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紀錄片一起走下神壇，專訪傅榆：318 已逝去，但我們還在往前｜封面故事 2019・輯一

五年前的 318，是全台灣都忘不了的日子。對許多從沒認真看待政治的民眾來說，那天標誌了公民參與的開端，那不僅僅是有口無心、愛去不去的投票，而是有血有淚，有焦慮、爭吵、撕裂的生命故事，狠狠印在我輩青年的記憶裡。如今即使戲散幕降，我們再也不是 318 前的那個自己。

對傅榆來說，那天同樣深刻。她對自己心焦如焚的感覺，記憶清晰。彼時她跟拍陳為廷已經三年，一同走過反壟斷、苑里反風車、華隆罷工⋯⋯但身為紀錄片導演，關鍵那一晚——陳為廷翻過高牆，翻過人神界線的那一晚——她卻缺席了。

說起那天，傅榆還是有點沮喪：「之前發生的事情太多了，每次都不了了之，所以我就覺得那天有點懶了，就疲倦了。當時也的確有別的工作，我就沒去。就覺得超級超級後悔。」複雜心情，是紀錄片工作者「居然不在現場」的失職，也是源於她與被攝者之間的默契：「我會有一種愧疚感，就是我會對不起他的這種感覺。」

運動不只是一句標語。318、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這些名詞，收納著曾經切心的情感與記憶，而傅榆的不甘、不堪與接下來更多的挫折與眼淚，皆被她誠實收錄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裡。比不在場更大的失誤，她在片中一一坦然承認展開。

拍攝，是去了解我不了解的事

採訪那天，傅榆因為塞車到得匆忙，獨自面對我們一大群人，有點慌亂不寧。我們總以為談政治該剛硬而慷慨激昂，但以政治為拍攝主題的她，連鎮定後講話都柔柔的。這或許也說明，為什麼《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如此特殊的紀錄片。

追溯與紀錄片的相遇，傅榆說自己完全是後知後覺，被啟蒙的。她因為喜歡看電視而進了政大廣電，在盧非易的課堂上看見周美玲《私角落》的暗夜迷離、伊文斯（Joris Ivens）《雨》的詩意風景。她印象最深刻還有一部學長姐的偽紀錄片，拓展她對形式的想像：「紀錄片雖然是真實的、有限制的，但是在想像空間中跟可能性，在我那時候看起來好像比劇情片還要大。」

傅榆在訪問中常提到紀錄片之父 Grierson 那句：紀錄片是對真實做創意的處理。她自認創造力不夠，學生時期做劇情片也欠缺指導演員和導演的功力，「怎麼做都好假」，還不如奠基於真實，更好發揮。第一次紀錄片作業，她那個小組裡有個成員的同學未婚生子，大二時就和網友結婚了。她好奇這樣同齡卻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開始以紀錄片行動：「透過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可以去認識你不認識的人，接觸你平常不熟悉，或是沒想過的世界，從第一部到現在都是這樣。」

她不斷追逐感覺新鮮的事物。會考進南藝紀錄所，除了因為這是全台灣唯一的紀錄片研究所，還因為一個就讀於此的學長，回政大時包包上多了反戰貼紙：「以前他不特別憤世嫉俗，進了南藝後變得有一些主張、想法，所以我就很好奇這個所在幹嘛。」傅榆依循對世界的無知前行、持續去釐清，攝影機應該要對準什麼困惑，哪些人。

「要拍一個作品，通常都是自己最困惑的事情，至少我是。」她用紀錄片去接近心裡的謎，研究所第一個學期製作拍的就是關於草莓族：「因為我是 71 年次，就覺得，為什麼我要被叫草莓族？很奇怪。」

一張白紙的困惑

如果要拍紀錄片，你最想面對的困惑會是什麼？對傅榆來說，政治逐漸因為各種原因成為最需解答的困惑。

大二時傅榆有個最好的朋友，平常兩人不聊政治。有次看電視看到陳水扁，傅榆不小心說出她在家裡時常聽到的那句話——這個人就是只會作秀不會做事啊。「我朋友就很生氣，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他，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我就很想知道他做了什麼，但當然也有點不服氣，因為被罵了。」

