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第二次的《日常對話》,覺得能夠理解為什麼導演黃惠偵更喜歡長片版的標題,說它更適合也更接近當初拍片的初衷了。也許關鍵不只在把焦點從人物(我和我的T媽媽)移動到「對話」上,也不只因為這二十年的拍攝計畫源自想記錄一個家的日常;而是那場後段的餐桌戲,恰恰說明了「日常」這個概念的弔詭。或者說,是「家人關係」的艱難。

因為最貼近的,其實壓迫感最大。明明應該要最稀鬆平常的,卻最難說出口,最難問到答案。

而捕捉這個艱難,是《日常對話》的可貴和勇敢。或根本應該說:是最讓人震撼和啞然之處。在雀雀的這篇專訪裡,導演提到她不考慮把這故事拍成劇情片,因為就算拍得再好,觀眾也很難完全相信。我想確實是如此。片中所揭露的家庭樣貌,階層處境,時代的侷限和愛與恨的曖昧並行、難解,都因為是真,才有了不待多說的力量。而這樣一部有著前世(短片)與今生(長片)的紀錄片,先後在 NHK、金穗獎金馬影展播映,再來到如今終於上院線,不只拍攝行為本身充滿戲劇性,面世之後更帶入了創作者/被紀錄者/觀眾/公共思考的多重互動,而根本成為創作的一部分了。

於是站在現在,既然片子本身已經被討論得差不多了,作為在最後一波浪頭上觀看的觀眾,我想談的是稍微「事後」的觀察。據導演在映後所說,我們知道《日常對話》做到這種程度的自我揭露,不只是為了對觀眾說個故事,還要透過「說」的過程去撼動——甚至是修補——紀錄者(我)和被紀錄者(我的T媽媽)的親情關係。

這讓我想到從電影開始。從聽到導演的閩南語旁白,我就在思考:她這裡的語言選擇,是為了紀錄片本身的美學嗎?或純粹是因為她比較善於用閩南語「訴說」?但我聽了一陣子,其實感覺她的語調偏穩而平靜,比起說書,更像在自白。映後座談使用國語犀利又流暢的她,在片中彷彿是把自己「抽離」當下,放到童年的女兒視角(或語氣)去敘述,既是原初的自我,又不那麼直觀。這層層的選擇讓我非常感興趣,也非常好奇。

但後來某一瞬間,我突然懂了。其實沒有這麼複雜的語境或語言政治的思考,純粹就只是:唯有用閩南語,她真正的觀眾——她的媽媽,才聽得懂呀!

而第二次看也確認了我自己的觀察:片中對於導演的媽媽在年輕時代所受到的壓抑的描寫,比較不是來自性傾向的弱勢(當她說出自己交過十幾個女朋友,廳內瀰漫著一片驚嘆聲,且有很多明顯是男性觀眾),而是身為女性本身的性別弱勢。從對長輩的訪談裡,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那樣的階級環境中,不只是「女人長大就是要嫁人」、「嫁了就嫁了(即使嫁到一個爛人),不然怎麼辦?」還幾乎多數的女性長輩都說到會「被打」,可見家暴的存在不是個被隱去的惡,而根本是那個時代對婚姻/兩性互動的典型想像。

再回到前面說的:黃惠偵拍這部片,給觀眾看是其三,讓自己了確人生一大心願是其二,作為一種家書、拍給她的母親看,才是其一。豐富的層次,超越了主題相近的《莎拉波莉: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2013金馬影展)和《白色謊言》(Little White Lie/2015 CNEX 紀錄片影展)。

映後座談時,有人問起這樣的做法——把一家私事攤在陽光下,邀請大眾的目光來一起凝視母親,給予後者某種壓力(?),並希望這能夠帶來和解……等等,真的妥當嗎?對此,導演說她已經先試過所有可以想像的方法:口說,寫長信,但媽媽都沒有任何回應,「完全石沈大海」。於是她才想到攝影機的介入,也許是最後的機會。「我只知道我不能什麼都不做,如果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

這樣的宣稱,在聽的當下讓我有一點疑惑。一來,攝影機理當讓人更警戒;二來攝影機也就是「拍」而已,如何能帶來改變?後來我才想到,導演所指的不是在攝影機拍的當下,而是完成了電影之後,在影廳裡媽媽一定得「看完」,不能中途離席,這變成有一套完整敘事的、終極的書信了。

恰好,最近在幾個對學生演講的場合,我都說到了電視與電影的不同。電影不會被切碎,觀眾篤定會「從頭看到尾」。或許在電影院中,那股近乎儀式性的「看電影」氣氛,真的幫了導演一把,讓媽媽終於把訊息讀了進去。

但那位觀眾的提問,畢竟問出了不只是我的疑惑,更是疑慮:這樣「公諸於世」的方式不會有負面的副作用嗎?沒想到導演說:目前為止兩次看完,媽媽心情都超好的,而且雖然沒有多說什麼,回家卻一直煮菜給她吃。所以她的判斷是這真的達到某種修補及和解的效用了。「更何況,連最難說出口的話都說了,還有什麼不能克服的呢?」

這讓我想到片中,導演媽媽面對尖銳的問題,雖然有明顯難以招架的時候,但是在講到自己的「另一面」時,又一再冒出得意的神色。足見我們眼中的「被暴露」,也許對她而言是「被看見」、「被注目」。「對他們那一輩來說,能上電視就是很驕傲的。」

加上,導演是抱持著善意,抱著對和解的期待在拍這部片,她用了將近二十年的人生(電影第一個鏡頭,媽媽手上的還是貝殼機!)讓媽媽根本習慣了攝影機的存在,卸下她的警戒與不安,再用對著全世界大喊的音量,對媽媽說出「我愛妳」。這其中不只有心疼和詢問:「為什麼妳都不對我們說、不回應我們?」還有那段剪成了整整十分鐘、實際上僵持了兩三個小時的餐桌戲上,巨大的同理:「我要妳知道,那不是妳的錯」。黃惠偵要表達的是:我明白的,而且我願意原諒妳(的懦弱)。

這樣的心意真的動人。甚且別忘了:這也是導演的自我暴露;不只是和解之路,還是療傷之途。她需要的勇氣沒有比較少。要跨越那個「日常」的門檻,她同樣是花了將近二十年啊!

回想電影的第二幕,是導演與女兒的相處,最後收尾也收在女兒和外婆的童言童語上。《日常對話》是一部難評的電影,因為它根本不是戲而是人生,而人生的力量比電影大多了。有誰敢說我們真的懂,真的能夠掌握?

但話又說回來,這電影回頭修補了人生,所以面對一部可能比人生還大的電影,我們只能盡量地談,盡量去思考,試著從中學習,學習理解也學習勇氣。《日常對話》以及黃惠偵導演,讓我看到了勇敢與元氣,在這樣的電影面前我只能當個觀眾,當個學生,而不是影評。

 

【張硯拓】      
影評人,1982 年次,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評審,經營【時光之硯】部落格及粉絲頁十年,著有電影散文集《剛剛好的時光》。信仰:「美好的回憶是我的神。」

撰稿:張硯拓

圖片提供:鏡象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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