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從一開始將人送上神壇，就是錯的──專訪洪唯堯╳楊迦恩《沒有派對》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0.02.2026

讓想像力奪權

那天以後，所有台灣人都曉得，台北捷運站與站之間最長的距離，是龍山寺到江子翠的 3.1 公里，行車時間約 3 分半鐘。

洪唯堯至今記得大學時聽老師說過，當城市或國家文明到一個程度，就可能會發生隨機殺人案。是在什麼課聽到這些其實也忘了，只記得最後老師的結論：台灣也差不多到那個程度了——

一個月後，鄭捷就在台北捷運上對乘客進行無差別攻擊。

那是 2014 年 5 月 21 日的下午。同樣還在讀大學的楊迦恩當下的震驚是：第一次知道在台灣、在台北捷運裡，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一年的台灣人不論身在何處，都很難不感受到過去已去、未來將來。所有不曾想過會發生在台灣的事，都相繼在這座島嶼上發生，不管是隨機殺人，又或者是一場攻佔立法院的社會運動。彼時的洪唯堯感覺到世界在變，「那時台灣的氛圍、台灣的政治、與世界連結的方式都開始有了些變化。那一年對我來說，就是個新世界與舊世界的交界。」

用創作書寫斷代史，過去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在「常民三部曲」裡，分別以李小龍、麥可傑克森與 SMAP 等流行文化，作為台灣七〇至九〇年代的時代註腳。而在三部曲之後，導演洪唯堯選擇從 2014 年出發，《沒有派對》以十年作為斷代，回望那個新世界的起點與終結。

在舞台上討論三一八，運動當時，楊迦恩自己也去了一趟青島東。彼時的他對政治還沒有太多想法，只是當時北藝大的許多同學都在那裡，才隨著朋友走進抗爭現場。「我去的時間算運動的前期，氛圍還比較沒有那麼肅殺，是大家還在醞釀力量的時候。現場看起來很像一個烏托邦，我沒有進到議場裡面，大家就在外面搭帳篷、聊天，很難想像台北街頭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

那股力量搖醒了與他世代相近的許多台灣人。不只是認知到對來自彼岸的威脅，第三勢力政黨的興起與青年參政的浪潮，為台灣政治領域帶來活水，運動期間的議政風氣催生多間新媒體，之後幾年裡的性別平權運動、本土文化復振等諸多議題，一批在 2014 年春季深受啟發的台灣青年持續投身其中，想像一個更好的公共生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沒有派對》在那樣讓想像力奪權的年代裡開場。

時代的聲音

那些年整個時代的狂飆也有配樂：「哭啊喊啊叫你媽媽帶你去買玩具啊」、「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殺了它順便殺了我拜託你了」⋯⋯

獨立樂團草東沒有派對在那十年裡聲名鵲起，歌詞在頹喪中掙扎，唱出的是台灣社會當下難言的精神世界。2016 年的首張專輯《醜奴兒》發行後迅速走紅，隔年金曲獎一舉拿下最佳新人、最佳樂團和年度歌曲三項大獎，評審團主席黃韻玲評述草東是「悶世代的爆發」，樂評人馬世芳則認為草東是「魯蛇世代」的時代音。

人們對新世代懷抱希望，但草東的歌裡卻唱出每個人心底的焦躁不安：美好未來終究還沒到來。《沒有派對》劇名與草東的團名互為倒影，像是這十年的總結。

選擇草東，除了因為洪唯堯喜歡搖滾樂，也是因為他們唱出那份誠實，「我自己覺得他們更社會、更『人』一點，比較回到真實的人，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

「我覺得每個時代，樂團都有一種在跟社會抗爭的意識。樂團本來就有反戰、對社會抗爭的象徵，搖滾或龐克的精神對我來說，它很代表台灣現在這十年的狀態，也很代表台灣現在年輕人的狀態。」洪唯堯在他們的音樂裡，聽到了搖滾樂慣有的反抗與憤怒，也聽到了 2014 年以降十年的台灣，一股說不出來的悶。

而楊迦恩聽到的是戰鬥。

他與草東的主唱巫堵、吉他手筑筑早在高中時就認識，「我們都是比較不在這個體制下的小孩，很容易就想要反體制，基本上我們整個高中都是一起不在教室裡的。」

是他們帶著楊迦恩認識音樂、也帶著他去草東街。後來幾個朋友都考上北藝大，楊迦恩也側面見證草東從在搖研社創作，到在音樂圈站穩腳步的過程。

他還記得自己拿到《醜奴兒》的實體專輯時，哭了。「在巫堵身上我真的看到一個，我覺得這輩子你不會看到的人。他有很強的信念，他很強。」那樣的信念，是一場與世界永恆的戰鬥。

搖滾樂之外，時代裡也還有其他聲音：體育賽場上代表國家贏得勝利的運動選手的狂喜、第一線面臨國家暴力的運動者棍棒如雨落在他們身上的回聲、法警執行死刑槍決後的夢魘，與火車出軌、空難倖存者在事故當下與獲救時聽到的聲音，組成整座島嶼的共同記憶。

