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一個巨大後背包,陳勝吉出現在我眼前,打過招呼後,他把背包卸下,有點慎重地放在地上,咚!是個擲地有聲的背包。那裡頭放的是台投影機,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贈禮,據說好康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價格不菲的 D 牌吹風機、金馬限定版的 O 牌手機,以及台灣人最引以為傲的大牌電鍋,豐富獎項拿不完,陳勝吉卻忙著四處分送兜售。

「啊又用不到,投影機我問陳曉東(註1)老師會不會用到,要就送給他。拿到那個吹風機,原本讓我很後悔剪短頭髮,但打開一看電壓 110V 的,根本不能用,想賣掉才發現,開過馬上折價4000!」陳勝吉語中有懊悔,目前這台開價一萬,有沒有人想買?

前幾天,這人剛在金馬創投會議中拿下第二個一百萬,成為史上第一位得到兩次首獎的導演。即將上映的《分貝人生》,講的是馬來西亞底層的故事,將貧富差距刻畫如實;而這次得獎的《風和日麗》,則要從兒童虐殺案出發,將焦點放在個人、家庭、社會的修復過程。兩個主題同樣寫實,帶點沈重,但人果然都是有多種面向的,創作之外的他,竟是個常不小心把內心 OS 講出來,然後再自己笑到失語的男子。

「真的沒想過會得,因為得過一次了啊。這次得獎,我看梁秀紅(註2)超 high 的,結果我很冷靜!」第一次沒想過得獎,特意坐在最後一排等著典禮結束要衝去吃飯;第二次沒想過得獎,偷偷觀察攝影機擺放位置(他認為攝影機會擺在得獎人附近),擺得好遠,內心早已放棄。結果兩次竟都讓他拿下。

他說,《風和日麗》刻意找了劉怡航、陳奕蘭等來自馬來西亞對電影有熱情,卻沒什麼機會和經驗的人共同參與,因為馬來西亞創作環境不好,金馬創投開放性又高,想把他們帶過來看看。

「有機會來的話,大家都想來吧,得獎還是滿高興的,因為以前覺得金馬創投都是沈可尚《賽蓮之歌》那種老師級的在得獎,會覺得,哇,老師好厲害。所以他們有被嚇到,跟我第一次得獎時一樣,頒獎典禮完,我看他們在飯店房間還盯著天花板,坐在那裡沒反應過來,覺得這一切很不真實。」

陳勝吉是在意團隊的人,作為一個新導演,他做電影其實沒什麼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堅持,他深信既然人都找來了,就讓大家去發揮、去碰撞,出來的結果會比自己單打獨鬥地想控制一切來得好。因此,《分貝人生》劇本從創投會議開始就透過眾人討論不停修改;《風和日麗》最後的版本也和報名時相去甚遠,他說是結局整個改掉了。

(註1:陳曉東是陳勝吉導演台藝大的老師之一,同時也是《分貝人生》的剪接師。)

(註2:梁秀紅,馬來西亞電影人,和陳勝吉合作《分貝人生》、《風和日麗》劇本。本次金馬獎也以《盲口》入圍最佳劇情短片。)

他們是人才,不是毛利小五郎

敢於改變,因為他總是相信團隊能想出更好的。從這種創作中的開放態度,能看出陳導絕對不是控制狂,在片場,他時常沒什麼表情,一場戲拍完了,就老老實實接著下一場,一度還讓攝影陳克勤很困惑:「陳勝吉!給點表情吧!這樣我怎麼知道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但陳導解釋,一場戲過了就過了,想也沒有用。

他放手讓團隊去,是相信他們是人才,「都找了那麼好的人來了,你還去控制他們幹嘛,難道我要控制陳曉東老師操作電腦的速度,還是要把陳克勤當作毛利小五郎勒?」說出毛利小五郎這五個字,不只他自己笑場,全場都跟著嘴角失守。

喜歡打團戰的緣故,陳勝吉說,真正影響他很深的,其實都是身邊的人,「不是什麼電影大師,那些大師就很多人喜歡了啊。」他特別提及《分貝人生》副導林麗娟(註3),說她在現場一隻耳機聽的是製片組溝通,那是理性;另一隻耳機幫忙聽演員台詞,那是感性,這樣一心二用,讓他非常佩服,深感在她面前,過去自身的副導經驗,簡直能以一字「廢」總結。

