就能令社會開始尋求『強人』統治。這正是通往獨裁的捷徑。」這一段話能迴響起《跳舞的熊》序言的聲音：

有著一頭亂髮和癲狂眼神的那人不是憑空出現的。他們之前就認識他了。他有時候會告訴他們，他們有多偉大，並且叫他們回歸到自己的根源；如果有必要，他會穿插一段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十分吸引人的陰謀論。

「我記得在九〇年代蘇聯解體時，福山曾經講過『歷史的終結』。不會再有戰爭，不會再有衝突，人類將會永遠和平。」這種樂觀雖然天真，但或多或少也讓人臆想一種快樂的生活。沙博爾夫斯基是在獨裁體制底下長大的，在童年和少年時期，國家在他眼底掙脫了枷鎖，進行轉型。「對我來說，那是一段讓人非常興奮的時光，商店從空無一物，變成可以買到來自全世界水果的地方。」

那時候，他們一度相信歷史的終結是真的。

但顯然不是，否則今天早餐的選擇裡，沙博爾夫斯基不會買到來自烏克蘭的火腿三明治。如果人類確實達成了永久和平，來自東亞的我們也未必會對《跳舞的熊》感興趣，作者本人也未必會對我們感興趣。就連土耳其也是如此，「我觀察到這個國家正在改變，而這讓人難過。當看到一個生氣蓬勃的民主制度逐漸被推向某種『輕度獨裁』的版本，是令人心痛的。」

所幸《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寫作期間認識的土耳其朋友依然安好，「我的土耳其朋友們過得還算不錯。基本上，他們都反對政府，也對國家的走向感到不滿。而他們只是努力過自己的生活——這大概是生活在『輕度獨裁』體制下唯一能做的事。」

𝑫𝒆𝒔𝒔𝒆𝒓𝒕・讓文學煮

「我們這種像樣的俄國人就是熱愛那些從來解決不了的問題。」契訶夫的人物這樣抱怨道。當 14 歲的沙博爾夫斯基從文豪的警世故事裡獲得想要成為作家的野望時，也許並不知道，所謂的生活就像一棵掛著累累果實的大樹，很多時候沒有任何一顆是能夠採摘的，可能連旁枝末節的零碎瑣事都解決不了。

但或許正是這份徒然，讓 14 歲的他的追望，在假新聞與 AI 生成內容充斥的今日顯得可貴，也讓沙博爾夫斯基在生活與真實之間槓上了一個等號：「我希望『能以文學方式書寫真實』的記者，是最後一批不會被取代的人。」

「AI 也許能寫出偵探小說，但它無法採訪一位廚師。那需要人類的共感與理解。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寫作品質變得更重要。我們必須寫得比 AI 更好，否則這個職業就會消失。」

「我稱這種文字為『非基改文學』（non-GMO literature）——就像歐洲標榜非基因改造的作物一樣，沒有人工干預，純粹自然。」就連文學的比喻也是來自飲食科學，實在是很生活了。而基因改造，其實也算是人類的轉型時刻，它會衝擊多少農民的生計？有多少既定農作方法會被取代？它就像是《跳舞的熊》所關注的對象，就像俄國大地所遍佈的餐桌那樣，就像曾經或正在面臨獨裁統治的廚房那樣，一切都是充滿著生活的故事。

一切都是生活。

伍德對契訶夫的形容之中，還有這麼一段話：「在契訶夫的世界裡，我們的內在生活有其自己的速度，自己弄了一套日曆。而在契訶夫的作品裡，自由的內在生活撞上了外在生活，就像兩套不同計時系統的衝撞，儒略曆撞上了格里曆。這就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這就是他的革命。」這就像兩個不同大陸的對接，歐洲大陸連上了亞洲大陸。而這就是沙博爾夫斯基所書寫的「生活」。這就是他從安納托利亞帶來的文學刺客。

沙博爾夫斯基接下來會寫什麼呢，進入了受訪狀態的他絲毫沒有半點鬆懈，簡直是守口如瓶。我們只能說一句：讓他煮（Let him c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