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蕩不定的愛情面貌──專訪劉梓潔《親愛的小孩》
作為女人，從二十歲的年紀飄蕩至三十歲，劉梓潔透過〈父後七日〉重新描繪台灣鄉土的面貌，並以電影改編劇本〈父後七日〉榮獲金馬獎，如今累積近十年小說作品所出版的《親愛的小孩》，以同名篇章開啟了都市生活中男男女女包藏其中的情愛故事。
飄蕩不安的關係與生命狀態
訪問開始前，劉梓潔笑著問說：「妳呢？妳最喜歡哪一篇小說？」我說大概是〈禮物〉吧，她露出了饒富趣味的笑容，問及她自己最喜歡其中的哪一篇，她苦思了一下，最後說道：「人都是喜新厭舊的，〈禮物〉是最新寫的，所以大概是它，另外就是〈馬修與克萊兒〉。」
〈禮物〉是十篇小說中，篇幅最長、近兩萬字，接近於中篇小說的一篇，小說裡所觸及的代理孕母議題，透過劇情的轉折，幻化成能量驚人的戲劇故事。只是在當初寫成時，苦無可以發表的管道，最後在《皇冠》雜誌上分兩次刊出。編輯成書後，與在《短篇小說》雜誌刊登的〈親愛的小孩〉一齊以女性與生育之間的關係為這本小說拉開了序幕。
「其實書名本來想要叫做《搞不定》的。」在〈搞不定〉裡，講述著男人老K 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勾勒出了較為完整的男女關係面貌，也是許多人在讀過《親愛的小孩》後十分喜歡的一篇。每一個與老K 交手過的女人，彷彿與身邊的女性友人有著相似的境遇。「我觀察到身邊朋友在感情上、關係上這種不定的狀態，這似乎是現代的年輕人多數會遭逢的情境，只有部分很幸運的人才有可能從一而終。自己跟身邊的人從大學開始便經歷著對象的變換、持續的探尋，所以我就會特別去關注這種飄蕩的、不安的、不固定的感情以及生命狀態。」
除了描寫男女情愛，劉梓潔也描寫都會中的女子對於「生育」的可得與不可得、被愛與不被愛，伴隨著不同的議題諸如借精生子、代理孕母題材。談起書寫這樣的題材，劉梓潔說道：「有些故事只是沒有被寫出來而已。」在書中看似前衛的代理孕母、砲友關係，相較於現實人生的荒謬，似乎並不足以與之抗衡。「新聞中、通俗劇中這些議題都曾經出現過，有些甚至前衛多了。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會希望能夠把這些通俗的事物寫出來，像〈父後七日〉也是如此。並不一定寫鄉土就是俗的、不一定要用鄉土的腔調去寫，同樣地，在寫愛情的故事時，也並不一定都要寫成羅曼史。」
沒有愛的性
「愛。什麼是愛？愛與性可以分開嗎？如何觀察一個男人對妳只有性還是有愛？」在〈親愛的小孩〉裡，劉梓潔直指愛與性的核心。
談起書寫的取材，劉梓潔是以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們出發。「很自然地，三十歲之前並不會去思考這些事情。」因為就讀師大，在生活周遭有一部分是擔任老師、成家立業後安居樂業的女性，另一部分是在台北都會圈、文化圈中走跳，感情觀傾向於單身、不想要固定關係的女性。從這兩者上她看到了不同的生命樣態，也令她回頭思索「生育」這件事在現代所具有的意義，「生小孩首先要有性，但是我們現在的性都不是為了生育而產生的，有性而沒有小孩、沒有愛的性，回到最根源去剖析，然後我會用很好笑、很嘲諷的方式來解釋這件事情。」
