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紀錄片,還是要能嚇人的。

專訪那天,當張導出現在咖啡廳外的石子路,他那一身青春勁裝,儼然是個在台北走動的年輕人。他客氣地跟我們打招呼,坐下來接受我的提問,興致高昂又得體地針對每一題,給予舉一反三的答覆。兩個小時過後,他再度輕巧地離場,我望著他的背影,心想這個年紀看起來跟我差不多的中國藝術家,已經有這麼多的歷練,這樣深沉的眼界和對體制的醒悟,「果然,環境對人的塑造可以是天壤之別啊⋯⋯」我這麼感嘆著。就在此時,一旁的朋友說了:「導演真是凍齡,跟三年前看到他一模一樣」,我好奇問:「他到底是幾歲?」結果對方回答:「他今年四十六了。」

什麼?!

那當下我驚訝的,不只是自己的無知,還有原本以為的「少年老成」,突然變成了萬千風霜不留痕。這無關什麼保養得宜,而是人要有多清澈的意志力,和內在的挺拔,才能頂住那麼多驚惶和失望,沒有被磨掉熱情?我隱隱約約想著:兩個小時的對話裡,張導確實一再地強調他跟當今巨大的中國電影工業的決裂,不參與也不屑看,不招惹可是也不低頭。但那股傲氣,是透過不太激烈的言辭自陳的,沒有憤世忌俗,也沒有怨懟和委屈,只有偶而閃現的鬥牛似的魂味,被藏在三月天的台北涼風裡,和咖啡店的餅乾香之中。

張贊波《大路朝天》

這也證明了,為何他可以隱身「臥底」在底層,在紀錄片的現場忍住那些「想丟下攝影機幫忙護樹、或參與幹架」的時刻。張贊波透過影像,讓犯錯者所受的不是現場回擊的痛,而是永恆的恥辱的傷。他把那股尖銳暗藏,在不論是電影工業,或作為紀錄客體的國家/權力者/資方的結構性巨獸面前,都不直接衝撞,不是化身焚燒的蛾,而是把鱗粉灑在那些現實中,用淡淡的電影語言雕琢成藝術,成為真正的不滅之火。

於是那天專訪的前面大半,我們都在聊著對紀錄片的定義和認知。不過幾天前,在和記者/作家房慧真的對談中,這兩位分持自己的武器(鏡頭和文字)記錄現實、對抗遺忘的戰鬥者,都慷慨地形容自己是「毫不避諱主觀」的。但在我看來,張贊波的《天降》和《大路朝天》(一如許多這些年的中國獨立紀錄片)比起很多經過設計而很「好看」、甚至是有點懸疑性的英美紀錄電影,還是很「旁觀」的。我好奇背後的動機,而他想了一想回答:這是環境使然。「當前中國主流媒體的紀錄片,很多都是憑空在解說,沒有事件細節也沒有人物關係,只藉由背後那個頌揚的聲音把原先扁平而單薄的東西,說得慷慨激昂,賦予宏大的意義。」這一套讓他們很煩,就有意識地警惕這種強行教育觀眾、賦予信息的方式。

他們選擇什麼都不說,「不著一言,卻道盡了萬語千言」。但他接著強調說,這只是一種選擇,不等於這樣的手法比較清高。「不論哪一種表達形式,或電影方法,只要跟內容是『匹配』的就沒問題。」他說起所謂的直接電影,那種要「抹去自我成為牆上的蒼蠅」,還要遵守四不原則而不參與、不介入、不評價、不解說等等的,那變成原教旨主義者了。「手法的本身並沒有罪,主動解說是可以的,作者也是可以跳出來的,關鍵在於你用在哪裡。」

張贊波《大路朝天》

這讓我想起他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自由切換的觀點與距離。2009 年,張贊波以紀錄片《天降》揭露了九零年代至今,中國發射衛星的殘骸一再掉落在湖南省綏寧縣數十次,不但毀田壞屋,還砸死過一個少女;那之後 2010 至 13 年,他再「潛入」一個高速公路營造的承包商,將底層的勞工處境與相應的管理方/資方/官方的行徑通通紀錄下來,寫成了紀實書籍《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也拍成了紀錄片《大路朝天》。對出身中文系,碩士轉讀電影的張贊波而言,第一人稱的文字和第三人稱的影像其實是同一脈藝術的兩面,重要的不是形式,是核心的思想和情懷。「有些以前看過我寫的詩歌的密友,現在再看我的片子,說那裡頭隱隱的詩意,還是很相像。」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有「修辭」的,當中有隱喻也有對比,「這些都是文學帶給我的。」

然而紀錄片的意義在揭露,不論是針對不堪,或對真善美的呈現和傳播,都在弭平大眾認知和(某種)真實之間的落差。生在這個「現實如此冷峻,還藏滿豐富信息」的時空,張贊波與他的同行們(如果有的話)得以不發一言,就辦到了讓人驚嚇,或心疼,或憤恨。但這樣的關懷也引來了「意圖抹黑國家,故意只看社會陰暗面」的批評。

面對這些評論,或甚至是官方的質疑,張贊波說他可以輕易地反駁:「我跟那個光鮮的高層的東西,本身就沒有對接,我拍不了他們我也不清楚他們。」出身自湖南鄉下的張贊波,父母是幾乎沒有文化的農民,這讓他稱呼自己和他筆下/鏡頭下的人們是命運共同體。「我只能同理那些邊緣和底層的,被損害跟被壓迫的,關注他們就是關注我自己。那樣的艱難是從物質條件到社會地位,都毫無尊嚴可言的。」

張贊波《大路朝天》

在《大路》書中,還有一段讓我印象深刻,是他寫和宿舍的工人們聊到格達費,說他出動直昇機掃射平民,而他們的看法是:「哪有政權不殺人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而殺人,這完全可以理解嘛!」「非常時期採取暴力無可厚非,國將不國了,就應該果斷地鎮壓!」——在此,他和他的同伴們有著巨大的思想落差,這讓我忍不住好奇,他自身的自由派價值,又是從何培養而來?

