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時候身體才自由？」──專訪《三顆頭》服裝設計楊妤德

身體是甚麼？

楊妤德將服裝設計師 Eiko Ishioka 的服裝集拿給我看，那是她在與雲門合作的期間於紐約購買下來的大書，雲門技術總監張贊桃先生當時將這個服裝設計師介紹給妤德，也許是隱約期待著 Eiko 的甚麼能在妤德身上激出新的火花。Eiko 所設計的服裝之所以感動妤德，並非只是因為外型獨特。舉例來說，Eiko 為電影《入侵腦細胞》（The Cell）設計的服裝，從概念到媒材都充滿了水生動物，尤其是腔腸動物（Coelenterata）與棘皮動物（Echinodermata）的質地。《入》片是這樣強調想像的具現，而對 Eiko 來說，在真實世界內沒有一個東西比水母或海葵更接近想像本身。這種深入電影與戲劇的內涵進而創製服裝的模式，實在與妤德設計的個性相符。走進妤德的工作室，看見一張黑色斗篷上嵌著一雙透明刷霧的壓克力板，板上已修剪出一副輪廓剛硬，鼻樑山根鋼鐵似的側影，我問說那是否是《三顆頭》中大王的剪影，妤德說是。這絲毫不是因為我的觀察，而是妤德對這個角色的想像已經鮮明到不需要敏銳就能體會。

這種鮮明除了來自妤德對於她所欲設計之對象的深度想像外，更來自一個關鍵：對於身體的觀察與思索。設計師設計的的一件衣服再奇異飄忽，如果沒有身體填充其中，別說外觀所具有的符號，就連衣服本身的剪裁也無法被辨識被欣賞，徒然像沒有 Cream 的泡芙一樣。那麼，身體是甚麼呢？看著 2008 年妤德與編舞家黃翊合作的《身音》，乍看之下會想說這些舞者的穿扮多麼奇特，而將重點放在衣服上面。實際上更重要的是，那衣服如何引導出身體的可能，然後身體的可能又怎樣反過來去表現出那衣服的特色。「身體」是人的活動，但是人的活動常被我們有限的經驗與認知束縛，反倒是透過穿在人身上的衣服，我們才發現那活動原來如何地在生活中受到限制，而在舞台上得到解放。

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妤德在選擇服裝設計的出路時，毅然決然放下時裝設計，走向劇場服裝。妤德發現，時裝設計不但得考慮層層成本，且我們不能忘記：時裝是人們在生活中的外觀，同時人的尋常生活是深深受到經驗限制的一個連續進程，撇除一些著意加入的符號，時裝有時不但不能提示我們身體的可能，反而更傾向於提醒我們身體的限制。妤德將這種抽象討論化為實際的例子：她說時裝的縮放是 0.2 公分，0.3 公分，劇場的服裝縮放卻是英寸。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時裝在意的不是身體的活動，而是既定的社會對這服裝的期待，相反的，劇場的期待卻正是身體的活動本身。

（《三顆頭》守墓人的造型結合了戲曲丑角及運動服。/ 《三顆頭》守墓人設計草稿。）

 

妤德是一個不安於室的劇場服裝設計師。這絕不是說，妤德是一個不負責任到處閒晃的設計師。當妤德接到一個工作──看著為新戲《三顆頭》製作的剪影就曉得──便是整個人潛到深海裡那樣憋著氣探索，或者為著去探取那虎子而直抵虎穴盡頭，無論如何都屬於一個無比緊張的過程。訪談那天第一時間映入眼簾的，除了工作室那使人印象深刻的剪影之外，就是妤德背上用以疏通血脈的拔罐痕跡。妤德不諱言，她每過幾年就得從劇場出走一次。妤德對於設計極為用心，好東西總是搶手，結果就是妤德幾乎總是保持著好幾個案子同時在跑的狀態，這種連續的緊繃必定帶來疲勞。適當的「重複」帶來熟練，過度的重複則會因為熟練而帶來慣性，此時難免就伴隨創新的減少。

為此，妤德總是會為自己設立一個停損點，當她自己整個人緊繃到一種程度時，就會放下劇場，出去接觸新事物。數年前，妤德在手上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後，就跑去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闖蕩學習，那時接觸的東西與劇場有很大的不同，經手的東西時常是珠寶與貴金屬的設計，科技與數位媒材也給了妤德很大的刺激。於是後來與黃翊再次合作的作品《第二層皮膚》，便可算是這次旅程的公開紀錄。這些公開紀錄往往是一種嘗試，一種未來方向的探索，彷彿火星地表移動探勘的好奇號。有趣的是，每當好奇號發現了一件新東西，哪怕是芥子也使人興奮莫名；但妤德在地球上的探勘，有時即使發現須彌，也讓人群起批判。在地球上，人們慣常從生活既定的模式中判斷事物，許多東西由於系統化的緣故，很快就能得到成果。在這樣的慣性裡，人們也開始將這種要求遞移到劇場上的實驗，認為迅速求得一個令大家都滿意的答案是天經地義的事。妤德往往正面應付這種要求，也因此有時更需要背對劇場，面向天空與地平線。一邊是深邃的舞台，一邊是寬闊的天地，在並存的兩者中間旋轉身體，是妤德的自由。

甚麼時候身體才自由？

當我在和妤德聊天的時候，妤德一邊聽著我的問題，一邊手執黑色的絕緣膠帶，密密地將黑斗篷下方與肩膀接觸的部分圈圈繞緊，若有哪一圈與上一圈中間有些許的間隙，妤德就撕起重繞，好像一場極小的雨終於將整個地面布滿。妤德並未因此就顯得不專心參與訪談，反而像濕漉的地面給大廈完整地鏡照那般回答。這時我赫然理解了一件事情：妤德用力之處，是在並存的兩者中間尋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