父親從馬來西亞來台念書，母親則在九歲時從印尼來台灣定居，兩人皆為華僑。傅榆站在藍地發亮的光譜一端，難以想像另一端是什麼。從小把藍天視為天經地義，在那時才第一次感覺到，關於政治，原來身邊的人可能有其他想法。還有，大家講到政治好像很容易吵架。她因此討厭政治，直到一年後的 319 槍擊案，讓她實在無法自外於此。

319 震驚全台，隨之而來的是陳水扁連任勝利，以及藍營的挫敗。連戰以不到 3 萬票的差距落敗，向支持者宣稱選舉「疑雲重重」、「不公正」。當晚，大批泛藍支持者聚集在總統府外廣場，而傅榆的爸媽，也在現場。另一邊，傅榆身邊所見的同輩卻像另一個世界，尤其是廣電系的 BBS：「我的學長們在嘲笑這些去抗議的人，我就有點不服氣，一方面覺得我爸媽是被笑的，還有，那個版上有種一言堂的感覺。」

一片譴責之中，她選擇逆風高飛，果然成為炮灰：「我就發文說，也不需要嘲笑這些人啊，他們會去抗議也是有一些理由之類的，然後我的學長就覺得⋯⋯我就被系上的人看成是藍蛆蛆。」她對一言堂的風氣感到很不舒服：「我很想讓大家知道說，不是全部人都這樣想。有人被笑了，但有誰注意到這些人的感覺嗎？」這陣批評中，也有人私底下和她說，即使立場不同但支持她的發聲。她漸漸感覺，即使會吵架、會被恥笑，政治裡有個對話空間，可能有些溫暖在。

註｜藍蛆蛆：PTT 用語，指政治立場上支持藍營的鄉民，與支持綠營的「綠吱吱」相應。起源，可能來自早期稱呼藍營鄉民「病畜」一詞（意為外省豬），病畜一詞後來漸不流行，改以病畜身上長的蛆所取代。

與此同時，她遇到另外一位啟蒙導師郭力昕。郭力昕曾撰文表達他對台灣紀錄片的困惑：已經解嚴那麼多年，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拍單純討論政治、討論政黨政治的紀錄片？傅榆述說也像在自問：「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的確是還滿有道理的，我想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對話可能嗎？

她完全跳了進去，認真尋找政治相關主題。研究所畢業製作《大家一起照鏡子》，聚焦她深藍的父母和另一對同學的深綠父母，拍攝他們對於政治的想法、為什麼會變成藍的綠的，再給彼此看影片。來來回回過程中，似乎確實敲開了一些什麼：「（他們）好像比較理解人生的經歷會影響到你的（政治）傾向，有時候不一定是哪個對、哪個錯，人生經歷、家庭背景，會影響你去看事情的方向。拍攝的對話過程中好像彼此也有稍微理解的感覺，也願意尊重對方。」

拍了一年，遇上 2008 年總統大選，馬英九擊敗謝長廷，以政治超巨星之姿降臨。她問雙方感受：「對方的爸媽就很失望的說，馬英九會贏都是因為婦女票的關係啦。但在我爸媽這方聽起來就會很生氣，我媽個性比較直，她就說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女生啊？我們女生只會看顏值來投票嗎？把我們女生當白癡，然後就很生氣。我也讓對方知道我媽的想法，對方的媽媽也超生氣。」

酸民語彙、氣憤難平的語調，我們都很熟悉。溝通到這裡，似乎進入死局。傅榆甚至有點後悔：「溝通這件事情，好像除非兩方都有善意想要去理解，才會可能達成。那這種情緒性的語言，真的是無助於溝通。」她雖然也怕引起衝突，但為追求真實，還是原封不動轉達了彼此意見：「他們就更生氣，兩邊的人都說你不要再來找我了，尤其是我媽，說我做這件事情一點用都沒有，讓我很挫折。」

