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x Taipei 年會專題】迷茫未來，開放航道：徐子涵專訪

日前在網路上流傳的一張圖片，羅列出幾名當今 IT 產業的霸主（賈伯斯、比爾蓋茲、馬克佐克柏等），指稱他們都曾在大學時期休學，擺脫陳腐的教育，因而有了現在的成就；但是反面思考，並非人人在休學後，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一片天，我們只見到這些人表面上走了傳統觀念中的歧路而成功，卻沒有看到他們私下所做的努力和早已配備的能力——堅信自己的未來不在學校教育而離開校園，與好高鶩遠、不願按部就班而出走，畢竟有很大的不同。

受邀於今年 TEDx Taipei 年會，主講「擁抱與開放」（Open Everything）議題的徐子涵，或可稱為是「頭腦清楚」地離開正規教育的途徑，擁有不凡經歷的他，在大學中輟以後，運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從 2008 年起致力於開放資料（open data）以及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的資通訊政策研究，如今是 Fertta.com 的執行長。與徐子涵見面前的約訪信件中，他特別在信件末尾形容自己的特徵：「長頭髮，應該很好認」，簡短的字句裡流露親切的口吻，令我差點兒想回覆：「真巧，我也是長頭髮呢」。碰面當天，他俐落地走進咖啡廳，長髮以鯊魚夾隨興地挽在後腦，渾身灑脫自在的氣息，儼然是「身體力行」開放的觀念。

Q：請問您將如何從現有的專業切入，帶領年輕學子認識「擁抱與開放」的議題？

現在三、四年級生把持了社會資源，做資源的錯置，又不斷從公眾輿論的角度打壓年輕人，所以「開放」是必須的，無論是社會資源、結構、晉升或工作都該朝這個方向走；而年輕人自己也應當抱持開放的態度去面對，因為說實話，我們的教育體系比較封閉，也沒有培養學子去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或視野，儘管教育不是為了往後的工作，但是學會如何面對快速變動的潮流，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因此，不管是在義務教育或大學教育的階段，有時間或機會都應該多看看這個世界，或是用任何方式去了解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從自己周遭、從網路、從朋友身上開始都好，網路取得資訊的成本很低嘛，所以多看看國外的媒體，對以後的幫助很大。

台灣年輕人的能力不是不夠，而是沒有好的教育體系和引導，讓一般年輕人去培養這樣的視野。其實，我自己也是年輕人啦，雖然有白頭髮（笑），所以我是感同身受，社會壓抑年輕人，是結構的壓抑，如果自己又沒有求突破、求開放的話，那就變成了兩層的禁錮。

Q：現在許多年輕人的目標是報考公務員，您會認為那是侷限自己嗎？

我的想法比較不一樣，我認為一定要有人進去公家體系，畢竟公務員會退休，退休之後當然要有年輕的一代來接班，起初可能沒有資源的分配權，但當你熬個十年，可能就會得到一點點的資源分配，所以我鼓勵年輕人去公務體系，只是你怎麼在公務體系裡面保持一點點理想性，非常重要，也許有八成的人是老闆交代什麼、課長交代什麼、組長交代什麼，就聽命行事，不思考，所以保持清醒很重要。國家一定要有好的文官體系，環境才會好，所以我的想法是，當然要去當公務員啊，把那個結構洗掉，畢竟改革這件事，內外都要有人做，不可能只靠外面的人。

一個人的生涯規劃可能不一定要顯得很開放，但至少對於未來的視野、心態應該要開放，有人會覺得報考公務員是對未來缺乏想像，在體制外覺得公務員就是沒用啊，但我的想法不是這樣，每個人的選擇都不同，就算心裡無法接受也不抵制那樣的選項，這就是多一個層次的開放，所以我認為，對於大家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年輕人做什麼事情，人人都該以開闊的心胸去看待，因為時代已經變了，太快了。

Q：「開放資料」和「開放政府」等概念在台發展的現況為何？請您簡單地診斷。

21 世紀的石油就是資料，石油對於經濟或是人類行為的發展，影響當然很深遠嘛，這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在資料這件事情上，政府應該將花費稅金所產生的資料開放出來，例如天氣、交通資訊、房地產的交易、環境建設等等，在新的數位經濟下，變成民間可以運用的能源；問題是，這些資料，政府可能有公開，卻沒有開放，「公開」和「開放」的差異在於，「公開」是 public，它有釋出，但是你找不到，可能是很難找到，也可能是有關係的人才能找到，或是你要花費很大的成本才能取得，這就是公開的意思，它把資料放出來，可是人們可能取得不易，例如台灣的航照圖，假設一張三萬塊，這就是有進入的門檻，政府會說，我有公開出來啊！

但所謂的「開放」，是 open，你的資料的釋出要盡可能地不受任何格式限制，並且盡可能地免費，搭配清楚的授權條款讓民間利用。舉個例子，台北市的路樹有幾棵？你可能回答不出來，新加坡就回答得出來，而且它知道每一棵路樹種在哪裡，是一百三十萬棵，他們先落實數字管理，再把這些資料開放給民間知道，假如一間學校要帶小朋友去戶外教學，看老樹，在什麼地方，馬上查就有了；回頭來看台北市，即便有公開，也還不是那麼完善，讓人能夠便利無障礙地獲取資訊。

