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出靈魂的生活味——專訪姜秀瓊導演《寧靜咖啡館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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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07.05.2015

2013 年十月的某天早晨,我的手機響起一連串「等等燈」的三連音,我湊近一看,是秀瓊導演傳來的訊息:「硯拓,我昨天終於殺青了!」我先是一愣,才領悟到哎呀呀,所以那「日本片」終於拍完了嗎?我盯緊對話框,看導演飛快地說起前一天晚上,在殺青酒會上永作博美如何紅著眼眶跟她道謝,還說其他演員都說一定要再參與導演的片子;透過 What's App 視窗,我清楚感覺到她如釋重負,而說到接下來的剪接,她強調自己很緊張:「永作真的很棒,我希望最後的成果不要辜負她,她本人的特質比幕前更迷人,為人處世非常真誠……」

我鬆一口氣,心想太好了。看來上天哪,還是疼惜有美好心靈的人。過去這幾年,被我們暱稱「小咖啡」的日本片計畫,從構思的大膽、籌備的一波三折(包括永作因為懷孕而不得不延期),到正式拍攝期間導演單獨赴日,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指揮以時間掌控聞名、精工而高效能的日本團隊,那樣的壓力,對秀瓊這個心腸又暖又熱,總是在擔心別人受傷或失望的藝術家而言,該有多困難?
如今最焦慮的階段過去了。而從對話看來,導演很滿意她的女主角,更棒的是對方也是個懂得欣賞、更懂得珍惜她的用心的人。
那之後,又是一年半過去。上上禮拜,我和導演相約碧湖畔,在她和朋友合開的「珍珠茶屋」喝著咖啡配和菓子、青草茶,距離電影殺青已經這麼久,她也早就不是當初那時而憂心、時而無奈苦笑的情緒。我們聊了很多,當然一切都是從這次的心路說起:這飛到海的另一面,另一個文化氛圍中,創作自己「第一部長片」的意外故事——
《寧靜咖啡館之歌》姜秀瓊導演

角色能活起來,是最重要的

2011 年,隸屬日本東映的大久保忠幸(總製片)開始了一個跨國企劃,他想找台日兩地的團隊各自打造一部「都會女性回鄉下開咖啡館」的電影。他的靈感,則來自珠洲【二三味珈琲】的女烘焙師:二三味葉子,她在 29 歲那年放棄繁華的東京生活,回到鄉下(能登半島)在海邊的小船屋經營咖啡事業。也因為非常喜歡《乘著光影旅行》,大久保鎖定了秀瓊導演,甚至在日後直接飛來臺灣邀約。
但最初,秀瓊其實不太有興趣的。「畢竟臺灣的城鄉差距不像日本那麼大,路途也近,已經有很多青年離開都市、到鄉下開民宿或咖啡館的例子,那其實沒有那麼孤單。」沒想到後來,大久保把計畫二合為一,問秀瓊要不要去日本導戲?她一聽覺得,這就有點好奇了:「畢竟對日本文化我不熟,不熟就有蠻多的可能性和刺激,再加上他(大久保)給我看了 Yoko 桑(葉子本人)的報導,那『職人』的樣子讓我好著迷,覺得她真漂亮!是一種很專注很專心,在一個質樸的畫面中那樣的漂亮……」

於是導演提出希望能去一趟珠洲,也許見見 Yoko 本人,會更容易進入故事。那果然成為一趟關鍵之旅。導演回憶道:去能登半島和本尊相處了幾天,跟著對方一整天的作息,包括開車到船屋去接訂單,中午在海邊吃她準備的壽司;因為沒有翻譯,兩個人的英文又都不行,所以就比手畫腳,或用眼睛看,用簡單的漢字猜意思。「就這樣,一切都鮮活、都亮了起來!」她們還碰到一個退休記者,從東京開了九小時的路程來,專程喝一杯咖啡,「然後又立刻開回東京去!」導演比出誇張昏倒的姿勢說:「天啊,日本人都要這樣子嗎?有這麼想喝嗎?」