對於生育，劉梓潔坦言，「再過幾年，如果我成為一個媽媽，可能就再也寫不出這樣的題材了，是在現下這個迷惘、邊緣的時刻，才能創作這樣的題材。」從她對於周遭朋友的觀察，她發現無論原本是決定要怎樣浪跡天涯的男人女人，在有了小孩後，都會因此而安定下來，而這樣的轉變，也只有置身其中之人才能體會，就連她，都難以說得明白。
小說與劇本之間的界線
劉梓潔的小說讀來有著流暢的敘事、戲劇化的轉折，每一個畫面以及角色的互動彷彿都是一個電影鏡頭。談及作品的通俗與否，劉梓潔說道自己在書寫時是不會去思考的，「就像〈父後七日〉後來被當成一個通俗作品，但當初在文學獎時是被視為藝術性高的作品。這其實是透過讀者來決定的，當大眾能夠通過作品有所共鳴的時候，可能就會產生較為通俗的樣貌。」面對通俗性與文學性，劉梓潔以料理來比喻，眼前的料理有著不同的樣貌，紅燒的、蒸煮的，但拆解到最後，其實放在眼前的，都是同樣的一盤食材。「所以這些小說拆解過後，其實就是很簡單的內容以及想法。」
不只是小說，劉梓潔也寫劇本，只是小說與劇本之間其實有著極大的差異。「劇本是服務性質的，為了電影服務的劇本，在寫作上是有格式的限制的，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格式不重要，但其實格式會限制思考的方式。」劇本中的對白、場次銜接，劉梓潔會讓小說幫忙劇本，「但是不能把劇本寫成小說」，反之亦然，把界線盡量畫得清楚，但本質上會讓小說與劇本互相幫忙。
「像現在〈親愛的小孩〉就在改編成劇本，但會是完全不同的樣貌。」原本僅有一萬字的篇幅、一條主軸，變成劇本後會有五、六條線。「例如現在只是一個想要借精生子的熟齡女性，但在劇本中，會有不孕症的夫妻、意外懷孕的夫妻，會比較像一個對於生小孩整體的圖像。」
忠於自己的身體以及心靈
在《父後七日》之後，劉梓潔出版了一本關於旅行的散文集《此時此地》，裡頭書寫她通過旅行、瑜伽上的身體鍛鍊所帶來的改變，並不只是生理上的，在寫作、心靈上也有了一定的轉折，而在《親愛的小孩》中，瑜伽與身心靈也在其中佔據了部分篇幅。與瑜伽的關係始於劉梓潔擔任編輯的二十五歲，當時因久坐而腰痛，接觸了瑜伽後不藥而癒，她說：「瑜伽其實跟寫作很像，瑜伽是你要很忠實、忠於自己的身體，今天身體沒有準備好的時候，許多動作是做不出來、甚至是會受傷的。寫作也是這樣，在拿捏一些題材時沒有準備好，所寫出來的東西是會垮掉的。」談及瑜伽在身體上的鍛鍊，是會不斷磨練，從身體帶到思考上，對於寫作的人而言是會反應在作品裡的，「就是一個『真』吧，會讓讀者讀到我的東西時是很真實的，這可能就是根源於此。」
談起十年之間的寫作，劉梓潔說自己其實是一個相當懶散的寫作者，「但是寫作對我來說是快樂的。」過去的她是喜歡寫作、採訪，但並不認為自己是名「創作者」，轉折點在於〈父後七日〉獲獎、改編成電影後，使得創作本身足以支撐生活，她才能夠更專注於創作上。
在小說創作上，她以香港作家陳冠中在《南方人物周刊》中的採訪為例，陳冠中認為小說家分兩種，一種是類型式的，會做好資料準備、做功課來寫小說，另一種是一定要有了生活經歷才能寫。「我過去大概是屬於後者這種，也有人說是『本色』作家，就是『本色演員』的意思，只能夠演他自己，但我現在漸漸會逐漸往第一種小說家走去，以技能為主，只是也不會擺脫第二種，有些情感是需要自己體會過的。」
提及未來的寫作計畫，劉梓潔說正在構思關於心理與精神療養相關的中篇小說，以及以家族史為主軸的故事，只是依舊在等待著故事成形。從散文到劇本、小說，劉梓潔用說故事的方式道盡了浮世眾生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