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影集《媒體公審》:當現實成為奇觀,當奇觀成為正義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9.06.2020

1995 年,Scott Amedure 興奮地走上談話性節目《Jenny Jones Show》舞台。他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那天,他在眾人面前和暗戀好友 Jonathan Schmitz 告白。即便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同性戀,總之,他出櫃了,在節目主持人 Jenny Jones 營造的歡樂氣氛中,還說出了令人臉紅心跳的性幻想。

幾天後,節目上遮著臉看似害羞的 Schmitz 開槍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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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介紹兩人認識的共同好友 Donna、Scott Amedure,以及在節目上看似害羞的  Jonathan Schm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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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Schmitz 事後冷靜地打電話投案。

1984 年,紐約,一個靠近聖誕節的夜晚,地鐵中傳出槍響——工作人員緊急口耳相傳描述現場,一名白人男子表明自己被四名非裔青少年包圍勒索,情急之下開槍自保,隨即逃逸。槍聲點燃的是長期治安混亂、地鐵偷拐搶騙盛行的引線,男子成為大眾心中的正義表率,報章雜誌稱他為「地鐵俠客」(subway vigilante),探究非裔社群造成的「社會問題」。

一週多後,Bernhard Goetz 主動投案。大批民眾遊行為他說情,人人出門害怕被搶的陰影成為遮罩他的保護傘,居民肉身記憶的恐懼驅使他們發出「正當防衛」的呼聲⋯⋯直到 Goetz 投案時的錄音畫面被公開。他鉅細靡遺表露過程:

「我開槍有打到他還是沒有,我也不知道。然後我說,『你看起來沒事,來,再補一槍。』」

「我要殺了那些傢伙、教訓這些傢伙。我要盡一切所能讓他們痛苦,如果我有更多子彈,我會一次次朝他們開槍。問題是我的子彈用完了,事後我還想用鑰匙把其中一個人的眼睛挖出來。」

Goetz 形容四名青少年如何包夾他、和他要五塊錢。但他拔槍行刑、置他們於死地的心意如此堅定,點燃非裔社區的憤怒與悲傷,種族對立一觸即發。

談話性節目樂於以告白、分手等私生活作為煽動觀眾的素材,無論當事人可否消化,先把能夠共感的私事當作笑料共享再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而從電視到報紙再到網路媒體,「疑似」「恐成」等標題早已成為日常,造神或打落水狗都只需一瞬間,推測成為真相。媒體凝結全民意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看紀錄片影集《媒體公審》(Trial by Media)簡直不寒而慄。

由 George Clooney、曾製作《亞果出任務》《晚安,祝你好運》《選戰風雲》等時論議題電影的 Grant Heslov 及著名的 CNN 法務分析師 Jeffrey Toobin 製片,《媒體公審》以六集的篇幅講述六則媒體影響美國社會的真實案例,一二集從脫口秀謀殺案及地鐵殺手各自延伸出約一小時的梳理,從案發、輿論醞釀到審判,不只採訪當事人周遭親朋好友,也採訪當時負責辯護的律師、檢方、記者,關注眾人的意見是如何策略性地被影響。尤其美國採陪審制,如何透過民意來影響陪審團團員、如何以法庭上的「說故事」技巧翻轉對犯罪的認知,簡直對人類的「聰明」嘆為觀止。

即便審判的畫面素材大多來自法院,但「審」的運作早就不只侷限於法庭。以地鐵殺人案來說,Goetz 的律師找來地鐵上自發維護治安的小隊「守護天使」來扮演四位青少年重現案發現場,特地挑了四位黑人,要求他們「演得很兇殘」。律師回顧,只要講到任何在地鐵上可能遭遇的潛在危險,那傷害像是漣漪般渲染在每個紐約人心裡,陪審團情緒波動。最終,Goetz 謀殺指控被判無罪,僅在民事法庭被判刑賠償餘生癱瘓的少年。

在脫口秀上告白後被殺害的 Amedure 家人請來當時鼎鼎有名的律師 Geoffrey Fieger,控告製作公司。Fieger 展現了這部影集中所有律師都擅長的表演特質,他被所有人視為「媒體動物」,不僅拍了宛如明星代言的影片自我宣傳,也很懂如何用最撼動人心的方式讓客戶呈現「自己的故事」,每一個對節目工作人員的提問都像是指控,即使這些關係人一再說「不」,依然在陪審團面前堆砌出客戶的受害記。看完之後,不免思考這些律師和我們攻擊慣了的媒體有何差異——美其名是「說故事」,但要說贏別人,總得要抓住人性的軟肋,放大再放大。

Geoffrey Fieger 的宣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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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rey Fieger 辦公室裡掛的畫像。

