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是真心想告訴別人一件事」──專訪紀錄片影評/策展人林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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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2013

林木材是專業的紀錄片愛好者，但他發聲的工具不是影像，而是一篇篇銳利的文字評論。這一提筆，竟已寫過十幾年。

時間回到 2000 年，林木材偶然接觸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內容講述白化症者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他在著作《景框之外》後記這麼描述當時心情。

在考上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管理所後，屬於林木材的紀錄片生活正式展開，現在他除了用文字走江湖，更跨足影展策畫和評審工作，投入全身的力氣推廣紀錄片，只因為相信：「紀錄片有力量，可以直接刺激思考，扭轉人的思想，它甚至比搖滾樂，更有機會改變世界。」畢竟，他本人就是那個被紀錄片扭轉人生的真實案例，離開所學的企業管理，一頭栽進紀錄片的世界。

除了感動，更多的是觀點

雖然不掌鏡，但林木材認為寫評論和導演工作十分相似。「這都是一種創作，一個為了真心的想告訴別人一件事才產生的行動。」因此，他不跟隨紀錄片上映的時間發表評論，也不以宣傳的口吻推廣片子，只寫出自己覺得好看的作品和大眾分享。

相較於劇情片結構分析固定單純，紀錄片的內容會隨拍攝狀況有所變動，這種不可掌握性，卻讓林木材樂於剖析其中的敘事結構、鏡頭語言和畫面構成，期盼在感動落淚外，還能抽絲剝繭，帶給觀眾更理性的觀看角度，或是以此做為對紀錄片導演的回饋。

紀錄片有趣的地方，除了是在作品裡包藏導演對於議題詮釋，更反映出導演和被拍攝者的關係，如果看得更深入一些，你還能認識導演本身的性格。就林木材多年的觀察，台灣紀錄片其實有個共同點，「延續著一種對抗和關懷的傳統。」

對抗和關懷之外，能不能說得更多？

這個傳統源自於 8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發展蓬勃，瀰漫突破與解放的氛圍，記錄的鏡頭聚焦在這些黨外運動、扳倒威權體制，隨後擴大成關照社會弱勢的議題。

長久下來，紀錄片似乎就成了非主流和弱勢族群的代言人。林木材坦言，他期待紀錄片能納入更多元的觀點，「政治已經解放，弱勢者資訊和對抗的觀點，不該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沒有人想去問問所謂的加害者，他們到底在想什麼？」過去的傳統承襲歷史，卻帶來觀看角度的束縛，成為難以跨越的高牆。

如果觀察其他國家的紀錄片產業，台灣作品的原創性和國外作品相比普遍較低。除了受限於台灣紀錄片承襲的傳統，和導演養成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在台灣，正式教授紀錄片的學校不多，拍攝方式強調「長期蹲點」，深入考察議題，進行大量人物訪談，卻欠乏影像美學基礎；在國外則認為紀錄片屬於（廣義）電影的一環，畫面美感與敘事結構都要顧及，甚至會採用演員或動畫的方式呈現已經拍不到的歷史，顛覆了傳統上認為「紀錄片裡的一切都要真實」的看法。

放下對紀錄片的刻板想像，才能帶來突破

「我們對紀錄片的想像有太多限制，」林木材認為即使是拍攝期短，或是個人生活相關的作品，只要敘事流暢、有笑有淚，或是讓畫面生猛有力、表現獨特，都能讓紀錄片變得好看。無論是議題取材、導演觀點和表現手法，都應該更盡力去思考：「什麼樣的片子，只有你才能拍出來。」

一直以來，台灣紀錄片製作環境的確艱苦，如果考察國外紀錄片產業就會發現，好的作品多是由電視台投資拍攝、播出，和台灣只能採影展推廣的方式有很大區別。「電視是紀錄片推廣最好的平台，可惜台灣除了公視，電視台只願意在作品完成後決定是否購買，」林木材說。只要粗略計算公視節目《紀錄觀點》的收視人口，就會發現它是單次影展觀賞人數的好幾倍。沒有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台灣紀錄片導演無法拍攝大製作規模的作品，也多要以拍攝廣告等方式，維繫生計。

「我一直認為只要作品夠好，就不怕沒有機會。」身為影評，林木材相信導演帶著記錄的信念，本著想傳達故事的初衷，盡力做出好作品，就一定能被看見，不論最後的結果是走進台灣鄉野，還是前進國際舞台。

共同策畫的「影‧響」影展，是少數由政府單位籌辦的紀錄片影展。在紀錄片拍攝領域中，國藝會是難得的重要補助款來源。這次從近 10 年來補助拍攝的案子淘選出 26 部作品，包含紀錄片、實驗片和動畫片三種片型。

雖然國藝會補助案只是台灣紀錄片作品的一小部份，以此片單來捕捉台灣紀錄片發展的脈絡有其限制，林木材卻也從中發現，近幾年紀錄片已經嘗試跨出記錄當下，開始更多地回顧歷史。

像是郭亮吟的作品《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團的故事》記錄反共抗俄的年代，李念修的《河北台北》則關注 1949 年撤退來台、導演父親的故事。或是像《如果耳朵有問題》，陳芯宜不用傳統訪談的方式，而用更多聲音和影像的變化，說出聲音藝術家的故事。問到哪裡可以看見更多觀點、技法突破的紀錄片，林木材說，「想看好的作品，就到『影‧響』影展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