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輕盈地說出「向前看」，是一種奢侈──盧元奇談《傳奇女伶 高菊花》

「妳是派娜娜嗎？」

2006 年，音樂製作人熊儒賢在製作高一生紀念專輯《鄒之春神高一生》期間，進入阿里山鄒族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在訪問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時，從對話的各種線索裡，她聯想起小時候曾經紅極一時的歌手派娜娜，於是隨口一問，沒想到對方回她：我是。

在此之前，所有找上高菊花做訪問的人，都只把她當成「高一生的女兒」。退隱之後，高菊花多年來藏起派娜娜的身份生活，直到此刻兩個身影疊合，她不只是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作為高菊花和派娜娜，在威權時代裡，她也有屬於自己的受難敘事。

高菊花在 2016 年 2 月辭世，那是個許多人才剛剛開始認識白色恐怖的年代，她的故事對大多數人而言仍是陌生。10 年之後，由盧元奇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傳奇女伶 高菊花》在此時正式上映——在這個台灣終於開始長出語言討論威權記憶的年代。

查無檔案的年代

BIOS monthly：導演在還沒有開始進行這部片的田野之前，對高菊花的認識或印象是什麼？最早是因為什麼機緣，而開始上山拍攝高菊花的訪談？

我第一次去拍菊花阿姨的時候，其實根本就不知道她是高一生的女兒。

2009 年，我與沈可尚導演受到熊儒賢委託，去阿里山訪問菊花阿姨。她當時在幫滾石做關於流行音樂產業的案子，我們想要探討台灣的流行音樂是怎麼開始的，所以從民初、日治時期一路談起。當時熊姊覺得有一個人可以訪問，是 1950、60 年代歌廳時期的傳奇歌手，而且她沒有出過唱片，叫做派娜娜。

一開始我們想說終於有一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歌手，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的表演與歌唱是怎麼回事，可是訪談開始之後二三十分鐘，我們幾乎整個下午都在聽菊花阿姨分享她爸爸高一生，和她那些奇怪又可怕的經歷，那時候我們非常震驚，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事情。

因為熊姊做過高一生的專輯，所以我大概知道高一生發生了什麼事。但那時我只知道要上山拍一個叫做派娜娜的傳奇歌手，根本沒想到她與高一生的關聯與她經歷過的事，訪題也完全沒準備這方面的問題。

2009 年已經有 Google 了，我當時可以 Google 到高一生的資料，但幾乎找不到任何內容可以證實菊花阿姨講的那些事情。你也不會懷疑她說的事情沒有發生，但真的太離奇了，什麼叫做陪軍官睡覺換台灣的軍艦？這些說法就很難以理解。即使現在都很難查到細節，只有零碎的報導提及台灣跟美軍買軍艦，美軍把韓戰時留在韓國的美國軍艦轉售給台灣，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跟韓國買，但實際來源是美軍。

這些事情都只能一點一點拼湊，很多幾乎查無資料，所以一開始也沒想說要發展成紀錄片，後來熊姊跟我們說，菊花阿姨過世了。

2019 年她做派娜娜專輯，找了侯季然導演拍紀錄短片，觀眾的回饋裡問為什麼片中沒有多說一點高家的事，因此熊姊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後來林蔚昀在波蘭找到菊花阿姨的相關資料，有了再次開啟製作的契機，熊姊就打給可尚。只是那時我們跟徐仁修老師正在厄瓜多的雨林拍《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接到電話當下只能先說回去再回覆，因為正忙著應付濕答答的雨林，只能先用訊息簡單聯繫，回來以後就正式開始進行《傳奇女伶 高菊花》的拍攝。

BIOS monthly：《傳奇女伶 高菊花》的一大重點，在於追溯菊花阿姨作為歌手派娜娜活動的經歷，當年的她擅長演唱外文歌曲、非常受觀眾歡迎，卻沒有留下任何唱片或表演的錄音。她當時是怎麼踏入歌壇的？你們有曾經嘗試尋找她的演出紀錄嗎？

菊花阿姨一開始是在朋友的介紹下去正聲電台唱歌，她朋友的先生是電台台長，後來也去歌廳唱歌。那個年代，其實拋頭露面不是一個正常人家會叫女兒去做的事情，但那個是不得已的，那時候高一生剛被抓去看守所，她媽媽還在山上、還有十個弟弟妹妹，她自己也經歷懷孕生產，又要養弟妹、又要養小孩，不這樣沒有辦法養活一大家子。

那個時候的電台是現場直播，現場會有 Live Band 演奏、歌手唱歌，但她的聲音沒有被錄下來，從她在電台到她去歌廳演唱的年代，這個科技還沒有那麼普及。後來老三台開播，《五燈獎》的前身叫《田邊俱樂部》，菊花阿姨有去當過評審，她不是歌手，她那時已經在做評審了。

