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代的台灣政治史與民間史,迄今為止在中學教科書裡都仍只有片段地提及,就成果看來,特定時空的史料仍被選擇性地不受重視,政治的烏雲顯然尚未從台灣史的研究與教育間散開。因此無論從整體動態發展史或社會切片式的觀察切入,2016 年的我們,都仍缺乏對 1960 年代台灣社會精準描繪的能力。在此前提下,1991 年推出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便已經對該時代進行了一次縝密的洞悉與描寫,透過複雜的人物關係與物件,將時代氛圍以及人物生活困境進行一次完整的收納。有趣的是,在二十五週年復刻版推出的今日,電影「殺人」主題及作品的藝術思考,仍猶有與當代社會暴力議題對話的空間。

在真實社會中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案發的前後,台灣的政治氛圍也正有大風大浪產生。殺人事件案發前十年,原屬蔣中正親信之一的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他基於民主體制的理想,反對蔣中正連任總統、並設法將黨組織滲透到軍隊監控,認為關鍵時刻國民黨更該樹立執政者的民主精神與風範,非常時期也不該用非常的方法。



但此番進諫屢遭蔣中正駁斥,悲痛的他將〈政府〉一文刊出後,更直接遭蔣勒令另文「善後」。「改善」的文章一刊出,原在國外掛名《自由中國》發行人的胡適便欲辭去發行人一職,以表對蔣中正挾持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後續又在《自由中國》發表夏道平所執筆〈大江東流擋不住〉一文,蔣中正終於忍無可忍,強加以匪諜、叛亂之罪,認為在關鍵時刻,與黨不利的言論皆應視作叛國。1960 年九月四日,雷震遭警備總部逮捕入獄,蔣中正親自下令其「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這就是小四辱罵學校護士「怎樣!妳警備總部啊!」口中的警備總部。抓走小四父親的調查局,也正是國民黨在各單位所佈下的天羅地網。將同一個時空繼續拉大,回顧該年代報紙,可以在 1964 年的版面找到偌大「從光復到今天,台灣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進程」、「農工業同時迅速發展,台灣經濟入新境界」的標題,斗大的字體與節慶般的花邊,與電影中所呈現的社會氛圍恍如隔世。在網路並不發達的年代,我們已經難以精準追溯殺人事件當下產生的社會聲浪與規模。然而在距今二十五年前的 1991,楊德昌導演決定還給那個年代的放蕩少年一絲希望。在拍攝虛幻、理想的片場裡,小四偷走手電筒後逃離,意欲以此探照外頭真實的世界。他們試圖離開教室、翻越寫著斗大「革命」二字的校園圍牆時,便是仍未受政治嚴格管控的他們,尋找可能性的開始。

這趟關於可能性的旅程,不僅關於愛情,更衝進了社會。故事看似圍繞在感情核心的主線,不斷擴大至不同社會階層,包括代表軍公教的小公園、代表軍眷的二一七、孤苦的小明家以及公務員階級的小四家等。回顧小明登場前的電影片段,故事描述一次不同外省幫派間的爭鬥,而小明出現後,焦點並未因此轉移至她跟男主角身上,而是更迂迴、漫長地將以「受傷」形象登場的小明,慢慢纏繞原有的鬥爭環節裡,讓人看見她如何緩慢卻成功地穿梭於不同勢力之間。

儘管文本並未以多重線索支持這樣的論點,但小明本身的設定跟處境,很難不讓人想起當時國際處境孤獨的台灣。而小明身邊的人,也就是社會中其他群體,在此同時透過不同的方式自我壯大,除了組成幫派,更包括從房子(歷史)裡尋找彈藥武器(相同暴力手段)做依靠、以及大力倒向美國流行文化等。文化的外傾揭露出不自信的本質。小貓王身為小公園的唱將之一,本身的力量其實薄弱,幾次衝突的場景,他皆遭幾近喜劇的方式處理;真實的利害衝突發生時,總無他的用武之地。



而穿插青少年訴諸武力的鬥爭間,電影則有無數次被吉普車黑暗畫面打斷、穿越的場景。國家機器壓制性的力量頻繁地出沒民間,以路過姿態般幽幽瀰漫各個角落,而當對象被鎖定,如小四的父親那般,便遭精準地吞食。從調查局被放出來的父親失去了理智與判斷,這部由他跟學校談判開場的電影,直到他徹底發瘋那晚,走入他自己的結局。儘管如此,母親仍接受了這個「新」的父親,願與他相擁而泣、為他介紹新工作。電影在一切看似要遁入黑暗的故事間,偷偷留下一點光明。

而整部電影最後核心的問題仍是:小四為何殺人?這個問題無論從當代社會或作品的角度,都有雙重標準可檢視。從最簡單的分析看來,小四自然可以歸類為情殺,但那忽視了電影四個小時的鋪排與必要。這顯然不只是小四的愛情故事,而是小四與其父親如何從力求插班的開場,逐漸抵達失智、抵達殺人夜晚的悲劇;其中角力包括學校、家庭、政府、同儕、幫派、小明、以及小四本身等不同因素,效果加乘在一起,依次把小四無聲推向結局。四個小時的電影除了反映當時台灣社會,更是一場小四人生的五鬼搬運。而這並不是決定論,而是文化、社會建構論的分析取逕。

把時空拉回到電影上映二十五週年的 2016,除了管仁健〈建中學生的殺人事件簿〉文中分別發生於 1961、1977、1989 的案件,台灣社會仍持續遭遇鄭捷、小燈泡等令人痛心的事件,積極防治相關悲劇再度發生除了懲罰行兇者,更重要的,一直都是《牯嶺街》這樣對社會動態而全面的接收與觀察。


【對話】
作品、現實、個人、與理論間,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對核心概念強的作品進行精讀、對核心概念弱的作品進行偏讀,並視為特定文化現象詮釋,可以加深不同場域間的關係。此為本專欄寫作之目的,也做為作者自身創作理想方向的追尋路途。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

撰稿:張敦智

圖片提供:中影

楊德昌 張震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