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把事情做好、彼此幫忙,很多小細節,陳勝吉都放在心裡記著。他說,從不認為自己是有什麼能力做大事的人,當年離開台藝大電影系,畢業即失業,在家鄉過著焦慮的日子,前前後後有一年多時間沒工作。在馬來西亞做電影難,做華語電影更難,華裔人口在當地只佔兩成左右,再扣掉早已不會說華語的華人、接觸不到電影的偏鄉居民,觀眾就剩下六百萬,比台灣市場還要更小。

(註3:林麗娟,電影導演,曾參與《爸媽不在家》、《色,戒》等電影製作。2016年作品《麻瘋》入圍金馬創投,拿下馬來西亞獎。)

一部電影,三種字幕

因為種族多元,觀眾群被切割,導致院線時常只能看到好萊塢大片,本土片也經常是賀歲片、鬼片等較容易贏得票房的類型。陳導說,其實劇情片不是沒人拍,但礙於如此市場困境,許多人乾脆選擇不上院線,直接參與影展或電影節,於是不同類型的片子,觀眾還是沒能在電影院看見。

「楊毅恒(註4)的《阿奇洛》啊,還有《榴蓮忘返》,那種獨立製片在電影院都看不到。最受歡迎的華語片就是成龍、周星馳還有九把刀。」種族多元,卻反而導致電影多元性無法落實,這是馬來西亞存在的一種尷尬現象。

「我們一部電影要三種字幕,英文、馬來文、中文。」陳導說完這句話,我愣了一下,那不是整個畫面三分之一都被字幕遮住了嗎?「所以我們拍電影的時候,都盡量不要拍那麼低啊!」要不是他自己再度笑場,我差點要被他唬住了。對馬來西亞人而言,日常生活裡會面對不同種族這件事,就跟呼吸一樣正常。

他說,台灣人沒什麼種族觀念啊。申請上台藝大,初來台灣那時,很有文化衝擊,「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但會分這是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卡達山人、伊班人,都講不同語言,但我印象深刻,台灣人就會問我,你是『馬來人』嗎?我就說不是,我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人不就等於馬來人嗎?台灣同學說。

面對習慣隨便簡稱的台灣人,很多事有理也說不清了。除了對於不同人種傻傻分不清楚,還曾有人問陳勝吉「是不是住樹上」,讓他只能哭笑不得地回應,對啊,我都搭電梯上去。

種族議題的確是馬來西亞的雙面刃,陳勝吉身為華人,自小在課堂上一口氣要學三種語言,等於同樣一個詞,得記三遍:桌子、table、meja。他認為,花太多時間想弄懂語言,造成馬來西亞人普遍對個別科目的學習都不精;加上許多公務機關或大學,為了保障馬來人權益,常設有保障名額,華人成績再好也進不去,造成許多華人家長,想方設法要把孩子送出國去。

我問陳導,這樣弱勢華人家庭怎麼辦?他回答,應該說所有弱勢家庭怎麼辦,只要是弱勢,不分種族,都一樣難以翻身。《分貝人生》裡,大戶人家有專用水車,貧困居民卻拿著水桶四處尋水、為了搶水擠破頭;出了意外沒人想報警,因為找警察很可能沒用,還要塞點紅包。陳勝吉透過這部電影,拍出馬來西亞朱門酒肉臭的真實生活困境。

(註4:楊毅恒,電影導演,國際電影節常客。2017 年以《阿奇洛》拿下東京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拍影像,是心裡有話想說

真正回溯起來,陳勝吉一直以來都是相關科系的學生。他大專讀的是大眾傳播系,這選擇和興趣沒什麼關係,而是因為他升學考試九科只及格了三科,成績太差,大眾傳播學費又便宜,才決定去讀。

小時候家鄉沒有電影院,如果要看電影,他就拿盜版的 VCD 來看,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周星馳、王晶、陳浩南,是他最常接觸的類型。因為這樣的成長背景,讓他即便讀了傳播、學校對面又有電影院,也不去看片,覺得浪費錢。