但以前拍攝的帶子很貴，所以帶子會被重複利用，沒有存檔這個概念。我們有試過要去電台、電視台找存檔，但因為有些電視台經歷過水災跟庫房遷移，資料在過程中有所遺失，所以能查到的資料裡面就是沒有存檔，雖然有看到一些《田邊俱樂部》的影像或是照片，但就是沒有找到有菊花阿姨聲音的檔案。

後來有灌錄唱片的技術出現，但如歌手紀露霞在紀錄片受訪時提到的，其實菊花阿姨應該是不想要被錄唱片，她不想出風頭，很可能是有意地在避免這件事發生，因為出風頭對她來講都是一個風險。那時候菊花阿姨也已經不用養活那麼多人了，能夠低調地過生活就低調地過。

BIOS monthly：閱讀高一生案件的相關檔案時，有注意到高家與鄒族達邦部落的關係。高一生在世時是社群內的領袖人物，然而由於他被扣上的罪名與貪污有關，這項指控也令高家在部落裡被孤立，也是高家在白色恐怖頓失支柱外，受到的另一種傷害。就導演的觀察，是否有因為前述的背景，在田野遇到什麼困難呢？菊花阿姨與她的家屬有沒有聊到過這件事？

在田野現場，其實是可以感受到這件事情的。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主要在 2024 年，那時候因為要透過菊花阿姨的居服員訪問另一位受訪者，所以在嘉義市的教會裡等待時跟其他人攀談，那時我們說到在拍這部紀錄片，要去訪問高菊花，對方就露出非常微妙的表情——「喔，他們家。」有種「他們家是有什麼好拍的」那種感覺。

高一生被捕時，政府是用分化的手段，檔案管理局的徐紹綱副研究員提過，當時政府常用通匪或貪污的指控清除異己，在高一生的案子採用的是後者。跟他們家親近的人當然不會相信，但沒有那麼熟悉的人，就會覺得政府抓走一定有理由，自然就會相信這種說法。

我們要意識到一件事情：高一生他並不是頭目，而是鄉長，他是政治上的領袖，但部落裡還有另外一個政治勢力叫做頭目。當時如果相信他是因為貪污被捕，一種就是對高家不熟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接下來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可能繼承這種說法給下一代，上一代這麼說，他們就這樣相信了。但這比較屬於我們的猜測，我們曾與菊花阿姨的弟弟高英傑老師討論過這個觀察，但都難以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

而且他是鄉長，當時的政府若有意要羅織罪名，貪污會是個很容易的方式，因為在外人看來，他們家確實過得滿好的。四、五〇年代，他們在阿里山上的家有留聲機、有平台鋼琴；電影裡用的古典樂，都是高英傑老師告訴我他們小時候聽的歌，所以你要對外面的人講說他們家有錢、貪污，這件事很容易成立，但我們問高英傑老師為什麼會這樣，他說爸爸就是喜歡古典音樂，所以錢就是會花在這件事上，雖然鋼琴可能要借錢才能負擔，但就會覺得受教育、學古典音樂是重要的事情。

菊花阿姨的日記裡記載爸爸被抓、家裡生活急轉直下，但在這之前的日記，她的生活是要去看什麼電影、不知道去哪個舞廳、不想跟那個男生出去，或跟閨蜜去誰家聊天。19 歲的年紀，討論這些事情合理吧？但在那個年代，同年齡的人可能很多都已經在田裡工作了，這樣比較起來很容易被誤會。

那不只是聊天

BIOS monthly：紀錄片其中一組主要被攝者是高菊花的女兒施昭伶與她的兒子，開頭更由昭伶以女兒的視角呈現高菊花作為母親，而非歌手或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形象。當初是如何邀請他們加入紀錄片的拍攝？

一開始其實只是找昭伶來聊個天，想聽聽她對菊花阿姨的印象，還沒有正式邀請她加入拍攝，但那次她聽完我們認識的菊花阿姨，她就說跟她印象裡的很不一樣——「我媽就整天喝酒」。

那時熊姊找我跟可尚要來拍這部紀錄片，我們聽了專家與高菊花其他兄弟姊妹的說法，但從來沒有聽過菊花阿姨的女兒，是怎麼看待這個媽媽的。那一次聊完，我們幾個就在討論拍攝昭伶的可能性，我們當然希望她可以參與，但一開始不確定她想不想被我們拍。

從小是她在照顧媽媽，從國小她就開始要扛媽媽回家，因為媽媽在外面喝醉。聽她講的時候就會覺得她跟媽媽的感情很糾葛，我們外人看起來，菊花阿姨是一個照顧大家族的角色，可是她就覺得沒有啊，她從來沒有享受到被照顧這件事，她才是那個主要照顧者。

