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活下來的人:用記憶接力痛苦與真相

作者編輯部
日期24.09.2019

[ 文|阿潑 ] 本文涉劇情發展,在意者請斟酌閱讀

2016 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修復完整版再上大螢幕,我這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那時代說不出的壓抑的背景源頭。國中初看時,聽不懂的「警備總部」(當時可能還誤以為是某種警察),在這個版本中,具體化成一個故事——堅守原則的小四父親被誣陷,遭警總拘禁,日以繼夜地逼供審訊,不斷要求他寫下自白,直到他瀕臨崩潰才知,對方只是要他將其他人的名字抖出來而已。後來他人就變了。

同年,《綠島》在美出版。作家楊小娜以二二八為起點,書寫了一本台灣背景的小說,書中同樣有個被特務逮捕、羈押,險些喪命的父親,為了活命見到家人,不惜招供、出賣好友,從此心靈扭曲,甚至遷怒家庭,痛苦一生。

戒嚴/動員戡亂時期的案件類型多樣,無法單一概論,更有許多不成案的故事,如陰影罩頂,如鬼魅纏人,侵滲島國的肌理。白色恐怖即指政府對人民的政治鎮壓,及因其而生的恐怖氣氛。白色恐怖對某一代人的戕害,不僅僅是生命而已,還有靈魂與心靈。而這無形的毀損,讓這社會殘缺破洞,再透過教育媒介乃至家庭傳承下來,形成了一個暢談「過去的事還管他做什麼」的環境,或任由「轉型正義不過某個世代在意的議題」的斷言存在。

觀察《返校》上映前後的那些紛雜輿論可知,過去那一整個世代人或明或隱的傷痛,並沒有被好好傳遞下來——這即是白色恐怖遺留下的悲哀,因為懼怕政治,被喝止觸碰「不該提」的事,島國子民從此不具備共同的歷史認知基礎,就像西班牙 1975 年遺忘法案實施,讓年輕一代對獨裁歷史徹底無知,台灣甚至不需一套法案,就已是「白色恐怖不曾發生」,或辯駁:若不是蔣公保衛中華民國,若不是如此鎮壓,台灣早不存在⋯⋯

即使民主化多年,《返校》仍誕生於一個歷史基礎不穩,國族認同的角力之域,也因如此,觀看電影之前,我也不由得懷疑年輕的創作團隊,能有多深的瞭解、多強的認知,又可以多勇敢,將這個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遊戲文本,改編成一部不違原意的商業電影。但當我聽到「國家殺人」這句嘶吼割破國旗歌樂聲營造的肅穆,學生們愕然望著老師被憲兵擊打昏去、拖行而出時,彷彿自己也被槍托敲擊那般痛苦了一下,卻旋即在心裡吼了一聲痛快:「這就是所謂的自由。」(這麼說,或許不恰當,但我必須承認,在那個當下,心裡浮現的就是中國與香港。)

或許因為觀影前的期待值太低,以致於這一聲輕易地收服了我,立刻安下心。電影結束後,我更確信自己多慮,顯然導演徐漢強與其團隊意圖將「自由」作為影片的核心命題,試著讓觀眾對「自由」產生具體感受——而這或許也是先得經驗自由的限制,才能更清晰。(在電影市場、國際政治環境中亦同)

故事於是先從「不自由」開啟。觀眾隨著高二學生魏仲廷視角進入校園,知道他們書包裡藏著秘密,與他一起進入那儲藏室和同學一起抄畫《飛鳥集》,讀著泰戈爾。在詩句的朗讀聲中,發問:「人,不是應該生而自由的嗎?」

《返校》的主故事其實非常簡單:依賴仰慕老師張朝暉的高三學生方芮欣,因為害怕失去老師,向教官舉報讀書會,致使相關師生被警總逮捕,或遭槍決或刑求致死;方芮欣便以負罪之身(魂)在校園裡存在,獨剩另一禍首魏仲廷活了下來。魏仲廷便成了這一切的見證者。

最後,當魏仲廷從廢棄校園中找出藏於書中的的紙條,觀眾也跟著方芮欣一起讀到張明暉留下的字句--這也是電影團隊透過這時代的故事,遞交給這個時代的訊息:「致自由」。

「自由」二字就像線軸一樣,透過各個配角的演繹——不論是作自己喜歡的事、自在的讀書、自由的愛戀,貫穿全片。凸顯自由可貴的暗底,便是戒嚴時期的各種法律道德禁令。

但自由,不只是《返校》唯一能張揚的主題。

與過往白色恐怖題材電影相比,《返校》不能說沒有瑕疵,也不能說是深刻,很明顯是因為團隊太年輕,甚至是第一次搞長篇電影。但或許生於這個訊息瑣碎卻又能包容一切可能的時代,又恰恰好是一群距離戒嚴時期甚遠、不帶歷史包袱的年輕創作者,才能跳脫過去的說故事方法,創造出一個新的白色恐怖敘事,甚至比前作更前進、更大膽,讓故事不再只有受害者的聲音,還能直指「加害體系與其協力者」,讓威權體制的型態較過往明確清晰。