會說故事的人,和你想的不一樣——這點從第四集 Richard Scrushy 的案件也能深有同感。Scrushy 本是美國五百大企業南方保健(HealthSouth)的創辦人之一及 CEO,被控洗錢、詐欺後,竟然自己開了一個晨間脫口秀節目,在宗教與民眾關係依然緊密的南方,他轉為神的僕人,日日在晨間節目展現美善與無辜。

有時媒體的角色很微妙。另一集的知名案件「41 槍」發生在 1999 年紐約,23 歲的幾內亞籍移民 Amadou Diallo 在自家門口被便衣警察掃射 41 槍,他手上沒有任何武器,也沒有任何不法物品。若是關注現今 Floyd 案的人可見得歷史重演痕跡,彼時案件同樣點燃族群問題,群眾義憤難忍,輿論壓力大到最終法官同意辯方聲稱「民眾被媒體影響過多」,通過移地審理的申請。

從 19% 人口為白人、早已忍耐執法不公及種族對立已久的紐約 Le Bronx 區,審判現場及陪審團移到遙遠純樸的 Albany,在那裡,有 89% 人口是白人。辯方讓四位白人警察上台訴說自己這段時間下來有多後悔,也談他們當時「懷疑」Diallo 正要掏出槍的恐懼⋯⋯最終,四人無罪開釋。

 Amadou Diallo 的母親從事件後就積極為黑人權益發聲,今年 Floyd 事件延燒後也受媒體訪問。

回顧八九〇年代的案件,即使沒有網路,媒體仰賴關注的本質是不變的。人生而近乎無法抵抗的偷窺慾與好奇心,透過媒體的加成,一同建構了捆縛當事人與真相的網。對私生活無上綱的刺探在自媒體與社群時代更加難以脫身,也讓人想到與這個影集同樣在 Netflix 平台上的《雙層公寓》。木村花自殺身亡後,如同鐘鉉、雪莉離開時也捲起一波波檢討網路生態的聲音,但隨意逛逛明星經營的各種社群,性騷擾、批評藝人這邊醜那邊歪、甚至是「建議」怎樣才對你好,很難樂觀得起來。

而抵制一向如此無用——不太確定這件事會不會被淡忘,寫給未來的讀者,不到一個月前鏡週刊披露 YouTuber 私生活,起初三天不少網友義勇出征,在每篇文章下留言譴責、咒霉體全家死一死。如今一滑,不知在各種腥羶色新聞下留言「關注」其他桃色風波的人裡,有沒有當初的正義之士。

最後的小提醒,點開「大丹酒館」那集前,請深呼吸。

1983 年,一名 21 歲女子在酒吧被四名當地男子輪姦兩小時,而在場的其他人,就只是看。社會熱議,但脫口秀裡觀眾發言聽起來依然耳熟:她一個人去酒吧不就早該預料到嗎?這個女子當時穿什麼樣子,檢察官怎麼不公佈呢?而法官聲稱為「公開透明」而讓攝影機進入法庭轉播,於是,當辯護律師一一把這些問題丟出來,受害者不得不在全國轉播面前,回答私人感情史。

公開透明成為獵奇眼睛的骯髒掩護,當法庭秀成為最受歡迎的實境節目,人們已不需要編劇,只需拿爆米花坐等律師端出一個個苦難敘事或尖銳提問。延續至網路時代,媒體不必轉播,媒體就是法庭。張娟芬在《不完美的正義》序言形容台灣主流媒體:「只要有嫌疑犯,媒體便徹底漠視無罪推定原則,檢警放出什麼訊息,他們就照單全收,沒有一家媒體會質疑與查證。等到判決出爐,如果判死刑就一片叫好,只要不是判死刑,一律下標題:『免死』,『輕判』。」

網路時代讓獵奇的眼睛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得以「仗義執言」。於是我們一再看到善良之心、正義之師的公審釀成悲劇,因獲得、理解資訊總是比情緒性反應還難、需要的時間更多,而當嫌疑犯/犯罪者/被公審者身處結構性問題下時,情況又特別險峻。有時被公審的人早已是壞掉的人,但要認識一個壞掉的人,比認識一個「壞人」難多了。我們傾向批判壞,罵兩聲、踩兩腳主流媒體後,不知不覺同樣在「關心」其他同性質但不同對象的新聞。若是聽眾持續口嫌體正直,正義便無意義,罵聲只是自爽。

我沒有看完大丹酒館這集,實在太難受。如果這麼痛苦依然存在意義,那希望這次苦難成就更多人拒絕的勇氣,每一次出現不該點開的新聞,無論當事者是名人或平民,不轉傳、不點閱、提出檢舉。失控的年代,我們需要更努力關掉,有力氣的話,也請身邊的人一起關掉。

#影集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溫若涵
圖片提供Netflix
責任編輯李姿穎 Abby Lee、蕭詒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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