「第一次當導演拍短片,也是因為我翹課,結果那堂課要分組,我就被分配到要當導演。」沒想到,拍完那部短片,陳勝吉突然對影像燃起了興趣,「拍完後,我就跑到對面把全部的院線片都看完,其實很便宜,一片才 6 塊錢(當時約台幣 60 元),又有朋友在那打工,有時他也會讓我進去。」這短片拍的究竟是什麼,能讓他有如此轉變?他說,那主題和爸爸有關,靈感來自他看過的舞台劇演出。

「我以前喜歡舞台劇,因為我很怕陌生人,就想去學表演。有次看一齣表演,是朱自清的《背影》,一看就覺得,哇這個故事好感人,我就哭了。」於是他把這個故事搬來拍片,找了兩個只相差兩歲的演員來演父子,說起來有點好笑,但陳導當時就是把短片當成舞台劇在做。

「拍完就覺得,心裡有些東西被釋放出來了,也許是某種情感,不擅表達的親情。才發現影像真的很有趣,它不只是娛樂,可能是你心裡有東西想說,後來我就想要一直去探索影像的可能性。」

後來,有位老師送他《認識電影》這本入門書,每一頁對他而言都是震撼,因為過去的他,從沒想過能用娛樂和商業以外的角度去解讀電影,於是他更堅定了想接近電影的心情。大專畢業,他離開沒有半個電影科系的馬來西亞來到台藝大,但事情卻和他想像的很不一樣。

認識電影,卻開始討厭電影

「台藝大比較學術跟文藝,看很多歐洲片,什麼奇士勞斯基、塔可夫斯基,還記得那時第一次上課看的是《機械芭蕾》(註5),我看完覺得非常討厭,有種『我到底看了什麼』的心情。」陳勝吉說,當時只看過《阿甘正傳》、《搶救雷恩大兵》這類電影,居然要他看《安達魯之犬》(註6)?他完全搞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於是他千里迢迢跑來讀電影,卻造成反效果,他開始討厭看電影,因為這些課堂上的影像再三挑戰他既有的認知。「完全顛覆我過去的想像,後來我就跑到外面去拍片,當錄音師、燈光師、當助理,一年後才回過頭面對:我當初為什麼要來台灣讀電影?」為了不辜負當初的自己,他選擇走向理論組,直面內心的抗拒。

「接觸理論,讓我打開胸懷,接受更多電影的可能性,我發現我可以看完、擁抱那些電影,不像以前那樣抗拒。以前會覺得『正在拍電影』才是電影,好像前置、後期都和電影無關,什麼《機械芭蕾》,誰會想拍這種片啊?」陳勝吉再次提起《機械芭蕾》,不知內心陰影面積究竟有多大,但他居然說,其實今年回來台灣,特別去找了當初放這部片的老師。

「是拍《蘆葦之歌》的吳秀菁老師,我說我很感謝她當時放這部片給我看,對我影響很大,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裡頭的很多情節。」這次金馬酒會上,陳導還遇見了教他電影理論的吳珮慈教授,特別和她道謝,說雖然當時理論很硬,但給了他很多啟發。老師仍記得陳勝吉當時在課堂上安安靜靜的樣子,還說這份感謝是她今年最好的禮物。

(註5:《機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是 1924 年由法國導演 Fernand Léger 拍攝的達達主義精神實驗影片。)

(註6:《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是一部法國的無聲超現實主義短片,由西班牙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執導,路易斯·布努埃爾與著名藝術家薩爾瓦多·達利共同創作。)

差點放棄的《32°C深夜KK》

陳導是會把人放在心裡感謝的,台藝大給過的養分,他分毫沒忘。這次《分貝人生》,他靈感來自瑞蒙・卡佛的短篇故事《一件很美,很小的事》;獲得 2013 年 BMW 短片競賽多項大獎的短片《32°C深夜KK》,則取材自村上春樹的小說《1Q84》。這兩個作家名字一擺出來,濃濃文青感飄出,讓人以為他一直都有閱讀習慣,但他卻說,自己以前不看書,接著又把另一個人搬出來感謝,那是鄭文堂導演。

上課和拍片時,鄭文堂是有些嚴肅的人,當時陳勝吉修了他的劇本寫作課,「他一天到晚罵我們啊,說都沒有吸收電影外的養分,像閱讀就是很重要的。我還記得他介紹黃春明短篇〈溺死一隻老貓〉,講得好精彩,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發自內心想要去閱讀一本書。」對於看書,陳勝吉也不裝逼,他說有些東西就是看不懂,「不過很多看不懂的東西,就是在等著我們長大。」金馬酒會,鄭文堂當然也沒缺席,陳導說,那時一看見他,就立刻從舞台上跳下去給了他一個熊抱。