對我來講，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是昭伶，後來她兒子出現，也很積極想要參與，我覺得還滿好的，代表你也想要瞭解更多，那我們就一起。他的反應我一開始會覺得，你跟你外婆是熟還是不熟？媽媽到底跟你講過多少、她是怎麼跟你講這件事，都會讓我很好奇。我會在不同時刻感覺到「你們真的很不熟」——那你為什麼會想要知道呢？

我後來慢慢可以理解，我覺得昭伶把他保護得很好。從他的反應可以感覺到，昭伶一定是用一種很溫柔的說法在表達她們之前發生的事，而不只是抱怨菊花阿姨對她造成的負擔，不然小朋友就不會是這種反應。

他們的加入也影響到這部片的製作。一開始我找的剪接是許紘源，他是很資深的剪接師，你不會懷疑他處理紀錄片的能力，但最早在看素材時，我就很好奇為什麼有些東西很好，他卻不剪？比如說昭伶的反應，或者是吃火鍋聊天，他說他看不懂，我就有點納悶為什麼看不懂。我就找了可尚和製片洪廷儀討論，後來又找傅榆一起看素材，他們各自都有讀到不同的訊息。

對不同性別的人來說，這好像是一個還滿本能的東西。高英傑老師的素材我就能看得懂，但昭伶的素材，其實有很多對媽媽的複雜感情，他們不只是在聊天，還有很多情緒在，所以就算他們好像只是在聊天，但又不能剪成他們只是在聊天。我與廷儀討論到昭伶兒子的反應，我覺得很怪，但她看到的是昭伶把她兒子保護得很好，當下昭伶的反應乍看是嘻嘻哈哈，但或許是換一種方式消化那個情緒。

其實有很多細節是像這樣聊天聊出來的，不同的人看待現場的反應也會不一樣。像可尚導演他比較能理解女性的狀態，可能跟他自己有三個姊姊有關係。我只有一個弟弟，成長過程中會接觸到的女性就是學校同學，不然就要到長大以後交女朋友了，所以對女性之間的幽微情緒，我有時沒辦法反應那麼快。有一些我和紘源不確定觀眾能不能懂、能不能理解人物感受的段落，放映後發現女性觀眾多數是能理解這些細微的情緒。

BIOS monthly：昭伶與她的孩子在電影裡也有進到檔案管理局，調閱高菊花被監控的檔案，因此有了他們作為家屬，看到長輩政治檔案的各種反應。導演在試映時說到家屬在閱讀時的反應與預期不太一樣，原先期待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這其實是很後期才拍攝的部份，當時訪問已經進行得差不多，熊姊因為要為電影籌措發行與後製的資金，所以那陣子到處演講，有一次遇到徐紹綱研究員，他跟熊姊說他們有菊花阿姨的檔案，有沒有興趣來看看？

我們聽到有檔案當然很有興趣，但還是希望讓昭伶先看，畢竟那是她媽媽的檔案，同時把我們想拍的想法直接告訴她。她也很開放，想知道媽媽是怎麼被記錄的，所以才有去拍她去檔案局看檔案這一段。

照菊花阿姨的說法，她知道有人在監控她。對我來講是毛骨悚然：你得懷疑身邊所有人，她如果去警察局報到，警察局會透露他們知道什麼，比如你今天中午吃什麼、跟誰去哪裡，那都是對一個人正常生活的騷擾。我很難想像如果那是一個我真的認識的人，看到檔案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所以本來預期昭伶和她兒子去看檔案的時候，心情會滿激動的。

但沒有啊，他們就是好像，啊，我媽媽怎麼會這樣被寫、你媽媽怎麼會這樣咧？當下其實我沒有看懂。

不過後來越看越覺得，他們真的沒有辦法。他們沒有辦法用正常的情緒，去面對媽媽身上發生的事，我是這樣解讀。所以也不太確定每個觀眾會怎麼想，我們試映的時候也有觀眾覺得，為什麼他們是那種反應，他們不生氣嗎？為什麼會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我們在剪接過程中就已經在討論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反應，為什麼會這樣想？為什麼你會覺得他們在嘻嘻哈哈、為什麼你覺得不是？為什麼你會覺得憤怒、為什麼你覺得不會？我覺得那才有辦法引發討論。

昭伶說轉型正義說起來很簡單，平復了、有人道歉了，但對他們的影響，在他們身上造成的影響就是發生了，我覺得還是不會過去。可是對我們不理解的人，我能做的也只是引發多一點討論，邀請更多人一起討論，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想、要怎麼辦。

不甘願

BIOS monthly：《傳奇女伶 高菊花》裡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是譯者林蔚昀老師分享波蘭史料中與菊花阿姨有關的部份。她提到如果經歷性剝削的人是她，她寧可不要有人來發掘自己遭受過性暴力，而如今她自己就在公開他人被性侵的經歷。導演與製作團隊是怎麼取捨這一段畫面的處理？

