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 1980 年韓國的光州事件(獨裁政府血腥鎮壓人民),《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以商業片的形式挑起社會與歷史的責任,值得一個大大的肯定。故事聚焦在計程車司機金萬燮如何載著德國記者 Hinzpeter 深入光州,取得重要的真相畫面。

開頭花了不少篇幅去交代金萬燮的生活處境、價值觀,以一部 138 分鐘的電影來說確實有這樣的餘裕,而這些細節儘管平凡,卻相當重要。市井小民討生活時受到社會抗爭干擾,這種不理解所致的憤怒,多數觀眾是容易產生共鳴的;因此,以獨自扶養女兒的計程車司機的觀點切入,這作法的聰明之處在於盡可能地讓所有觀眾同理主角,即便是觀念保守的觀眾(開頭多次讓金萬燮講出「大學生不念書,搞什麼抗爭!」這類的台詞)。

當然也不是所有討好觀眾的橋段都值得肯定。像是對於「韓國人面對德國人英語不通」的笑料玩得太過火,而顯得不妥。語言間的諧音、誤認固然是傳統的喜劇手法,但如果這過程當中一再強化階級間的資源差異,這手法便顯得便宜而有欠思考。不會講英文應該是一件丟臉好笑的事情嗎?東方人是該停止用這種自我消費的方式取悅觀眾了。

電影中面對法西斯政權的處境,除了是一種韓國經驗之外,更可說是一種東亞經驗。對內,儒教封建的思想使人民也成為抗爭的阻力;對外,以影像爭取第一世界中的話語權,這種狀況我們在南韓光州事件、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太陽花運動都能看到相似之處。



該片以結構上來說是相當工整的商業片,這也讓節奏顯得略略扁平。然而以類型來說卻是相當的驚人,誰能想得到,公路電影竟能乘載如此龐大的政治議題?

雖然《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許多橋段顯得商業、濫情,減低了該片的寫實程度,卻不減真實性及衝擊性。當然還是有些橋段為了追求意象而較難取信觀眾,例如最後的飛車追逐,一群計程車突然出現,自殺式地阻擋軍用車的追捕。面對「真人真事」改編的商業片,我們或許該對大幅度的改編做好心理準備,但光是寫實地呈現國家機器對人民的暴行,便足以使觀眾相信,這樣的濫情,在當時是再真實不過的。

媒體的力量與價值在該片中被呈現,假新聞能操縱人民,而真相需要代價。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我們看見新聞與藝術作品的交互作用:在現實世界裡,新聞中的暴行雖然有種片面的真實性,卻容易使觀眾的關注成為奇觀式的廉價體驗;然而在電影裡,雖然有許多情節是虛構、與事實不符的(比方說在電影上映之前,該計程車司機的身世一直是個謎),反而因此能從情感面去撼動觀眾,進而影響觀眾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

該片從生活(金錢、親情)出發,帶領觀眾目睹金萬燮由反對轉而支持抗爭的過程,不只商業上獲得成功,也彰顯了影像之於社會的責任與價值,喚起大眾的關注。當然,轉型正義就跟片中的旅途一樣,不只得嘗試蜿蜒小徑,更要突破重重關卡。我們是否也能期待台灣的影視市場出現這種作品呢?畢竟光州事件發生的前後,也是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的時候。


【蘄觀】
針對電影及戲劇,以文本出發提供評論。在資料的引用上,強調與作品的關聯性。在脈絡的歸納上,強調內容與該藝術形式有所連結的重要性。期待在客觀的分析中,磨出一點玩味。
 

【李蘄寬】
1994 年生,台灣台北人,十七歲開始寫小說至今。從事劇本創作、劇場導演、戲劇構作,偶為演員。合作邀約請洽 eatadoner@gmail.com。

撰稿:李蘄寬

圖片提供:車庫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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