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
記華光:城市的命運

作者佩妮誰
日期31.03.2014

那天,作家來到我的眼前,坐下,採訪開始前的閒聊,她談及擔任文學獎評審時的經驗,「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年,很多人寫拆房子的事。」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或許答案早在說出口的那一瞬間,已然明瞭於兩人的心中。

城市在人們來到之前,不是這個樣子的,在充滿水份、土質鬆軟的農田土地上砌下基石,壓實土壤,而後才有了建物、高樓。我循著小巷走進掛滿布條的平房建築,一方是亮晃晃的住家鵝黃燈光、一方是修車行天花板旋上的冷白燈泡,像是來遲了很久,我站在門外聽著、畏懼眼神交流,眼光始終停在門旁因為長年使用而沾染上機油的開關。每一次信步經過此處,周圍是學生、寫作者棲身的咖啡店,更有在冬日裡療癒口腹的酸菜白肉鍋,我有時會忍不住繞過來看它一眼,儘管此時已多是無人居住的空屋、敗壞傾頹。

直到不久之後,大規模的拆屋、官員監工、抗爭,身在其中,所體會到的更是自身的拉扯與衰敗。經歷過不只一次的話語權的縮限,失去了言傳、影像記錄的可能,我總是在記錄者與運動者的位置之間游移,看著被拖行在地、悶棍毆打的學生,可能認識、也可能不認識──瞅見在地上掙扎、咬緊牙關的面孔,我終於忍不住出聲喊道,是,我有看到打人,聞此聲,那張打人的面孔轉了過來,裡頭是空洞、幽魅、消融的臉孔。逃避現實,再度望向前方,在路的盡頭那裏什麼也沒有,我知道自己應該記錄的是什麼,但相機鏡頭依舊對著流淚的人們,按下快門,而那些在夜裡默默收拾家當、消失在未知遠方的人,我是無緣見得。

拆屋還地,華光社區的消解是城市發展的最佳典範,不需要大型機具,僅需一紙「不當得利」寄到家門前,裡頭寫及「違建」所需返還的百萬金額。聞此訊,多半的人自行拆去房舍,默默離去,在清晨迷霧漫佈的早晨,留下一句「我要回大陸了」,就此消失在城市之中;仍有些人固守家園,看著怪手剷破屋頂,生活的痕跡暴露在街道上。曾經聚集於此的早市、二手市集、豆漿饅頭店、牛肉麵店遷居他處,站在邊緣上,繼續下一次人生的趕集。一息尚存,卻也只存一息。

我以為,這就是一切建物、以及我輩的命數了。

於是我開始不走進此處,不再與任何場域有交會的可能,就連住所,也都是每年不斷地更迭,年年遷徙,害怕在一個地方落地久了,便會有了情感、有了快樂,然後悲傷隨之而來。

只是無論抵達哪裡,都有著同樣的景象。

再次回來,已經是鐵皮圍籬、磚瓦四散,幾棵老樹在其中直挺站著,看著遠方的天際線,不禁疑惑起:這裡的樹本來就長這麼高嗎?在廣漠的天空中,自行撐起一片葉落。在人離去、建物消散之後,自然變得清晰可見,我以為一切都是一場夢境、一個被造作出來的故事。

房舍拆去之後,我總是希望故事就停在這裡,不再往前。只是現實世界裡,離去的居民們仍須覓得他方,繼續著日常。透過一次訪視,在雨夜裡抵達一戶家戶在外賃居的新住所,我才發覺那是一年前的租房處那一帶,在這裡充斥著北上求學、無法負擔較高房租的學生們,轉往城市的邊陲,尋找棲身之所。同樣的轉角、同樣在巷口深夜氤氳的麵攤,此時才恍然發覺,城市的發展史也與個人的生命史密不可分。

要全然抵抗世界,是不可能的,也無法化外自身,我只能不斷、不斷地走進那裏,生命的核心,抵抗遺忘、重製命運。

後來,在一次演講之中,講者畢恆達提及、1997 年的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之所以會開始拍攝、以及台大城鄉所的老師學生們皆走進康樂里,是因著作家擔任報社記者時所撰寫的一篇深度報導,寫及了如今位於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的 14、15 號公園──在那裡,有一落被城市發展遺忘、卻支撐著城市發展的遺民(天亮時分,他們已經拿起掃把掃去街道上的穢物),在日本人所留下的公墓中生活(人鬼同居),然後在一場大火中,原本緊實的互助社區趨於離散,天一亮,木製的建築已成昨夜(小男孩在一片廢土上指著,這裡原本是我家),如今成了華美的城市綠地、都市公園,周遭林立著高級酒店、百貨,以及打扮新潮的人們(遺忘是我們的專長)。

人、建物、城市的命運都如此相似,且不斷地重複著重複,「強拆暴政、罰款殺人」,我彷彿又聽見那些夜裡聲聲的呼喊,被消滅、被再製。

我想,作家一開始所說出的那個問題,在二十年前,她也曾問過自己,只是答案一直都按捺著,不願挑明。

 

【廢墟】
不知怎地,人離去後的建物因為失去人氣,會逐漸變得歪斜、傾頹,最終化為一片廢土;而人儘管離開,仍有部分殘存在那裡。我想寫的,也許是建物,也許是人,而這兩者其實並無二致。
 
【佩妮誰】
1990 夏天生,來自高雄,讀關於農業的科系,卻始終不務正業。書寫散文、小說,以及報導,喜歡聆聽人與老屋的故事,以書寫抵抗遺忘。
部落格:日常之愛與恐懼
#廢墟 #佩妮誰 #華光社區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佩妮誰
攝影佩妮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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