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現今全球紀錄片景況,多會提及歐美拍攝環境完備,已經建立起產銷結構,足以供養工作者專心投入紀錄片拍攝;反觀台灣製作資源稀缺,許多導演靠著接拍廣告短片來金援紀錄片拍攝,還得另外找資源才能將讓作品被他人看見。在台灣,紀錄片「產業」,仍有許多環節尚待突破。

其實不只是台灣,整個亞洲在紀錄片生態圈裡都屬於相對弱勢。紀錄片的界定和發展,本就源自於西方世界,能讓導演們發光發熱的國際舞台,也由歐美國家創建和界定。在這個以西方為中心的場域裡,長年缺乏呈現亞洲在地觀點的題材,亞洲出身的影視工作者更是少見,即使出現了和亞洲有關的故事,也不脫「西方觀點」,難以同理被攝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
難道,身為亞洲的一份子,我們只能被定義、被拍攝、被詮釋,沒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播送由在地人所記錄的亞洲觀點?為此,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在 2006 年邀請日本藤崗朝子、泰國查莉妲.烏布倫吉(Chalida UABUMRUNGJIT)、中國張獻民及台灣游惠貞等策展人擔任委員,成立了「亞洲紀錄片連線」(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 ,簡稱 AND),每年公開徵選拍攝中的亞洲紀錄片製作,給予資金和技術輔導,並協助促成作品進入國際影展及紀錄片市場的機會。這也是第一個完全針對亞洲地區的紀錄片資金補助方案。

亞洲的觀點,要由在地人來詮釋

「我們希望藉由補助,鼓勵更多的亞洲觀點和人才,作為他們和國際接軌的橋樑。」查莉妲.烏布倫吉透露,目前國際紀錄片提案的機制是由歐美國家創造而成,亞洲導演較不擅長藉由提案爭取補助,在評比上也會受到語言限制,無法如西方導演一樣,使用英語在提案大會上暢談所思、所想,「我認為 AND 對亞洲導演來說是個國際化的起點。我們不著重於導演的口才,而是重視作品本身,從已經拍攝的影片裡思考成品的樣貌,再決定是否應該給予補助,幫助他把作品製作完成。」
游惠貞說,除了語言是參與提案的一大問題,提案也可能限制導演的創作形式。「有些提案是由電視台統籌,出發點是為了找到划算、有品質的作品,以填補自家的放映時段。因此在提案規則上,會限制影片規格,以符合電視播放的性質。相對之下 AND 沒有什麼目的性,只是單純補助你去拍片,把片子做出來,這部片子後來會不會播,可不可能一炮而紅,這都是導演的事。」

(AND委員 游惠貞)
強調以鼓勵發表亞洲故事和培育亞洲人才為第一優先,游惠貞解釋,「這是希望能將這個地域的發言權,回歸在地。」雖然過去 AND 也曾補助美國籍導演,但該名導演長期居住於印尼,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發展,熟悉拍攝的議題,「深耕在地是非常重要的事。紀錄片的拍攝必須以理解為前提,只有理解之後才會帶來文化尊重,畢竟亞洲各國的差異太大了,我們得先願意承認和認識彼此的不同。」但她坦言,如果相同議題有亞洲的導演來申請,會優先將資源分給亞洲人,畢竟亞洲導演的國際曝光機會較少,更該取得補助。
十年來,AND 已經補助近 150 部來自 20 多個亞洲國家的紀錄片,包括日本、中國、臺灣、東南亞諸國、中亞地區國家,甚至及於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中東地區的國家。查莉妲.烏布倫吉回頭聊起泰國紀錄片的發展現況,「紀錄片的意識已經逐漸在社會覺醒。今年泰國有三部以上的紀錄片登上院線,其中,《第四公民》和以艾美懷絲(Amy Winehouse)為主題的《Amy》都有很好的票房。這以前在泰國不會發生,特別令人驚訝。」跳脫市場面,回到政府政策來說,「其實政府仍然不是很了解什麼是紀錄片。相較於台灣有穩定的官方支持、製作和觀影環境更齊備,泰國還是處於叢林裡掙扎的狀態。」的確,台灣近年上映紀錄片院線票房表現亮眼,除了創下兩億元紀錄的《看見台灣》,緊跟有《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十二夜》全台票房都突破千萬。
不只是市場端的活絡,全球紀錄片產銷鏈也開始深入亞洲國家,許多歐美國家特地來亞洲舉行提案、找題材。游惠貞提到,「現在有好多提案和補助計畫,像是歐洲針對第三世界國家設立的拍攝基金,總之有很多、很多錢流向亞洲。其中原因是,歐洲人也要找新題材,把資金還有紀錄片工作者帶進亞洲,協助調整亞洲導演的影片,讓作品更符合市場的需求。再加上中國的蓬勃發展、募資的管道發達,這些因素環環相扣,讓這 10 年亞洲拍攝環境大幅度地改善。」
「不過,亞洲的故事還是說得不夠,AND 的存在還是有其必要。」游惠貞透露,AND 的角色,仍然是持續支持亞洲的導演,拍出在地的觀點。