永作博美 / 二三味葉子(凱擘影藝 提供)

經過那趟旅行,秀瓊也找到她自己和故事的連結,包括珠洲很鄉下的氣氛,還有海的味道。「再加上演員一個一個到位,整個劇組包括工作人員都很支持我,這些角色就活起來了。」這讓我想到侯孝賢導演說的:「我感覺角色活過來,能夠活,是最重要的。」

如此這般,2013 年夏天,導演在能登半島的海邊(就在二三味珈琲屋的隔壁)開始了用日文說故事的經歷。就結果論,《寧靜咖啡館之歌》一如題目蘊含的,是溫暖而帶著沈沈香氣的。這部片最重要的魅力來自角色,而我也先問:在拍片的時候,對於角色的詮釋,日本和台灣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嗎?
導演先是強調,她碰到的儘限於這片的劇組人員,其實不能代表整體日本文化。不過她舉了一個例子:在是枝裕和的《我的意外爸爸》裡,演小男孩「慶多」的童星從頭到尾眼睛大大的,不太有表情,但自然流露出一種無助、又有心事的模樣,是我們共同覺得很棒的選角。「但我也聽過某個日方同事說,他覺得他根本不會演戲,什麼表情都沒有!」意思是比起角色要像「人」,對方更在意「演員要像角色」。
「同理在永作博美身上,也會有人覺得她不像原先劇本描述的岬(劇中主角的名字),也許要更孤僻一點,但我覺得這就是她和角色融合的樣子,硬要調整只會失去魅力,那是沒有意義的。」導演說她非常欣賞永作的表現,今天如果換成別的女星,那又會是另一個岬。「這兩者都會成立,但彼此一定不一樣。」

永作博美飾演岬(凱擘影藝 提供)

對「細節」、「服從」和「精準」的強大信念

導演也說:「電影還是要是生活的,是能特寫的,要可以拍到靈魂的。」這樣的堅持讓她對角色的理解和日本人(的習慣)不同,但彼此激盪,也更了解對方在意什麼。我接著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差異呢?導演想了想說,日本人作事的信念極強,而且會緊緊抓住,「這體現在不一樣的職位,會變成不同結果。」
「譬如對現場製片來說,他的信念是要控制好時程,有時我跟攝影師會有些臨時起意的小火花,覺得某個畫面很棒想多拍一點,或也許小孩在玩,可以剪進去當空景等等。但製片就會說:對不起,這不在計畫之內,會影響 schedule……」日本人的觀念是:我把我分內的工作掌握好,以不造成別人麻煩(比如計畫延遲造成後續的更動)為最高原則。在這原則之下作很多選擇,都變成是安全的、自制的。「當『準時』成為最高考量,負責的人就會很謹慎,不做頭破血流的嘗試,這點的確跟在台灣不同。」
而體現在技術工作上,則變成對細節的用心。導演說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點:「在我們那個榻榻米房間,有一條從天花板垂下來、開關燈的拉線,因為這間屋子有小朋友,所以他們特地在線的尾巴加一個小玩偶,讓不夠高的弟弟可以拉到。」對這樣的細節的堅持,真的讓她好感動。