林蔚昀這部份其實是我最後拍的，本來很怕這部片變成歷史紀錄片，所以其實沒有去訪問熟悉白色恐怖或高一生的歷史學者，但她因為看到熊姊在《獨立評論在天下》的文章，而在波蘭不同機關找菊花阿姨有關的檔案，也真的被她找到了，就在《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寫出這個過程。

我去拍她的時候也有點被她的反應嚇到，可是我後來覺得，那才是正常人的反應。這件事真的就是很可怕。我自己有女兒，如果那發生在我認識的姐姐妹妹、家人身上，我都覺得很難承受，所以今天如果有證據證實你的想像，我覺得那個情緒激動是很正常的。

反而他們家的人那個很淡然處之的情緒，我覺得那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覺得那個不是他們願意的，是白色恐怖籠罩在他們家造成的一種精神狀態，他們沒有辦法用跟大家一樣的反應處理這一切。

BIOS monthly：片中高菊花本人也有提到自己遭到性剝削的往事，她本人有表達過她願意被提及的程度嗎？在訪問與拍攝的過程中，是否有針對性剝削經歷的揭露，取得高菊花本人或家屬的同意？

我們主要溝通的家屬就是高英傑老師跟昭伶，他們可以說是菊花阿姨最熟悉的親屬了。他們其實都聽過菊花阿姨講這件事，也知道我們有找到那些證據，所以後來有給他們看影片，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好或不好。我們後來有剪高英傑老師的說法，主要就是想讓大家去討論到底要不要這樣做，菊花阿姨想不想被人家知道。

其實我們也有取得更多更私密的素材，菊花阿姨的日記裡就有關於感情生活的書寫，可是我們覺得這些素材一方面難以查證，而且很容易被人誤讀，無助觀眾進一步認識菊花阿姨。

至於菊花阿姨本人的意願，我覺得她希望被揭露。

熊姊因為做高一生的專輯而去阿里山拍攝，後來也有一直上山找阿姨，她們還是會聊到這些事，熊姊曾提議菊花阿姨自己出書，也找過兩個作家上去，但後來擱置。熊姊之後找我們上山，但也沒有請我們先準備，覺得菊花阿姨如果願意講，她自己就會跟我們講。所以我和可尚、廷儀當時第一次在現場聽到這些事，是真的非常錯愕。

那真的很難受。好難想像這種事要怎麼說出口，那不是什麼「我媽媽發生什麼事」、「我姊姊發生什麼事」，那是她自己本人發生的事。

我們在影片裡有一句是直接問「所以他們到底是叫妳做什麼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很冒犯，因為我們當時真的聽不懂——什麼叫做去陪睡換軍艦？那時也不覺得台灣跟波蘭有什麼交集、沒有意會到什麼共產世界和自由中國的脈絡，事情複雜到你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情緒去回應，我們都傻住了。

她也沒有很生氣地控訴這件事。我們後來回想，覺得其實是她覺得不公平、她覺得不甘願，所以她想說出來。

BIOS monthly：由於高家被迫害的經歷，許多紙本資料都沒能保存到今天，至今也沒能找到菊花阿姨作為歌手活動時，全盛時期狀態的錄音。有哪些你認為重要的資訊，是來不及問她本人，事後也難以透過旁人或紙本資料拼湊的？

我覺得就是沒有好好錄菊花阿姨唱歌吧，那個是最可惜的。你看 06 年熊姊用手持 DV 拍的，菊花阿姨都唱成這樣，就會覺得如果能更早錄下來，那一定超級好聽的。09 年我自己去拍的時候她聊天聊到一半也有唱歌，只是我就沒有想到要開機錄下來。

其實最後唱〈La Paloma〉，能用的片段就是片子裡看到的這麼長，沒有更多了。我本來想過要用 AI 重唱，那個技術很簡單，聽上去就是菊花阿姨的聲音，但我們不想要欺騙觀眾，一旦你知道這個是後來重製的，就會有所懷疑了。

我們一開始其實不敢放〈La Paloma〉，因為那首歌的版權費就要一萬美金，很貴，最後剪完我給熊姊看，她說十幾二十萬都付出去了，能不能再長一點？我說沒有，就是那麼長。那首歌的歌詞我想或許菊花阿姨也有自己的投射，所以最後還特別放出歌詞，怕觀眾不知道它的含義。

如果要說有什麼可惜的，可能就是這個吧。如果能請菊花阿姨多唱兩首歌，或至少把這首歌唱完整就好了。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影展時間｜2026.05.01（Fri.）- 05.10（Sun.）
節目資訊｜https://tidf.pse.is/2026TI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