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

有人說,人生每七年就會停下腳步,重新開始一次職業規劃,對蔣顯斌而言再真實不過。「我從大學開始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浮到水面上看看自己的方向。確定以後再繼續游下去。從 95 年創辦新浪網,一直到 04 、05 年那個時間點,感受到自己還有些願望沒達成。」蔣顯斌說,在台灣長大,一直到大學畢業時期的年代,台灣蛻變的過程驚心動魄,但有關記錄卻相對很少。「華人世界當初正面臨巨大轉型。台灣是民主轉型,大陸是經濟和社會的變革。但過程中媒體並沒有給年輕的一輩、或者是我們這一輩足夠的養分來充分思考。」蔣顯斌因工作關係常來往兩岸三地,以文化作為工作邊界。「全世界看待華人世界崛起的過程,對外人來講是來勢洶洶的經濟體跟文化體,但華人向內的自省卻不是很多。」影像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消極批評外,是不是可以再積極做更多事情?
「最早我和文化圈的朋友在 04 年討論這件事,想拍一部紀錄片,從政經、文化的層面去紀錄華人社會,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但後來發現,一部片的力量不夠,應該要成立機構去推動這件事, CNEX 於焉誕生。「我們有個比較樸素的願望,以十年為一個單位,一年十部片,十年能有一百部片,記錄華人世界的變化。每年挑選一個我們認為重要的大哉問對時代提問,用這個主題找到十部關乎華人變化的故事,讓紀錄片導演與我們對話,交出我們的文化脈絡。」每隔十年 CNEX 再重複一次十個問題,製造時間跨度。

用真誠的態度創造有厚度的作品

每年一個大哉問, CNEX 藉題目激發不少獨立導演回應。原本蔣顯斌擔心提問的方式會讓成果顯得像命題作文,然而有趣的是,後來發現真正優秀的題材背後,導演通常已耕耘多年。「並非看到題目才開始,而是私底下他們的抽屜早已堆滿三五年以上的故事,但找不到機會完成。我們就像是 wake up call ,給予資助讓導演對最新狀況補齊時間跨度,完成非常有厚度的作品。這樣不為金錢的行為,產生的文化利益卻是很大的。」導演們秉持著最原始的關懷,甚至是個人生命經驗引發出的關心,自發地為紀錄片努力。因誠摯態度引起對事件的跟蹤力量,畢竟是簡單商業操作達不到的。
「獨立導演在華人世界是很珍貴的寶藏,但因為紀錄片的周邊系統還不盡完善,挖掘的過程比較辛苦…所以很多導演都在單打獨鬥。」 CNEX 利用 open call 平台的方式,每年會收到上百個作品提案。接著經由評委制度分兩輪篩選,最後再由五個評委公正選出十個導演並參與監製。「這樣的公序已實行六年,我們也找到規律。真正做下去才發現華人世界裡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如何把故事說好,則是修練過程。所以 CNEX 找優秀顧問、導師等來開工作坊,接觸國際買家,透過很多正面力量讓華人創作者盡可能受更多刺激、培植,挑戰更多觀眾。」 CNEX 採取「介入並非干擾而是幫助」的監製原則,在導演原先的工作中加進幾個重要的溝通或檢驗,確認創作方向走在共同認定的軌道上。

紀錄片,一種新的視覺文明培育

「當你看慣了劇情片,紀錄片並不容易進入。它沒有清楚的故事線和主角群,對已經習慣被導演帶來帶去的觀者而言,焦點是要自己掌握的。」商業市場要求娛樂性,而記錄片走的是知性路線,捕捉不在主流媒體鏡頭之下的種種,補強、平衡社會的能見,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免疫系統,是一種新的視覺文明培育。蔣顯斌希望紀錄片的作用除了記錄之外,更能對社會或多或少產生衝擊:「衝擊未必能帶來答案,但至少能向社會問一些問題。有時候解不開的問題倒不一定是找不到答案,卻可能是問題沒問對。每個世代都有不同困境,紓困則是跨世代的工程。世代間需要某種媒介來傳遞,而紀錄片便扮演這樣的腳色,屬於溝通而非娛樂介面,不跟隨主流節奏行進,自己擁有耐得住的、獨特的節奏。我們希望藉此作為商業、政府以外的第三種力量來紀錄、反思與支持社會。」