透過鄭文堂老師開啟閱讀之旅,也才催生了他那麼多作品,「《32°C深夜KK》的劇本,是因為那時我奶奶住院,我也沒工作很閒,常去醫院陪她,帶《1Q84》去看,我奶奶還問我每天在看什麼 1084 來的?」看到有趣的情節,陳導習慣馬上寫下來,「我也忘了看到哪裡,就想說,如果有人半夜很熱,還穿著雨衣打搶便利商店,怕被認出來,應該很有趣。」這看似簡單的異想,最後成了帶點黑色幽默的精彩愛情故事。

《32°C深夜KK》降生於他在職海裡載浮載沉的日子裡,那時他其實數度想放棄。「拍短片原本是我和家鄉老朋友的一個約定,他們賣保險的、賣窗簾的、賣電器的都有,但我們就是要完成那個夢想。」那競賽從公佈到截止只有兩個月時間,他們卻莫名虛度了一個月,「差點沒拍了,後來我讀到一個文章,裡面寫土耳其一座公園要拆掉、起大樓,結果大家知道後都湧進公園裡抗議,有人住在那裡,有人甚至把那裡當小型圖書館,在裡面教書。」我們不做,就沒有人會做了,這種衝勁,讓陳勝吉拍攝短片的動力重新湧起。

「加上那時馬來西亞也有一件事,一個環保人士在吉隆坡獨立廣場抗議萊納斯稀土廠,蒐集簽名,連署關廠。我看到那個新聞就覺得,我不求自己能為國家、社會做什麼,但我不能連對自己的承諾都做不到。」那天晚上,他獨自搭車到獨立廣場,「我好想問他,是什麼信念,讓他願意從別的地方跑來我家鄉做這件事?」可惜他們沒能見上一面,那位環保人士已經出發巡迴演講。回家的路上,陳勝吉自問:除了拍片,我什麼也不會,怎麼可以放棄?曲曲折折,總算將作品完成。

從短片導到長片,今年才 31 歲的陳導,持續在這條走了容易腳痛的路上走著。他曾經四處欠錢、失業在家,看著觀念傳統的家人無言以對,試著解釋自己認為信念比財富更為重要的價值觀,卻還是什麼也撼動不了。但是,那段時間他沒有停滯,規定自己每個月得看 4 本書、10 部電影,陳勝吉的個性是這樣,對團隊寬容、放手,對自己卻非常嚴格。那雙很深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生成,而是鼻子過敏,他是標準晨型人,不用鬧鐘也能準時七點起床,吃早餐,創作,看書。

回頭看,那段待業時光像在釀酒,為觀眾釀出了一個蓄勢待發的新銳導演陳勝吉,他說,拍電影牽涉的人太多,如果沒有值得的故事,他不導戲也無所謂,這些話,要是真正理解生活之艱難的人才說得出,想當然耳,《分貝人生》和《風和日麗》是他眼中值得說的故事。二度拿下一百萬,他雖然玩笑著說,乾脆拿去日本旅遊、吃壽司好了,片也不要拍了,但如此自律的他,若能做到拿《風和日麗》換日本壽司,也會是人生的一項突破吧。

採訪後記:陳勝吉的馬來西亞華語教室

陳勝吉講華語當然是馬來西亞口音,但他用字遣詞卻是台灣版的,語到激動處,還會飆個幾聲讓台灣人備感親切的國罵。但他說,剛來台灣讀書時,其實很不習慣,於是,就產生了以下馬來西亞華語教學單元:

「有多遠?」
『有幾遠?』

「你很厲害喔!」
『哇,幾厲害一下!』

「兩點四十」
『兩點八個字』(???)

「兩點四十三分」
『兩點八個字半』(?????)

舉一反三時間:請問「兩點四十七分」該怎麼說?

採訪:陳芷儀 Rachel Chen

撰稿:陳芷儀 Rachel Chen

攝影:汪正翔

陳勝吉 分貝人生 風和日麗 馬來西亞 金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