例如,《返校》的第一顆鏡頭,是教官站在大門口向外看,身著制服頂著短髮的男女學生成列往他兩旁魚貫步入校園,步伐不能亂,衣裝必須齊,若再加上之後那預備升旗,男衣褐女衣白如線依序從走廊齊步往操場前進的畫面,若不說明,恐讓不知情的人誤以為是軍事訓練場域,實際卻是台灣幾代人的「青春」記憶──如花綻放之齡,被規訓成集體而單一的樣貌,而悲劇,正是在這壓迫體制中產生。而這正是創作者要提醒觀眾注意的時代背景:戒嚴。而學生,即是戰備人力,隨時都要上場打戰。

教官,看似是校園秩序的維護者。事實上卻是從屬於國防部,後屬反共救國團系統的一員,正是國家安置在校園裡,讓學生都能隨時被動員為戰力,也要訓練他們能夠提防「敵人」——既是處於戰爭狀態,防範敵人是重要的,而戒嚴時期的敵人很是明確,即是「匪」。

於是我們隨時可看見「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在電影中,不時聽到這樣的口號:

檢舉防諜,人人有責;
隱匿匪諜,與匪同罪;
煽動思想,從嚴處置;
顛覆國家,唯一死刑。

然而,究竟誰是「匪」,如何是「匪」?並無明確定義,但凡國家偵查到的「可疑份子」,就有可能成為「匪諜」。為了加強的社會控制,黨國打造一套嚴密的監控體制,藉著檢舉與吸收,讓人人都能「特務化」,而後,有人因為貪財,有人因為私欲,有人為了權力,又或者為了排除異己,任意舉報,如李喬的《告密者》中的主角,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鬥走競爭者,便以檢舉為樂;而方芮欣的母親,則因為無法忍受家暴,檢舉方父,讓他「不見」。

威權體制因此能成功運行:只要人與人之間不再存有信任關係,就不可能團結。

方芮欣也是這樣的告密者,在無所知覺的情況下,「幫助了國家」,讓國家能清除他的敵人──即使是這些敵人不過是讀了幾本書。

「不過就是看了幾本書,為什麼會這樣?」不只黃文雄想問,連觀眾都質疑這是否誇大?(或直指地下黨、省工委不算冤屈)但若多研究幾件白色恐怖的案子,就會知道很多案並無什麼證據道理可言:有些人不過求愛不成,舉報對方讀匪書,讓對方死於槍下;還有青年學子愛國募款,卻被懷疑試圖顛覆國家,被刑求發瘋,蔣介石仍批示嚴加處置,堅決予以死刑。

即使《返校》將國家鎮壓的原因簡化成「幾本書」,看似「過度反應」,然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之荒謬,往往就在於威權統治者與體制的逾越法治與人權底線的作為。這正是我們應該質疑的地方。

但除了一兩次提到「警總」,這部電影並未清楚指明「加害者」。可我擅自認定那些創作者已透過那些犀利的影像符號,來暗示「黨國」。

例如,不論偌大禮堂裡的紅色血影、上吊或倒吊的學生,都明明白白地置放在孫文遺像與中華民國國旗之前。這畫面出現了數次,幾乎與儲藏室裡大幅的孫文遺照出現頻率一樣多。孫文是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但與台灣威權統治無涉,反倒被視為獨裁者的蔣介石相片在黑暗中的辦公室裡閃過一次,就再也沒出現。在蔣介石還在世的時期,唯有孫文與那面國旗象徵「黨國」,而黨國染下的血腥,只能讓孫文自己瞪大眼睛看看了——這當然是我的腦補。

「黨國」除了影像化,也從工友老高的嘴裡證陳「黨」對他的苛刻——只聽他喃喃自語如何忠黨愛國,跟著黨南征北討,卻因借了讀書會師生鑰匙,而被黨視為匪徒的協力者,讓他忍不住動怒掐著魏仲廷的脖子,要求他向黨澄清自己不是共匪。

台灣社會普遍認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多為本省人,轉型正義亦是屬於本省人的「操作」,但在《返校》中不忘提醒,不論方芮欣父親那樣的高階軍官,或是老高這種底層榮民,在這個黨國體制下,隨時都可以被肅清與處置。