「最早我有意識看紀錄片,是在大一。那時候很亂,從戒嚴到解嚴,很多人離開台灣。我自己也覺得很焦慮,不知道該怎麼看待一切。我接觸到小野的《尋找台灣生命力》,總共分四集的紀錄片,把台灣那段時間作了梳理。在那之前我身陷其中,這部片給了我一個比較乾淨的位置去看整件事情。我很感激,從此以後我有了另一種視角和思考。但一部片其實很容易被時代淹沒,所以必須成立一個機構去保護這些片。每代人不該忘記另一代人的故事。這讓我們更有能力重新定義一些事情。」華人世界屬於應用型社會,太習慣應用別人的觀念去處理、不追根究柢,這樣沒辦法自己走出一條路。現今資訊傳遞迅速、彈指可得,但從「知道」轉化為「知識」卻是費力的過程。「我現在已經有某種強迫症,一旦發現有我不知道的事,就會先查查看是否有紀錄片。對我而言想把事情搞清楚,這是最有效的學習。身為世界公民,應該藉此作為吸收知識的重要手段。」
即使紀錄片目前仍是小眾,這幾年卻漸有進展,台北電影節甚至連續三屆百萬首獎皆為紀錄片。為了成為未來和大眾溝通的媒介,紀錄片進行了自身革命──製作越來越精良、不再板起學術臉孔,而願意走出來面對群體,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言說,讓原本沒有接觸這些題目的觀眾能在最短時間內了解現狀。
既然欲作為世代溝通媒介,勢必將嘗試走入主流市場,開始運行帶有商業元素的市場體制。當一個獨立拍片者踏入商業機制,是否會抗拒、或影響到原先拍攝視角的獨立性?當商業資金流入製作當中,會不會讓民意觀察的原意和純粹廣告宣傳的界線變得模糊、甚至使紀錄片變質?蔣顯斌認為這是要靠導演自己把握的事情。「並不是刻意避開品牌就代表中立,擁有品牌也不表示你不中立。端看導演創作核心本身會不會受到資方左右。當然很難讓品牌在作品中隱形,重點是成品能如實反應出影片核心。品牌已經成為和政府、宗教並駕齊驅的一種力量,要完全從創作中退出不是很現實。我們也並非在真空狀態下生活和創作,所以我個人沒有這種潔癖。其實資本背後的意志是相當強的,但 CNEX 支持的案子有大前提即是資金對內容不能有干涉,所以如果導演想反映一個現實,就要很清楚地把資本意志和影片創作中間的事講明白,只要雙方都有默契就 OK 。」

台灣記錄重點:如何對「幸福」達成共識

CNEX 希望以紀錄片做為華人文化傳承的載體,但就算是華人,兩岸三地針對同一主題的文化紀錄重點也大有差異。「台灣已經經歷過最劇烈的社會變革和轉型過程,現在追求的是變革之後的完善;反觀大陸的經濟、社會秩序和公民意識才正要起步。但台灣並不完美,社會分配、貧富差距、民族民權民生等等問題的改善還有很長一段路,如何讓大眾對於『幸福』這件事達成共識,還有好幾代人要努力。」蔣顯斌發現,包括劇情片在內,台灣導演多關注內心世界,比較像心理學家,紀錄如何能把生活品質跟正確性做到更好;而中國大陸的導演像是社會學家,作品關注的議題是從生存角度出發,捍衛生存權利並重整社會價值,紀錄重點則多在群體世界。哪怕僅是一個人的故事,背後可套用的數字都可隨意乘以三千萬。大陸的導演容易從小故事將問題視角擴大至宏遠趨勢,又因為趨勢發生的基礎數量驚人,這股力量是世界不容忽視的。

Filmmaker to Change maker

紀錄片對社會的影響可以多深遠?做為特定社會現象的反映,導演呈現出處境,但不一定做出宏觀現象的歸結,而僅是停留在一則生命敘事。紀錄片能不能為議題找出解決方案?
蔣顯斌坦白說,我們無法期待紀錄片工作者為議題達到什麼程度。「導演拍完片後已經氣喘吁吁,不應該把社會變革的責任也丟給導演。要使紀錄片形成一顆砲彈,而讓社會中所有願意關心的人共同使力製造更大顆、更震撼的砲彈,去推動整件事情。國際間已有連結紀錄片工作者與 NGO 的平台,找出社會上的利害相關者,讓對話發生。這過程像是在拼拼圖吧,之後發現,自己能做到的原來有這麼多。如何讓 Filmmaker 成為 Change maker ,需要另外的力量,和專門做社會變革的 NGO 介入」。

採訪:張偉萱

撰稿:張偉萱

攝影:李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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