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在金馬獎拿下最佳紀錄片,並再次引起(顯然都還沒看過的)網友們質疑「政治立場介入」的中國紀錄片《大同》終於上映了。短短八十多分鐘的篇幅,思考的可能性和以靜制動的力道,真讓人覺得得獎實至名歸。而這已經是導演周浩連續第二年拿下這個獎了,對照台灣的紀錄片這些年,其實是票房越來越好的景況,說明了什麼,值得進一步思考。

《大同》的片名取自山西省第二大城大同市,而這部紀錄片拍的是 2008 至 2013 年,擔任市長的政治明星耿彥波。這位奇特的地方官,很難一言以形容之,他不是光鮮帥氣或鏗鏘熱血的魅力領袖,比較是個幹才,常常一臉疲態但風塵僕僕地跑東跑西,當官對他來說完全不是閒差,他的樣子看來也清簡,一身過大的夾克和瘦褲子搭襯衫,毫無名貴氣。

那他無一刻得閒是做什麼?耿彥波的雄心壯志,要從大同說起。一千六百年前還稱作「平城」的那年代,大同曾是北魏一百年的首都,而接掌這座城的耿市長,決心復興它的「文化價值」,打造一座觀光都市。他堅信這能夠解決過去靠著煤礦產業運轉,既付出嚴重的污染代價,更早已式微的市運。乍聽之下,這大方向挺好,但在作法上,引他自己的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做得比資本主義國家優秀!」——他大刀闊斧地要真正改造地貌,在大同市中心修建完整的古城,還要另建新城——總之是驚人的土地建設計畫。而且要快,要狠。

這樣的建設需要徵地、拆屋,他在任的五年內,估計有五十萬住民被迫搬家。這過程裡當然折射出值得「紀錄」的各方素材。在台灣,對於徵地、都更等等議題,這些年你我早已熟悉了,背後配套措施的複雜和難為,更不在話下。如今大同一口氣搬遷數十萬人,而且在前後五年內衝到這數量,不論出發點的立意多良善,過程和手段一定是粗暴的。與之相對,被拆遷戶有的因為原住處產權有瑕疵,而申請換屋受阻,有人家境清寒想要換購廉價住宅都辦不到,有人換了新樓但是沒電梯,老人家爬不上去,也有人換了一戶還想要第二戶,還想指定跟女兒住同一地段⋯⋯

關於公共政策和居住正義的衝突,《大同》當然碰觸了,而且是這部「兩面並陳」的人物紀錄片建構其負面印象的主要來源。但它沒有停在這裡。耿彥波在市政會議上,對底下的官員非常嚴厲,一再把人罵得狗血淋頭,帶給觀眾一種「他也很無奈,對中國人行事(如你我想像的)怠惰拖延的習慣著急不已,很想讓這頭大象動起來」的印象,甚至在勘察現場,還直接抓包施工者偷工減料⋯⋯看到這,你幾乎要真心相信他是個好官了。

但實際上呢?

在耿主政期間,包商被壓價是常態,這和他一切以效率為先的原則一搭,當然造成了工程處處是弊失,污水系統不堪用,就是片中明顯的例證。而更精彩的觀點,來自文化和經濟的二元思考。片中耿提到:全世界這麼多觀光客去羅馬,是因為他們 GDP 很高嗎?當然不是,是去看文化遺跡。所以他認為大同(這座城市)唯一的機會就是把觀光產業做起來,「僅此一次機會。」這發展文化而非商貿/製造/工業等等的眼光,還真有點動人,但仔細追想,這計畫裡的「古城重建」真的是重建嗎?那把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改革開放後的藝術品並陳,建造中國版「大都會博物館」的雄心,背後的文化底蘊真的足嗎?

耿彥波的重建其實是以假代真,在原先不存在的地方建構想像的古蹟,同時付出巨大的社會不正義成本,還讓市府欠下兩百億人民幣的債。這才是這位市長的客觀評價。他指派部署到各地搜羅古物壁雕,想把它們「海納百川」帶回來收藏,但背後缺乏系統性的文化思維。這整個建城夢想終究是為了打造觀光——或以我們現在熟悉的語彙,就是「文創」——注重的仍是那之後的產值。不是為了替文化保存或學術研究或美術史做些什麼。

值得談論的還有,透過這紀錄片,製作人趙琦與導演周浩想表達什麼?在看《大同》的過程中,我毫不懷疑這樣一部片拍來就是為了要假藉「不評價」來讓觀眾對於荒謬的「政府建設強壓民生和基本人權」產生反感。但事後讀到趙琦的說法:「要讓外界看到中國並不全是貪官腐敗,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讓我困惑了。難道我直覺的不認同,是因為我處在公民意識相對進步的價值習慣,所以特別敏感,才有此解讀嗎?

再回想片中呈現的耿彥波:親力親為到各處工地視察,廢寢忘食到被妻子連環叩追罵,每天早晨出了營區大門沒直接上車(他要的話絕對可以)而是先聽聽等在那的請願民眾想說什麼⋯⋯這種種,若是中國觀眾看了,會作何感想?這跟他們平常接觸的領導幹部如果大大不同,那不難想像為何,在 2013 年初耿突然被調走後,會有大批市民上街拉紅布條慰留了。那天上車後的耿彥波,滿臉淚痕,他是真的壯志未酬,說不出有多不甘心。如此再倒轉一點,當他在「市長選舉」中以 337 位投票委員/337 人贊成的百分之百得票率連任,說不定不是做戲。說不定他們真的服他。

不過,上面這整段都只能是猜想了。因為《大同》在中國還是成了禁片。實際看完,我很好奇主要踩線的是哪個部分?是拆遷善後的粗暴瑕疵?是施工爛尾的建設窘況?還是市長自己說的: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種把地方官調來調去,「以防養成一山之虎」的中央對地方的防範心態?

去年十一月,金馬獎頒獎典禮後幾天,我在一個演講場合被問了對於《大同》拿獎「到底是不是政治力介入」的看法。我當時還沒看片,但根據值得信任的影評朋友的說法,我答這片的觀點應該會觸怒中國有關當局,所以因為意識型態給獎的說法,根本不合邏輯。

如今實際看完了,我也理解朋友當初形容:《大同》拍出了「人治」社會的缺陷和隱憂。耿彥波如青天老爺一般,被當地市民愛戴,有事找他最快,只要他一簽字交辦,處理效率會十倍百倍增加,而這正是中華文化向來鞏固的結構:所有臣民都在期待一個「明君」,都望他如「父母官」,都希望最高領導者是聖人。這心態背後則是對於「如果領袖是壞人,則整個系統根本無法撐得住、無法抗腐蝕和反擊」的信心缺乏。這樣的無助和奴才心態,才是這套文化的悲哀。

所以話說回來,相信政治力可以介入藝術競賽的這態度,其實也沒有差很多呢!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C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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