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呈現社會,藝術為人權發聲,藝術甚至間接或直接影響革命。這是知識份子千百年來推動文明的方法,在世界各角落皆然。而說到電影這形式,尤其影展這樣的場合,這意圖就更明顯了。本屆台北電影節,當然不乏透過電影,對所處的社會發出沉痛呼籲的(來自各國的)勇敢創作者。

這其中,一定要從《十年》談起。以獨立製作、私人籌資的方式,五位導演各自發想五年或十年後香港社會某個角落可能的樣貌,不必多說也猜得到,這些「預示」都和當前整個香港對於文化及政治越來越被收窄、收編的憂慮有關。五段短片的製作成本都不高(也無法高),所以目的不是呈現什麼「未來感」,而是藉由軟體——語言、新聞、人物、陰謀等等——點出各自想警告的質變。一種如果再不阻止,就註定這樣了的悲懷。

五段戲的第一段《浮瓜》,描寫兩位黑道小混混準備在一個作秀場合行刺政治人物,然而在其背後,其實是政壇大老們策劃的自導自演,目的是透過恐怖攻擊造成市民的恐慌,進一步促成「國安法」通過。這種自己製造災難,再收割恐懼以完成更高強度「控制」的陰謀母題,在近年幾乎成為好萊塢政治/驚悚/科幻商業片的老梗了。但在此,透過舞台劇式近距離的搬演,它說服你這樣的操縱真的有可能,而政治的大棋盤就在這小小的房間裡被無聲搬弄,讓人不寒而慄。

第二段《冬蟬》則是象徵性的,以一對男女默默為各種「文化痕跡」做標本,感嘆著逝去,更感嘆保存的徒然。以短片來說它相當風格化,沒有「故事」要說,而是呈現氣氛,呈現孤寂,這孤寂也不是兩人間只有彼此、再無他者的孤單,而是做著這樣何去何從的工作,面對一件件過去習以為常、現在卻無用了的物事,除了自己的記憶,剩下的只有被遺棄的心情。

第三段《方言》是最直白的,也是身在台灣的我們相當能共鳴的。故事假設在未來的香港,不會說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將陷入弱勢,僅操粵語的中年運將生意越來越難做,不只載不了中國遊客,還被規定不能在特定區域排班。連西方來的遊客都比他會講北京話,更不用說念中學的孩子了,跟父親越來越難溝通。

這種方言式微的殘酷、尷尬以及難以反轉,在過去數十年的台灣已在發生,而在此,司機和他少數的本地乘客終於可以「躲起來講廣東話」,那鬆一口氣的快慰,對照外人看待粵語的歧視態度,不難想像看在香港觀眾眼裏,有多麼心驚。

再說第四段《自焚者》,它的企圖心最大,以仿紀錄片、新聞畫面、加上一點劇情片的方式,想像「港獨」運動的可能。故事從一個自焚者的身份謎團出發,和(片中)稍早之前絕食而死的學生領袖遙相呼應,對於運動人士的處境描繪,有關當局和媒體的應對,不同受訪者的立場、用詞、小心程度的拿捏,甚至「學者」的多變修辭等等,都安排得精彩。也讓人看到不論哪個國家、什麼年代的抗爭,都有著類似的梗概和困難。

最後一段《本地蛋》,描述香港最後一間雞舍即將歇業,從小小生產者的悲哀出發,談貿易和市場。它也從政府訓練「少年軍」,指派他們糾察各種商家販售物、文化審查等等,道出港人最深層的恐懼:如果自我認同和自由的思想不能被傳遞到下一代,那這樣的斷裂將真正無法挽回。

《十年》的拍攝計畫完成後,只能以小規模甚至打游擊的方式在港各地放映,卻得到熱烈迴響,最後甚至摘下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這也讓人看到對於藝術的積極社會意義,願意擁抱的觀眾不少。召喚這樣的「民心」,正是這群電影人的企圖。

而除了《十年》,還有另外兩部參與國際新導演競賽的作品,也都碰觸了類似的議題。其中《樂園她方》(Paradise)是相對內斂的,談伊朗國內備受壓抑的女性處境,片中這位年輕女教師在郊區的保守學校任教,不只被死灰般的氣氛壓得難以呼吸,更要每天長距離通車,申請轉調多時又沒有下文。她對家人與愛情與生活中大小事都提不起興致,只能無奈地度日。而這樣的悶,正是這個社會壓在女性身上的黑布罩。

這些年來,伊朗電影在全球屢受矚目,阿斯嘉法哈蒂的《分居風暴》談普世的婚姻難處,剛過世的阿巴斯有一系列溫暖作品,賈法潘納希的《計程人生》則反映出這個社會的層層樣貌,還得偷拍、偷運出國外參展。對於電影創作,伊朗當局有著嚴格的審查,導致真正想「說什麼」的電影很多時候必須躲起來拍。《樂園她方》這位首次創作的導演也不例外,這同樣又是一部沒有獲得許可,偷偷完成的電影。

而故事裡女主角所在的學校,有個保守頑固的女校長,每天在朝會告誡正值童年的女孩們:要把身上一切部位都藏好,不然被看到被碰到,美好的未來就毀了。在通勤的公車上,有個正和情人講電話的女孩,被一邊的婆婆媽媽教訓說她「不檢點」和「放浪」。甚至到了電影後半,女主角也因為班上學生擦指甲油,而押她去校長室。

這是一部幾乎全由女性演出的電影。但它談的是父權對女性身體/自主的巨大壓抑、管束和污名化,而它選擇的方式是讓這眾多女角成為「幫兇」,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而不自知。這樣的結構和迫害,最是恐怖。

另一部競逐新導演競賽的《革命前夕的歌唱》(As I Open My Eyes)就熱鬧多了,時空設定在 2010 年夏天的突尼西亞,亦即茉莉花革命發生的前幾個月,中學少女主角對樂團演唱的生涯充滿熱情,對正規的醫學院之路則興趣缺缺。她離異的父母親,對這其實是尊重的,但在當時仍處在獨裁統治的陰影下的突尼西亞,文化的審查掌控一點也沒有少。故他們深知女兒的興趣可能招來危險,站在父母角度,心中的為難可想而知。

這是一部張力很強的電影。片中樂團們唱著屬於北非的流行樂,聽覺魅力十足,單獨照顧女兒的知識份子母親一方面疼愛她,一方面萬分焦慮,而恐懼往往把人變成控制狂,這反應在電影中段,她對女兒幾乎失去理智的管束上。

此外,樂團成員們對創作方向的討論,包括是要自我審查還是和言論的箝制對抗?再加上微妙的性張力與妒意,都讓這故事充滿了戲。最讓我意外的是,女主角後來真的碰上了麻煩,證明媽媽的擔憂不是白操心。看到這裡,對於理想性的追求和自我安全的選擇,究竟該如何拿捏?是否一切都該浪漫地信奉「青春不悔」?你我沒有答案,當然電影更不會有。

不論在哪個社會,總有創作者的說故事慾望來自對現實的不滿、懼怕、質疑或甚至是怒氣。藝術讓人思考,藝術也讓人警醒,這幾部電影都辦到了讓觀眾皺眉,進而與自己對話。這也是影展電影最有價值的地方。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台北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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