但只要能夠清除一二,「國家會感謝你的。」

於是,我們再來談「國家」──國家在這部電影中既無具體指涉,更無形體,但我卻暗自認定「鬼差」就是「國家」的象徵。

第一次看《返校》時,我很自然將身穿軍服的鬼差當成警總的化身,這個高大駭人的怪物以追捕為任務,凡抓到就痛毆虐打或勒住喉嚨,人在垂死掙扎時頭會變成麻布套,就像真實世界中特務逮人的行徑。同時,鬼差出現必佐以「檢舉匪諜」等喃喃的口號,無魂無魄如同喪屍,只是一昧地複誦口號,只是顧著抓人,確實是忠黨愛國只會聽命行事的鷹犬。

但仔細想想,鬼差也可想像成「威權體制」的集合——包含複誦教條口號並內化於心的民眾都是參與者與協力者——片中每個與他相遇的角色,或出於恐懼奔逃,或逃避直視他的顏面(即鏡子),深怕真正的自己現形——在威權統治時期,人人都被迫在一個禁錮的社會裡,殘酷地直視自己做出的每一個選擇:背叛或忍耐,記憶或遺忘,最終活成一個逃避面對過去的「經驗者」。

但活下來,又豈能忘記?

方芮欣最後選擇直視鬼差,並對著他的臉大叫「我不要忘記,我要記得」時,鬼差的臉破碎,最終身體瓦解,呈載集體主義的禮堂地板也隨之分裂,我不由得大驚:這正是直面威權體制的錯誤,並永遠記得這一切發生⋯⋯不就是轉型正義嗎?

所謂的「轉型正義」,即是社會在民主轉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民主社會之所以要進行轉型正義,即是為了真正面對國家過去的威權作為,努力不要遺忘,國家也才不會重蹈覆轍,犯下同樣的錯誤。

套用米蘭昆德拉那不斷被引用的名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然而,看著包圍《返校》而生的爭論,不得不說,這個鬥爭,至今仍在進行。於是,這部電影最後給了一個與遊戲截然不同的結局,讓方芮欣因為「想起」而解脫,同時讓魏仲廷不顧一切活下去,好讓這段經歷得以後傳,並見證自由的到來。而這部電影也宛如這段歷史的中介者,透過影像,擴散到市場,讓記憶得以傳遞。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作為一個解嚴世代的後輩,我也想替那些活下來且身心傷痕累累的前輩的傳遞訊息:他們這輩子都在問自己做錯了什麼,究竟是誰害了他們,害死了他的朋友?心裡的傷口至今不能撫平,只求國家告訴他們真相。但至今未能得償。

承受這苦痛的,不只當事人而已,我曾閱讀到一份資料,執筆者已風燭殘年,躺在療養院裡,用僅剩的力氣向國家提出賠償。這位老先生的獨子,青春正盛時在回家路上被軍警抓走,從此不回,再見時,身上滿是彈痕,屍體泡在福馬林水裡。但他說自己要的不是錢,這些錢是納稅人的錢,該做出賠償的應該是國民黨,而他之所以提出申請,無非想請國家回復我那獨子的名譽,也想請國家提出證據,證明他兒子確實該死,或是證明他兒子枉死。

遲至民主化三十年,才首次由官方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即使困難重重,仍勉勵前進。但前輩衰退的快,和時間的競賽讓人心驚(電影上映這日,史明去世,隔天是轉型正義先行者謝聰敏前輩的告別式,相當巧合)。《返校》在這時出現,或可彼此激勵:永遠有人在接力。

這是一個充滿故事的時代,也考驗著每個說故事的人的決心與膽識。然而,如前所述,正是這麼一個生而自由的世代,所以我看見的是,赤燭與電影團隊挑戰這一切的勇氣──創作者架構了一個絕對虛構的世界,說的卻是一段有歷史基礎的故事,如我先前所述,這段歷史直到今天仍是意識形態對壘之域,這意味著,這部商業電影要挑戰的是當下的政治現實,測試的是當代社會理解、含納這等尖銳真實的可能性。《返校》團隊不可能避開這個難題,就像轉型正義在台灣遇到的挑戰一樣。

換句話說,隨著電影開拍的「政治不政治」的爭議,一直到上映前後,各種伴隨政治立場與歷史偏見的誤讀和評論,伴隨著《返校》而來,或許將會與電影本身一起成為互為論證的社會文本,某種社會驗證。甚至成為當代的某個註腳也說不定。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

#電影 #白色恐怖 #返校 #阿潑 #轉型正義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阿潑
圖片提供牽猴子
責任編輯溫若涵

推薦文章