但這件事還是改變了一個人：她自己。「我從一個本來什麼都不知道、只跟我爸媽想法差不多，但是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的人，透過這個過程，我不僅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我還理解了另外一方為什麼會這樣。」

傅榆從藍藍的溫室裡面走出來了，政治這題，她在朋友建議下嘗試從年輕人切入。假如長輩已經拖著太多歷史難以改變，那年輕人們呢？打開了政治天線，她突然感覺世界更廣闊，有許多不了解：「所以我就是不斷的拍啊，因為就是一直還是有困惑，我每次拍完還是有困惑，我就繼續拍，不是為了要聚焦什麼，就是我還有困惑。」

《藍綠對話實驗室》裡，傅榆找來藍、綠、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對話，但起初卻難以達成對話的效果：「討論到後來會有點遇到瓶頸，就是一直在那邊繞，但那個原因是在於說，他們並沒有真的關注社會議題，也沒有真的很清楚歷史，所以就會只有情緒，只有情緒的對話只會鬼打牆，沒有出口。」

陳為廷、蔡博藝這兩個特別的人，就在此時吸引了她。

我們的青春

陳為廷還沒紅透半邊天前，傅榆就找上了他，是因為看見他身上的開放性；像是在同溫層理所當然的反中聲浪裡，陳為廷在 2011 年上街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而蔡博藝在那篇〈我在台灣 我正青春〉裡寫下她眼裡的中國與台灣，兩塊土地都有其好壞，描述她對於自由和家鄉的真誠情感。在他們的交集與思考、他們未來的軌跡裡，有沒有一個還未浮現的答案？

傅榆開始跟拍兩人，回到蔡博藝老家、和陳為廷去香港見黃之鋒⋯⋯這些累積而成的片段記憶著還稚嫩的他們，還有從未接觸過社會運動現場、對一切都感到興奮的傅榆：「我其實就是跟他們一樣，感覺這一切都是新的，的確感覺到了充滿希望。」藍綠對話的極限，她找不到的出口好像在這裡：「到底怎樣的方式，才會對台灣的政治未來是好的？我一直在找這個方向，接觸到社會運動之後，當時覺得那是一個解方。」

開放性的討論、一起衝刺的夥伴、不顧一切的奮鬥燃起她的信念：「重點不是藍或綠，而是去反抗不對的事情，然後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我當時的思考是這樣，因此對社會運動充滿期待。」

他們一起攀升，誰也沒料想到會一起抵達高峰，然後開始墜落。傅榆的鏡頭不僅拍下陳為廷走上神壇，也有上風處的無力，以及下台的經過。至於蔡博藝，體驗到民主的暗面，看著學運同伴舉著「支那賤畜」的牌子，對於運動也有了更多想法。原先如熱血漫畫的情節變得蒼涼，成為傅榆自己也收不了的四散的線，她也因為無力處理這部紀錄片，陷入低潮。

「我開始覺得，社會運動根本沒有辦法改變，拍紀錄片也沒辦法改變什麼。我覺得自己好沒用。甚至，想要放棄紀錄片了。但是他們呢？他們應該不可能像我這麼容易就放棄了啊？」——《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第一個版本 200 分鐘，完全聚焦在蔡博藝與陳為廷兩人發生的故事上。當她拿給時常在創作上給予建議的沈可尚導演看，沈可尚回問，他們的故事是真的很精彩，但是你到底怎麼想？到底想表達什麼？在他的建議下，她回頭尋找兩人，成了後來我們看到版本裡，讓人心折的最後一個段落。片中，傅榆找回兩人訪談，想為這部紀錄片、為自己曾經囑託理想的社會運動求個善果，但問問題的當下，面對蔡博藝一句「那妳當初為什麼要拍我們呢」，她卻先落淚了。

49 與 1 的領悟

傅榆常說自己慢熟。在這個充滿論述與行動的戰場上，她的情感偶爾顯得不合時宜，卻又非常真切。剪接過程，她不斷重回那個落淚瞬間，隱隱感覺這可能是突破僵局的方法：「如果只躲在攝影機後面，我沒辦法做得很好⋯⋯所以在那當下，雖然我覺得自己很糗，不是一個什麼光榮的事情，但我直覺，那個部分很重要。如果我可以從那個狀態裡面找到方向的話，這個片子可能就有解了。」