以亞洲框架為手段,讓自己的國家躍上國際

為什麼特別強調亞洲?又為何台灣和泰國的導演,應該要特別留意亞洲這個框架?游惠貞笑說,「你也可以說我們是地球人,但要談論全球,就是以歐美的聲音為主。這個產業機制是西方國家建立的,中間沒有保留我們的空間。」在她看來,亞洲的框架是一個手段,在這個框架下,有機會形成新的看法和機制,不再全以歐美國家為主,而在亞洲裡,台灣紀錄片絕對佔有一席之地。「原本你試圖讓全球都看向台灣,但台灣太小了,沒有人要理會。如果現在你請大家看向亞洲,別人比較願意理睬,也有機會認識裡面這個叫做台灣的地方。所以,亞洲這個身份是台灣的資產,讓我們有個身份和認同,去行銷產自台灣的紀錄片。」

(AND委員 查莉妲.烏布倫吉)
查莉妲.烏布倫吉則提出反向的思考,「現在是個全球化的世界,人與人是彼此連結的,沒有人會是獨自一人、不用在乎別人的生活。」住在曼谷的她,每天都能看見來自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的觀光客,還有各國移工來此打拚,人數多到你無法忽視。「當你願意了解這些身邊的人和國家,會發現許多共通性的議題,也是個回頭思考、了解自己文化定位的好機會。」

題材的普世價值,是跨出台灣、走向國際的關鍵

如果真正想讓台灣、亞洲的故事走入國際,導演還有一些必須做的功課。查莉妲建議,導演們應該藉由這些國際交流的機會,盡可能地大量觀賞各國紀錄片作品,「片子看得多,你才會知道哪些作法叫做新穎,哪些別人已經做過了。你也能掌握真正足以跨越國際、取得共鳴的題材。」
「台灣的作品要少放一點胡椒和糖粉,」游惠貞最後提到台灣導演的現狀,「現在有很多市場反應好的片子,只能稱得上非劇情片,要是提到國際影展,大家不會認為這是紀錄片。」紀錄的本質,應該包含導演嚴肅、謹慎、深刻地思考某一個題材,比方說談論年老,除了「老人」本身,是不是有更深一層的討論?她以國外某部紀錄片為例,內容是拍攝老人家做翻譯和手工,「導演沒有侷限於在地觀點,而是往上提了一個層次去講舊有文化的消逝,展現過去的人們是如何尊重手工、尊重產出的每一項作品。」這種對過往事物的緬懷,以及價值觀的轉移,是全球各國都會遇到的議題,具有普世價值,才能夠跨出台灣。
 
DOC+ 紀錄片國際工作坊
主辦:國家電影中心
時間:2015.09.10(四)~09.13(日)
地點:MoNTUE 北師美術館

採訪:YURiA

撰稿:YURiA

圖片提供:紀錄片國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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