另外舉一個正面的例子，教育部的國語辭典就是 open data，它有公開，你也知道在哪裡，而且人們取得的成本是政府和人民雙方都可以負擔的，政府將辭庫整個公開，讓任何人可以取用，又有語言使用上統一的依據，這點是便民的。其實每個領域，都越來越需要大量的資料來幫助判斷，做一些決定，因此政府就應該把這些資料準備好，若沒有準備，民間就得開始自己生產資料。

Q：您進行過數十個與網路社會創新有關的計畫，能否挑個簡單的例子說明？

我一般做的都比較偏向政策面，不過也有貼近生活的例子，紙風車的「319 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知道吧？而紙風車都已經停止這個計畫了，我們的還在跑，我和數位文化協會做的這個計畫叫做「胖卡，數位落差行動車」，何榮幸先生所出版的《我的小革命》，封面左上角就是「胖卡」，但其實我們做的是大革命啦（笑），從 2008 年開始的第一場直到現在八百多場，時間、地點、主講人都有記錄，紙風車都停了，胖卡依舊在跑，至今已跑了超過二十萬公里，只在台灣跑喔！自 08 年 5 月開始，目前（編按：採訪當天）跑了 811 場，等於是每兩天多就跑一場，這是台灣之光耶，我們把這計畫帶去國外比賽，也有拿到獎，這實在需要非常強大的、有紀律的管理，而我們前往的地區多半是偏鄉、里長辦公室之類的地方。

Q：政府近來提倡的「醫療雲」，與「開放資料」相關密切，牽扯的爭議也很多，請問您的看法是？

國家缺錢，缺錢就會想方設法把資料變成現金、商業用途，即便要運用在這些事情上，他們的方式，又不是國際上正軌的做法。國際正軌的做法就是，釋出醫療資料，難免會牽扯到隱私，所以相關的法令和保障都必須完備，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資料被保險業者、金融業者，或是藥商拿到時，一定都會有基本的保障，不然人們就會接到詐騙電話了。新資料和科技的運用，通常都趕在法令之前，但是不能在法令還不健全，甚至是還沒有的時候，這些做法就衝出去了，你一定要讓做法和法令互相搭配；但是政府現在的想法或做法就是，反正我先走，法令的部分就以過渡的方式去做，這以後就會有很多問題，我們現在會接到詐騙電話，就是以前沒有做好個資保護、電腦個人資料保護，在台灣，大家也習以為常了。

「醫療雲」的實行有兩個部分，一是醫院和醫院間的資料交流，這本來就要做，另一個是，譬如說，你自己的就醫紀錄，你為什麼拿不到？那是我自己的，為什麼我申請還要花很多錢，這間醫院申請一次，那間醫院申請一次，有的醫院還不一定給你，但這又不牽涉隱私；所以在美國，他們的做法是，你個人的健康醫療資料，你至少可以帶得走、看得到，你要怎麼再運用，帶出來去給你的家庭醫師看，決定權都在你，可是在台灣，這件事情是很不方便的。

「開放資料」的概念運用在「醫療雲」上，比較妥當的做法可能是，譬如說各類藥品有什麼副作用、什麼成分，政府的藥物食品管理局幫你建檔成簡單易懂的資料，所以你在用藥的時候，如果看不懂就可以去查，或是民間業者將這些資料設計成應用程式，你在手機上查完之後，還能儲存成用藥記錄，變成你自己個人的醫藥管理監測，這些記錄都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國家是代管醫藥的資訊，整理好，在保護個資的前提之下，讓民間去運用。

Q：從您的人生經驗與研究領域中，可看出您懷抱的開放態度，以此角度出發，請問您對於未來的想像是什麼？而在這樣的想像之下，您認為我們應該做什麼準備？

我畫一個圖來解釋，以前的路是這樣走，一條直直的路，路上會有怪獸或里程碑，你就一路升級嘛，走上去；但我覺得這個年代，因為有網路和數位科技，年輕人對於朋友間交換情報，不像以前那樣有戒心，大家只要有共同的興趣，就會約出來聚會，這其實就是 open everything 的態度，現在的人生道路，行走時不再是一條直線，而是來回地串連，譬如說你在三十歲的時候，可能瞬間需要二十歲、四十歲的資源來支撐，那就取決於你平常有沒有關注，是否開發夠多的觸角，可能是你實際去了解社會的面貌，或是去接觸不同的社群、新聞網站，對於未來都會有很具體的幫助。

眼前這個世代所面臨的挑戰，遠比以前來得更艱難，因為它的結構沒有很明顯的路可以走，已經不是靠努力就可以達成目標的時代了，造成這種結果的源頭可能是三、四年級生，所以我認為 open everything 的觀念，其實是要向兩個世代呼籲，一個是三、四年級生，另一個就是七、八年級生，世界已經不一樣了，你必須要有不一樣的模式和信念，來找到往後的發展方向。

在那個年輕學子對於師範學院體系懷抱憧憬的年代，徐子涵第一名被保送進師大英語系，活躍於系上各項競賽，樣樣第一，最後，也在大學第一個學期結束後，選擇自願退學，系主任還被高層找去關切；而徐子涵清楚地體認到他的人生發展方向，與學校截然不同，於是在傳統社會的壓力、同儕的眼光和所有不利因素之下，硬開出了一條開放的道路，即便我們現在無法複製，也無須仿效他的路徑，但當有一位台灣人，曾經在那個比現在更多束縛的社會裡，這樣走出來，對我們這一代而言，無疑是相當大的鼓舞。

延伸閱讀：重新佈局台灣的未來，TEDx Taipei 年會開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