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 2014】之三：紀錄片之於社會運動，是紀實也是反思

反動、對抗、挑戰，一直是潛藏在紀錄片發展脈絡裡的因子，是追求真實的一部分。

1980 年代的「綠色小組」堪稱是台灣用影像記錄社會運動的先聲。當初成立的原因，是為了突破政府控制媒體的現象，於是，他們扛起攝影機、前進第一現場，像是到候選人演講現場記錄衝突，拍完後迅速剪帶、傳送出去，企圖用影像搶回發話權，挑戰統治者的權威。

「綠色小組的影片在當時具有歷史意義，但到了現在，這樣的影片就很容易被取代。」林木材解釋，以前單一的媒體霸權，已經逐漸分裂擴散成一個個小分母，再加上新聞媒體和社群網站的消息爆炸，觀眾很輕易就能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如果只是循著過往的記錄腳步，單純捕捉事件現場，影片內容就跟新聞沒什麼兩樣。因此，新一代紀錄片工作者不能只是呈現客觀事實，反而要更深入思考、挖掘事件背後關係人的思維，呈現不同立場的參與者在事件中面臨的掙扎。

就拿今年 318 學運來說，有大量的紀錄片工作者投入這個事件。林木材認為，如果某部片只是單純呈現參與學運的人很熱血，為了拯救台灣，費盡一切心力，「這就不會是好的作品。」另外，引導性過強，為了讓你認同導演抱持立場進而參與運動，這樣的紀錄片也有其危險性，很容易變成單方面的宣教。「我不曉得這場運動會帶來哪些紀錄片，但我希望出現的影片可以讓我們更沈澱，去思考整場運動到底留下來的是什麼。」

回想今年三四月，林木材說，因為影展辦公室離立法院很近，在 318 學運期間，每天都在辦公室接收運動的最新消息。這場運動持續了 40 幾天，在宣告撤退的前一晚，那兩條路上擠滿了兩、三萬人，但當他隔天騎著摩托車來上班時，發現拒馬還在，人卻消失了，一個都沒留下。他覺得困惑，這一個多月以來，附近滿滿都是人，到了某一天，人卻全部消失了。那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紀錄片應該是去探索這個，曾經存在整條街上的力量，究竟轉化成什麼？他們變成了什麼？又為社會留下了什麼？」錄像藝術家袁廣鳴在《佔領第 561 小時》裡就是討論類似的感覺，「他拍出我心裡覺得很奇怪的感受。」

要旁觀、推動、還是反思，是導演的抉擇

拍攝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紀錄片時，導演都會面臨角色的選擇：是要冷靜旁觀，還是要成為運動者？這次影展單元「綻放的運動影像：再見小川紳介」，就像是在回答這個難解的問題。

小川紳介是日本重要的紀錄片導演，台灣觀眾對他的名字也不陌生。無論是拍攝什麼社會議題，小川都希望能把運動當下的感受，毫無保留地傳遞給觀眾。1968 年，小川帶著攝製組進到三里塚的成田機場工地，定居在抗爭最激烈的邊田部落。

他們深入和農民互動，從旁記錄農民抗爭政府把農地轉成機場、搏命阻止工程人員進入部落的過程。當衝突一觸即發，小川選擇站在警察和運動者的中間，鏡頭對準警察，當國家暴力第一線攻過來，作為觀眾的你，就能立即體會到那時候抗爭者的情緒。

三里塚系列作品成為小川進入農村的開端，在這個階段，他跟拍、訪問、調查、融入，不過，最終他發現自己終究不是農民，沒有辦法真正體會他們的心境和感受。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變成「他們」。於是，小川移居到日本山形縣，落腳牧野村當農夫。花了 13 年，一邊種田、一邊拍片，才拍出農人的生活樣貌，包含農務、對抗、現代化、國家暴力的議題，同時也是對紀錄片拍攝的反思。

林木材說，無論是旁觀，成為運動者，或是抱持超脫抗議者與被抗議者的立場，用自己的觀點來批判與反思運動，最終還是回歸到導演如何看待這場運動，又想告訴觀眾什麼。但他也提醒，「我覺得進步的行動，是透過影片去啓發，或是帶動觀眾去思考整個議題，而不是誘導觀眾一味相信導演的說法。」

問他，紀錄片導演到底能為社會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幫助？林木材還是回到紀錄片的本質，「溝通，用導演的角度，帶觀眾看見世界的不同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