第三個版本開始，她加入哭泣的段落，加入旁白，加入自己的聲音。所有同業、製片、親密友人看了都不太確定，這樣做對這個片子真的好嗎？「只有一個人相信我，就是沈可尚導演。他畢竟是一個比較資深的前輩，經驗也多，而且他很能看到人的本質，或是事情的本質。所以他就跟我說——只有他一個人跟我說——他覺得這是成功的嘗試。」

於是她反覆看那些素材，「我就在這個片子中更認真思考，更誠實面對自己。所謂誠實面對，就是把自己覺得更不堪、不想被人看見的那一面挖出來，才有可能讓更多人有感。」剪到第十二個版本，她終於可以把那個致命的錯誤好好講清楚——她不該把運動、紀錄片的結果、甚至是兩岸的未來，託付在別人身上。

「如果太陽花有五十萬人上街頭，可能裡面有一萬、甚至更少的人是核心。但其他四十九萬，都只是因為當下有憤慨才去關注的。這些人他們很容易情緒被挑起來、感覺到希望，但也很容易失望。這就是所謂的一般參與社運的『大眾』。」

「我本來以為自己是那一萬人，畢竟參與比較深，拍了這麼核心的人，我以為我是跟他們站在一起的。所以我在那時候，其實是有一點看輕這四十九萬人。」她的坦白有時讓人心驚：「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就菁英份子啊。為什麼會瞧不起一般大眾？就是因為自視甚高，那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這樣。」

她的反省是，這群熱烈行動、抱有希望的人，時常對檯面上的人糾錯卻也依然抱持被領導的期待，而且並不自知。「在剪接的過程中，我才發現我是那四十九萬人裡面的一份子。我只是把我真正的感覺還原出來——」她再次重申：「我是這四十九萬人裡的一份子，沒資格看不起任何人。」

一個好的紀錄片導演

放入哭泣片段，既像悔過，也是面對自己的真實樣貌。在紀錄片導演的養成之路上，傅榆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冷靜，喜歡《築巢人》那種沈著，她卻如此混亂。她講得傷心，「為什麼別人拍紀錄片都可以好好拍這些被攝者⋯⋯都可以，呈現他們⋯⋯但為什麼我，我也是這樣拍，可是好像就不夠。」

曾經她自我期許：「也是會希望，自己可以變成一個冷靜的⋯⋯就是想要當一個厲害的，紀錄片導演啊！」

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一場折騰，讓她知道自己並不是那樣的導演：「我根本不應該對自己有這種錯誤的期待。不一定要這樣子才是一個好的紀錄片工作者。」面對自身困惑，她不再把攝影機對向別人，而是朝著自己，對準溢漏而出的脆弱。

當她放進軟弱的自己，也是放棄導演慣常指揮、安排的作者權威。傅榆不只是這部片的導演，也是每一個曾經在廣場上的我們。於她而言，這像是裸體般的自白，去承認自己當初對他人的錯誤期待，對社會運動的單一想像。片子放映前，她一度非常緊張。但一場、兩場下去，意外的是，每場都有觀眾來和她說：這是一部非常貼近我心情的紀錄片。

最後版本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因為傅榆的坦白，像是給那四十九萬人，那些曾經因為 318 對理想破滅，對自己、對「神明」、對世界都失望的人，一個階段性的提醒。我們無法期待超人拯救世界，只能期許自己保有行動與思想上的獨立。

五年經過，有人走下神壇，有人傷心而去，有人找到新的方式進入政治。而傅榆，透過一部紀錄片的難產與釐清，停下攝影機，重新梳理現場裡的自己。走過困惑，當她下定決心放棄一個熱血、「成功」的紀錄片結尾，才誕生可與這個世代共鳴，羞愧與撕裂並存的青春紀事。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募資計畫】
2019.02.26（二）12:00 – 2019. 03. 31（日）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