張贊波回憶道:從小所受的當然還是主流的紅色教育,包括民族主義和對黨的認知,這一切在上了大學遇到比較開明的老師,及在圖書館讀了很多書之後才產生變化。「我們形容這過程叫『吐狼奶』,把哺育我們的那匹毒狼的奶一點一滴吐掉,才能真正像個人,開始重新成長。」而這樣成功啟蒙的知識份子,在中國雖然越來越多,但礙於現實的壓力而不敢表達,甚至違背自己去順應體制的人,當然也很多。「其實大家都是聰明人,你要是私下跟他們聊,他們什麼都懂。但能夠真的去背離,去改變,去付諸行動的,少之又少。」

這樣一個魔幻寫實的中國,帶給張贊波巨大的沮喪,拍《天降》之初還以為能帶來改變,結果不但官方的政策不動如山,片子本身也沒有渠道流傳,連豆瓣上的條目都變成了 404。「殘骸甚至還越掉越多,讓我意識到我只能是個見證者,無法是推動者。」這麼說的他帶著滿滿的無力感。

張贊波《大路朝天》

但話鋒一轉,他說也有些小小的跡象,讓他稍感寬慰。「譬如官方賠的錢變多了,關於衛星砸壞的土地和房屋的數量,也開始會公布。」譬如《大路》出版之後一直在暢銷榜上,雖然最後被禁了,但至少賣了一萬本,「加上電子版和網路盜版,估計有數萬人讀過這本書。」再譬如各種分享的場合,都有工程界的人來告訴他:「你所寫的,跟我工作的環境一模一樣!」甚至還有中國官媒的記者來感謝他:「你所做的這些本來是我們應該要做的。真的謝謝你⋯⋯」

他也坦言,這讓他對大眾的認知有所修正。從前以為年輕人都只愛快餐文化,逃避面對比較嚴肅的、尖銳的東西,「看來是我太絕對了,他們不是不關注,是媒體掌握在官方手裡,這一部分被消聲了。」在這同時被放大的,則是歌詠國家的主旋律敘事:我們看到《天降》裡的觀測站軍官,雀躍地對著鏡頭說明這些衛星上太空,都是為了轉播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同樣的興奮也瀰漫在綏寧當地,那些「受災戶」即使沒有電視可看,都仍在說起祖國的時候,顯得與有榮焉。

這些被剝削者的無知於階級,加劇了作為一個紀錄者的張贊波「融入現場」的戲劇性。這也呼應著他在書中的形容:身為紀錄者的「張贊波」和化名潛入的「張贊」,兩者是互補、互換和甚至互相營救,彷彿兩個相對立的身份。但他又說了:其實日常生活裡,這樣不同程度的扮演,也是必要的。「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如果不在某些時候避開去談論,避免去爭執,我生活中的關係就完全無法維持了。這其實也是『我』的一部分。」再把這概念投射回紀錄片的形式,張贊波相信:即使鏡頭裡的人意識到自己在「被拍」,甚至變得有點表演性質,那樣的反應也是真實的一部分。「畢竟人是一個寬廣的面,有時候這樣的細節還會成爲片子裡面最有趣,最有意藴的東西。」

張贊波《大路朝天》

然而在戲外,片子完成之後,這些被埋伏/被拍的主角們的反應又如何?張贊波說,那些收賄或嘴臉難看的,因為事證勝於雄辯,所以也無法多說什麼。反而是單純在底下做事的,都覺得「哇!你還真的拍了部片子喔!你還真的寫了本書喔!」

這其中,最動人的是老何。這位在無數個工地間流浪的小人物,在書裡得到的篇幅也是就事論事,且不乏調侃和批判。這讓張贊波當初寄書給他的時候,不免有點忐忑。然而他發現:像老何這樣的底層人物,對於能被寫到一本書上,是感到無上光榮的。「我這次去浙江看他,他把那本書用從超市撿來的廣告紙很珍惜地包起來,上面還有各種美容品和美女的頭像,還寫著『要留給後世看』。我的書從來沒有享受到這種待遇,來自一個最底層的人,這快樂超過了榮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由總統頒獎給我。」

這樣的張贊波,口裡說著「我只有敵人沒有盟友,我也不需要盟友」的張贊波,讓我想起西部電影中那些原野孤騎,你看著他的背影,知道他要風塵僕僕地趕往下一個村莊,去解救不知道是誰、但一定需要被解救的人們。只是這樣的他,又不是眉頭深鎖的,在他臉上只有很純粹的,對自己所做之事的信仰。

張贊波《大路朝天》

《天降》所拍攝的,是通往神界的夢,只是有些人無緣聽見神諭,只能承接垃圾而已。《大路朝天》所記敘的是通往彼此的願景,是快速、富裕、繁榮等等宏大的字彙,但有些人被排除在「彼此」之外,不被大寫的「你」,也不被大寫的「我」所包含。

而紀錄片還是要能嚇人的。也許有天,當夠多的人意識到自己也被排除在外,意識到多數的人都根本不在那美夢之中,那才是新的夢的開始。那也才是張贊波和張贊,都與有榮焉的一天。

採訪:張硯拓

撰稿:張硯拓

攝影:安比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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