(凱擘影藝 提供)
我也問:那演員的專業程度呢?導演回答:「日本跟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演員帶劇本來現場,幾乎不會忘詞,連吃螺絲也很少,這是我一開始最驚訝的。但這樣也有個小缺點:準備太充足,如果經驗不夠、range 不夠大,臨場再調就會很難。」導演接著補充:「還好這次,大部分的演員都很專業,譬如永瀨在事前還會主動給建議,他覺得這樣一個神祕又帶點威脅性的男人,早上起床拿啤酒喝,要不要讓他披件女裝?這是他的 idea,我們就挑了一件佐佐木希的衣服給他,上面還有蕾絲!(笑)他真的很棒。」
還有個鏡頭是永瀨從樓上走下來,原本第一個 take 已經很好了,但導演建議他:經過那個咖啡屋的時候,轉頭看的眼神不要透露那麼多,永瀨說好。「第二次拍,一下來就整個很自然、很不經意看一眼,那程度拿捏得剛剛好!」更誇張的是製片每個 take 都會記秒數,拍完一看:跟第一次一模一樣!導演說她真的嚇到了:「真的是精準,精準,精準!」她重複了三次,可見真的很重要。
再說回永作博美,導演稱讚她領悟力極高,但也提到日本演員的另一個信念是「服從」:她說他們總是會很客氣說「好」,像永作有時候聽她的指導,明明表情有點疑惑,還是一樣認真說「嗨~」結果再來一次,卻比之前更糟。一確認才發現是剛剛翻譯錯了。「我就告訴她,以後覺得指令有點怪要主動問,久了她就知道要相信自己的判斷,或注視著我的眼睛。這樣反而抓到重點了。」
接著導演又說了一個更誇張的故事。她說片中有幾個老婆婆角色,那些演員其中一位是過去演過小津安二郎、黑澤明作品的前輩,來定裝的時候她走路都很好,但正式拍攝那天,可能腳有傷,就拿著拐杖出現。「我看到覺得很好呀,老人拿拐杖本來就很自然,沒想到結束後我去休息室跟他們道謝,他們當天就要回東京去了,結果她一看到我,竟然跪!下!來!我的媽呀我嚇死了,趕快也跪下去扶她」,結果對方說「導演真的很抱歉給你帶來困擾,我的腳怎麼這麼不爭氣,明明之前是好的……」導演心想天哪您比我資深多少,年紀比我大多少,竟然這麼小的事會內疚這麼久?可見那種服從和階級的觀念,在日本有多牢固。

不同文化,不一樣的「真實」

最後我也問,據說在日本觀眾看來,《寧靜咖啡館之歌》有著濃濃的台灣味,這樣的氣味(或說是個人風格)的帶入,是刻意的嗎?沒想到導演笑答:「其實我沒有意識到什麼風格,就只是希望看順眼,以及情感必須要『真』。」她舉了個例子:「像很多人說,電影裡的永作根本像我本人,穿的衣服也是我會穿的,的確我是看那樣順眼,才做的選擇。所以是從我的品味我的眼睛出發,當然很多我的影子。」那麼反過來說,台灣觀眾也會覺得這部片「日本味」很鮮明,這當中的特質差異存在哪,導演有感覺嗎?她點點頭:
「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他們怎麼那麼刻意?美術道具等等,都弄得像廣告一樣漂亮,那個小朋友的書包都三年級了還跟新的一樣,我看不下去,問為什麼不能作舊一點?沒想到對方說:這個小演員本身已經五年級了,書包一拿出來,真的跟新的一樣!」導演說她這才意識到這是文化差異,即他們的「真實」跟我們的真實並不一樣。像他們平常生活的很多儀式:吃飯喊開動,或即使很熟的家人也要鞠躬說謝謝,這些我們認為是很刻意在做給人家看、表演痕跡很重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卻是自然的生活內容。
「所以其實是我要修正。」她下結論。因而對這部片的表演調整,她會放得比在台灣寬,讓它更「多」一點,「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才是自然。」導演講到這裡,一邊舉例說明「他們的桌子,一定不會像我們這樣……」一邊把我散亂在桌上的錄音器、手機、筆記紙、青草茶通通攏正擺齊,「我才知道臺灣的亂,是我們的自在,但不是他們的寫實。」這麼一說,讓原本已經手撐下巴不規律點頭的我,不禁正襟危坐起來。如此,也真的能體會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情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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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張硯拓
撰稿張硯拓
攝影兄弟項
圖片提供凱擘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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