但舞台上，洪唯堯丟棄了那些直接的事件現場錄音，而是試著以詩意的方式讓大家看見，搭配這十年裡台灣重大事件親歷者們回憶中的聲音，藉由演員的肢體和樂器重新演繹。「我覺得好像只能轉化，因為真的太近。」

將一目瞭然的共同記憶變得抽象，固然讓人難以直接理解，但對洪唯堯來說，是保護。「有些事情傷痛還沒有走完，或是美好的距離還沒有產生，所以才想用展演的方式——就，不適合，真的不適合。太暴力了。」

英雄

除了以聲音作為記憶的經緯，《沒有派對》劇中也設計了一段英雄之旅，讓主角穿行於荒誕之中，追問台灣需要的英雄，是什麼樣子。

或是，需要英雄嗎？

2014 年的三月，來自各方的群眾前仆後繼去到學運現場，運動爆發當時身在英國的洪唯堯，決定返台後進議場一趟。

待在立法院裡頭的兩天，街頭烏托邦的底色也逐漸現形。印象最深刻的是身在二樓、位處運動決策圈的學生，下樓與群眾佈達事項的情景，與一群年紀與自己相去不遠的學生，在立法院花園裡宛如戰場老兵般抽菸、談話，「就覺得滿奇妙的。這場運動有這麼多人參與，每個人想用的方式不一樣，可是最後還是被少數人掌控著——這是不是另一種集權，我也不知道。」

十年過去，或許現在也是時候問，彼時對於社運英雄的期待，是否只是海市蜃樓。

《沒有派對》試圖以劇場的語言，辯證這番樓起樓塌：舞台上掛起一位當年眾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的肖像畫，上頭寫下「某某年崛起，直到某某年殞落」。然而官司纏身，是否就代表英雄跌下神壇？或是，他因此走上了另一群人的神壇？

也許從一開始將人送上神壇，就是錯的。洪唯堯對英雄始終帶著懷疑：「我們需要一個英雄嗎？英雄會不會其實是因為我們自己不敢做、辦不到，所以我們投射一個人出來？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就是呢？」

楊迦恩同樣對英雄的概念有些害怕。成長於信仰鷹式教育的家庭，楊迦恩對父親超出範圍的管教與體罰深惡痛絕，「從小我對於『力量』、『位階』這些是很反感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不會有英雄崇拜。我被扁的時候，沒有英雄來救我，甚至打我的就是我的親人，那我要講什麼？哪有英雄？也沒有神。」

從前看電影還愛看打打殺殺，楊迦恩如今也開始在意那些，不是英雄的凡人，「電影裡的英雄大戰，打一打旁邊房子裡死的人怎麼辦？一個光波整個村子就沒了，那些人不就死了嗎？對我來講，越大越不會去相信這種事情。」

「我們創造那麼多英雄，是否都失敗了？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可不可以都做一點事情，其實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需要期待一個英雄？」

《沒有派對》的準備過程中，洪唯堯曾邀集參與演出的 9 名演員一起思考，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是什麼樣子。楊迦恩還記得大家的想像有些相似，「有人講愛的光波、自癒能力，也會往酷兒的方向發想，比如蕭東意就說到雙性人，可能有兩個伴侶和很多小孩⋯⋯。」

天馬行空了一陣，彼此才發現心目中追求的英雄不是擁有絕對的力量，而是能夠為人帶來療癒，「擁有愛與社交的能力，讓大家可以不要傷害彼此。」

療癒之必要，也因為 2026 年的台灣，比起過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徬徨不安——戰爭將來未來，開戰預測從 2027 年、2028 年，一直到還是《沒有派對》設定近未來的 2035 年，若戰爭終將來臨，療癒與縫補，至少讓人們仍願意互相照應，而非在那之前，就已經撕扯得面目全非。

戰爭裡，英雄能夠如何拯救我們？

沒有答案。畢竟他們甚至是懷疑英雄的人。洪唯堯悲觀地想像，「2035 年的台灣，會不會變成我不認識的台灣？」；楊迦恩則設想一場沒有英雄的戰爭情境：「如果今天只是說要打，我可能就還是正常生活，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是如果是已經攻到陸地、攻到城鎮，那好像也差不多了。」那你會做什麼呢？「我會⋯⋯守在我家門口扔汽油彈？因為我就是不逃了嘛，我也逃不了。」

那時候逃不了，但至少這時候還有選擇，此時身在台灣的人們，都還在還有未來的過去。過去十年的經歷也讓人們曉得，與其寄望英雄橫空出世，不如確實地賦權於自身，於每一個日常的選擇之中。

一切都還來得及——對洪唯堯而言也是如此，台灣社會這十年的斷代史已經要走到下一章，在那些記憶還沒消失之前「想趕快趁現在，把我這幾年想講的講一講。」

至少我們還來得及去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