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邊緣社會的卡夫卡式困境——《分貝人生》

作者張敦智
日期15.12.2017

《分貝人生》的人物情節,與卡夫卡的《城堡》、〈地洞〉共享了極其相似的結構。在社會寫實框架裡,它透過簡單角色,將馬來西亞底層人物不著痕跡地置入一場卡夫卡式困境,並清晰還原其內在邏輯、與對外關係。當阿強及其家人、朋友在情感、衣食等層面皆難以為繼的同時,官僚機構則如一座巨大的機器,神出鬼沒地穿梭在他們的生活間。

故事以阿強妹妹之死為界,切開前後兩種不同行動模式,分別體現人物的心理結構、及社會關係。在前段中,阿強遊走於滿足家庭生活需求、以及使妹妹過得更幸福快樂之間。沒有水的阿強,帶妹妹拎著瓶瓶罐罐到公共廁所偷水,空間從高樓快速轉移至狹小室內,再試圖從彼此身上尋求快樂。人物以退縮、封閉,作為推進生活的管道,這是第一層卡夫卡式困境,由於正規體系無法接受他們,於是只好在離開後,自行發展自給自足的管道與邏輯。而當兄妹回家,患有精神疾病的媽媽則成為第二層隱喻。她的退縮從空間轉移至肉體與精神。因為無法承擔現實重擔而引發喃喃自語,以身體為疆界,展開一場精神上的防禦。在妹妹死亡前,阿強家透過此消耗、與尋求體制外滿足的方式生存下去。

而原本家庭內部的平衡,在出門買蛋糕、並一起玩仙女棒的橋段建立完成,儘管受制於經濟條件,但妹妹卻也能過得幸福快樂。但此快樂被達成後卻幾無停留,隨即崩毀,迫使阿強展開第二階段向外求援的過程。當沒有出生證明的妹妹屍體被收進醫院,阿強想進停屍間把妹妹接出來時,護士禮貌地告訴他,必須由父母帶著出生證明,才能把屍體領回。這與卡夫卡《城堡》裡的情節如出一徹。當 K 設法尋問是誰雇用自己這名土地測量員時,看似關鍵的決策者,皆禮貌地提供另一種不可能、荒謬、且偏離正道的替代方案。一座龐大、且平時不知隱身何處的官僚系統,總在關鍵時浮現,擋住去路,並給予無關的熱心指引。

當阿強以為能透過議員取得立即協助時,這座官僚系統又再度化身無邊無際的城堡,緩緩退隱至明亮、遙不可及的室內。但阿強意外撞見肇事車輛,憤怒地砸車後,系統又神出鬼沒地再度現身,在偵訊室裡以和藹的面孔,教導他要為自己行為負責。這些都是卡夫卡《城堡》重複無數次的情節。阿強從體制外尋求粉腸哥、以及製作假出生證明的老闆協助過程,則宛如〈地洞〉主角抱著懷疑與恐懼,潛下一層層陰暗、私密空間求生存的情節。

除此之外,角色孤立無援的處境,也透過聲音設計細節展現出來。片頭小妹妹跟阿強躲在廁所唱起童謠時,歌聲因空間產生回音,但音場細節卻與對話有所區隔。到了片末,當小女孩歌聲重新在母親與阿強耳邊響起,回音變更加清楚,彷彿發聲者位於一空曠、單調空間。這是阿強一家社會處境的詩意展現,儘管歌詞內容渴望著家庭團圓,但其位置卻透過音場,展現出孤立的本質。優美的歌聲輕輕迴盪在不知名空間裡,此空間的單調與隔絕,是相對常規社會所顯現的特質。彷彿可以透過悠揚歌聲建立起另一幅場景:高速公路「吉隆坡與你同在」巨大標語下,阿強等人的求救,在空曠封閉的心理空間內折射、虛耗、與消失。沒有人聽見的聲響,呼應著《分貝人生》標題,只能在徒勞折返裡緩緩遁入虛無。

與此相較,凌亂的居家空間、母親衣櫃抽屜、以及欠鄰居的修改衣物,則呈現角色實際的心理狀態。為了生存須不斷翻出不願面對的不堪、挖掘生命的痛苦、失誤、與過錯,並在發瘋時,由理性的代表將自己綑綁起來。這種掙扎,不正是所有社會弱勢者必經的歷程?那處陰暗的家庭空間,代表了相似階層的心理,在彼此折磨的過程找出路,痛苦地試圖給對方安慰。

電影的最後一顆鏡頭,以通俗手法讓車窗外下起了悲傷的雨。看似抒情、寬容的結尾,背後沒有說明這輛車的去處。事實上,美好氛圍是來自創作者額外給予的施捨,就情節考量,這輛車的唯二出路,一是阿強再度被拘捕、監禁,二則是繼續遁入另一場無盡退縮的冒險求生。《分貝人生》將底層人物在社會中的封閉迴路,清楚地展現出來,包括人物的內在狀態、與對外的互動關係。有此認識基礎後,就算阿強下場並未點明,但留下的空白也更像體制賦予絕望之後,因下場昭然若揭,所騰出的啞口無言了。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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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張敦智
圖片提供穀德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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