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獨立創作者前,阿潑從沒讓自己處於工作空窗期。「我原本很難想像一個人沒有正職,生活會是什麼樣的狀態。」從學校畢業後,他投身媒體,輾轉進入網路公司和 NGO,除了進研究所讀書之外,每份工作都是「無縫接軌」,幾乎沒什麼休息的時間。

「我曾經以為可以在媒體工作很久、很久,直到退休。可是在組織裡,你會看到各種不同的人,有些充滿理想抱負,有些卻把記者做成上班打卡,苟且度日,不做思考,對整個社會的變化毫無感覺。隨著你在組織裡愈久,反覆執行採訪、撰稿、編輯、校稿的循環,我的心裡很害怕,害怕有一天,也會變得跟這些人一樣。」

這段自省式的坦白,反映出他的性格:怕被固定、討厭僵化、拒絕只有單一價值、擔心背棄整個世界。所以他轉身,離開了。以「要完成一本書」、「照顧父母」和「陪伴自己的老狗」為由,辭去工作,從台北搬回彰化老家,「40 歲以前,我打算放縱自己兩年,試著脫離那種安逸和升官的可能性,鍛鍊靠自己存活的膽量。」

接案賺進多少錢,決定了寫作計畫的進展

阿潑原以為回到中部就能安穩寫作,加上沒有正職的羈絆,書一定能寫完。可惜,現實生活遠比想像中困難得多了。

「非虛構寫作需要大量的採訪和田野調查,每一趟出去都需要花錢。而我並沒有學者身份,無法取得任何研究經費,只能自己存車馬費。所以,為了要寫那些我想寫的議題,接觸我想接觸的人,就考慮還要再賺多少錢才可以完成下一步。」寫作和賺錢,瞬間變成極為現實的拉扯,他說自己的左邊口袋不斷累積想要書寫的題材,但當看看右邊的口袋,發現錢根本不夠,就沒辦法完成。
因此,離開職場後他變得非常焦慮,常常擔心存款不夠支付採訪經費,開始接各式各樣的案子,號稱什麼樣的文章都能寫,到處演講,反正只要有機會賺錢,領域還算有趣,就願意投注時間。在拼搏一陣後,他卻察覺自己並不知道怎麼談好稿費。
「有些錢後來都沒入帳,帳目格外混亂,我一一回頭確認才知道稿費算法五花八門,也不是每個案主都像報社一樣在月底結算稿量和費用。」他坦言,即便現在出了書、得了獎,好像稿費該有些不同,卻還是不知道怎麼去議價,頂多是懂得淘汰稿費過低的案源。後來,他將要寫成書的題材先寫成報導文學,拿去投獎,「順利得獎後領到的錢,可以當作半年的生活費,讓我更心無旁騖的去採訪和寫作。」

從純淨新聞過渡到個人創作的練習

從新聞記者走向創作者,阿潑還發現另一個關於寫作的挑戰。「長年新聞寫作會產生慣性,多以客觀事實、採訪對象的意見為主,淡化了自己的看法。當這種做法發展成長篇作品,會顯得不容易親近,也不夠好看,到底該怎麼樣舒服自在地把『我』放進文章裡,就是需要費力克服的事。」
在撰寫上一本著作《憂鬱的邊界》時,為了把自我放進文本,阿潑經歷了各種痛苦掙扎,而書籍出版之後,中國時報循線叩門,邀請他撰寫專欄「三少四壯集」,被他視為練習文體轉換的重要機會,開始嘗試在保留新聞人對議題的敏感度之外,增加文學的筆法,運用形容詞和修辭去堆疊情緒和觀點。因為這個文字風格的過渡,現在他做新的創作時,才能比較自在的寫書,切換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視角。
拿手邊正在進行的書寫計畫來說,阿潑打算以亞洲災難為題,寫一本書。「要從記者轉成作者,首先要對抗的就是媒體撰寫災難的筆法,在保留記者的全景式觀察之外,必須更靈活的運用次級資料和訪問素材,形成立體的個人觀點。」
「對我來說,記者永遠是旁觀者,能以各種角度的細節,還有知識性的論述去充實著作。這種作品完成後,你看不見太多的溫度和情緒,就像是司馬遷寫歷史一樣,為當代留下紀錄,其中有觀點,也有細節。」

學會面對自己內心的黑洞

即便為了寫書,阿潑嘗試在文章裡做某種程度的自我揭露,但他還是很焦慮。「文字是一種媒介,只是幫別人代言和發聲,可是在心裡,我知道自己誰也不是。這些內心的衝突就像是一個黑洞,把你拖進一連串的質疑裡。」擔心文章沒人看、自己沒價值、經濟壓力大,文章露出後還要跟鄉民筆戰,「這些現實都存在,又難以改變,你必須學習和它對抗,不能耽溺。」
回頭看這一年多的獨立工作時光,阿潑建議,想成為獨立文字工作者的人,最好先在企業內累積資歷和人脈,且存夠三個月生活費,確保不會離職就斷炊,還要具備良好的抗壓能力,才能忍受寂寞,朝著自己想書寫的主題前進。

撰稿:Layu

圖片提供:阿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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